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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论德国民法的二元错误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英文标题】 On the Two—layer Mistake Institute in German Civil Law and Its Meaning for China
【作者】 张金海【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
【分类】 立法学
【中文关键词】 错误;表示中的错误;意思形成中的错误;双方动机错误
【英文关键词】 mistake;mistake in declaration;mistake in intent formation;mistake in motive of two parties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6)10—0176.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10
【页码】 176
【摘要】

德国民法错误制度的适用对象包括了表示中的错误及意思形成中的错误。具有清晰的二元特征,另外就这两种错误分别规定了错误方可以获得救济的条件。其不足之处主要是对表示中的错误限制得不够严格,以及未充分考虑相对人的因素。我国现行民法中的重大误解制度问题颇多,今后可在吸取德国民法错误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不足的基础上设计出合理的错误制度。

【英文摘要】

The applying scope of the mistake institute in German civil law includes mistakes in declaration and mistakes in intent formation,so this institute has clear two—layer character..It also prescribes the conditions when the mistaken party can have remedies.The defects of German mistake institute are mainly:the conditions for rescission when mistakes in declaration happen are lenient and it does not fully consider the situations of the other pary.The mistake institue in our civil law has many problems.In the future,we can design reasonable mistake institute by drawing the advantages of German mistake institue and avoiding its defec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469    
  
  

德国民法错误制度是大陆法系错误学说历史发展的产物,适用对象明确,重要性判断标准清晰,此为可借鉴的优点,另外,亦有其不足,主要的是未充分考虑相对人的因素。本文拟考察德国民法错误制度的由来,分析其二元构成的内容并予以评价,以有裨于构建我国民法的错误制度。

一、德国民法错误制度的由来

(一)罗马法错误制度

罗马法错误制度是德国民法错误制度的源头。早期罗马法具有严格的形式主义特征,无论是单方行为还是双方行为,重要的均为形式而非意思。经长期发展,意思因素日益受到重视。比如,产生于共和国晚期的合意契约明确地以合意为必要。另外,要式行为尤其是要式口约,以及要物契约等也逐步看重意思因素。在此背景下,错误或者说认识与事实不符成为重要的意思瑕疵类型。概括来说,罗马法错误制度的特点是将错误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有些类型的错误是重要的,会导致不合意(dissensus),契约从而无效,而另外一些类型的错误则是不重要的,不影响合意,契约的效力因而不受影响[1]。

其错误的类型有:交易性质错误(error in negotio)、标的错误(error in Corpore)、数量错误(error in quantitate)或价款错误(error in pretio)、当事人错误(error in persona)、质量错误(error in qualitate)、名称错误(error in nomine)、本质错误(error in substantia)等。交易性质错误、标的错误会导致不合意,契约无效。质量错误、名称错误不影响合意,契约有效。数量错误或价款错误、当事人错误是否影响合意不可一概而论,尚须视具体情形而定。申言之,数量错误或价款错误如会对错误方造成损害,则契约无效,反之则否…。当事人错误可进一步分为两种:一是把当事人其人弄错了,一是弄错了当事人的资格或才能。就前一种而言,如法律行为的订立重视当事人其人的,则为重要错误,会影响合意,反之则否。就后一种而言,一般属次要错误,不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但对于才能的有无,则属重要错误{2}。在本质错误方面,古罗马的法学家们对于其含义为何、后果如何有较大分歧,情况甚为复杂[2] 。

应看到的是,罗马法错误制度远非精致。自现今德国法的立场看,因错误而导致合同不成立,错误发生在表示阶段或者错误发生在意思形成阶段等显然有别的情形在罗马法中并未被区分开。

(二)《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前的错误制度与学说

罗马法复兴后,共同法[3]的错误制度沿袭了罗马法,基本内容是:合同需要合意,错误会导致不合意,从而合同应无效,但是只有重要的错误才有此效力,不重要的错误则否。自然法学者试图将整个的错误学说置于新的、更为理性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合同建立于两个一致的意思表示(declarationes voluntatis)的基础之上,而每个意思表示又有两个组成部分,即表示(signum volendi)和意思(volitio)。如此始有可能将不合意与单方面的错误进行区分并将错误解为意思表示两个组成部分的不一致或冲突{3}。但自然法学者在意思与表示何者为重方面有分歧。格老秀斯及其追随者重视的是意思,在错误问题上立场比较宽松。为与此立场相适应,出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考虑,他们已对相对人获得损害赔偿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承前启后的是萨维尼的错误学说。他明确区分了两种错误,即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Nichtubereinstimmung von Wille und Erklarung)与动机错误(Irrtum im Beweggrunde)。他认为,在意思与表示不一致之时,只有意思的假象,意思表示应当无效,因为归根结底意思应被当作唯一重要的、起作用的因素。可见萨维尼是从单方面的意思表示的角度来分析错误问题的,而罗马法及共同法则均从合同人手,认为重要的错误会导致不合意,合同从而无效{4}。动机错误是指意思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或者说认识与事实不符。这种错误原则上是不重要的。理由是人们在相互对立的决定之间做出选择的自由并未受到限制,动机错误没有否定自由的意思表示的存在。为限制因意思与表示不一致致使意思表示无效的范围,萨维尼沿袭了罗马法以来的传统分类,如交易性质的错误、标的错误等。在他看来,并非所有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都会导致意思表示无效,只有那些传统上认为重要的错误类型方有此效力。萨维尼不重视相对人的利益,即使错误方有过错,相对人也无权要求损害赔偿。值得注意的是萨维尼关于特性错误(Eigenschaftsirrtum)的看法。他本人是将特性错误与本质错误(error in substantia)二词等同使用的,但实际上其所称的特性错误比罗马法上的本质错误含义要广,因为特性并不限于物质材料方面的。他认为特性错误不是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一般地是不重要的,但如果履行标的的特性与错误方的设想不同,以致完全是另外的物,则特性错误可以使意思表示无效。特性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关系在萨维尼那里不甚明朗,这是导致后来德国学者在特性错误是否属于动机错误问题上一度发生争论的一个原因。

19世纪后半期,德国学者在错误问题上争论不断。有些学者严格地贯彻意思说,并抛弃了传统的用以判断错误是否重要的分类。他们认为,错误重要与否的标准仅是意思与表示是否一致。齐特尔曼(zitelmann)是这类学者的代表。他把重要错误,亦即意思与表示无意识不符的情形进一步区分为二:一是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意识(Abswesenheit des Bewuβtseins uber das eigene Tun);一是对法律后果缺乏认识(Abwesenheit der Vorstellung uber die Rechtsfolge)。这一分类后来为《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的第1款所接受,成为现在所说的表示错误与内容错误。与重要错误成对照的是动机错误(Irrtum im Motiv),特性错误属于动机错误,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4}。另外,有学者自错误方的过错着眼,提出有过错的错误不重要的观点,但在每种过错均导致错误不重要或仅有重大过失才会导致错误不重要的问题上是有争议的。还有一些学者在受缔约过失理论影响,提出有过错的错误方应负有损害赔偿义务的观点。后来,以错误方是否有过错为标准判断错误是否重大的观点未获广泛认同,相应地,不论过错方有无过错均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看法出现了,并最终体现于民法典。

(三)《德国民法典》错误制度的确立

因错误学说历史绵长、错综复杂,《德国民法典》在制定的过程中就错误问题也出现过反复。第一草案的态度是:在存在重要错误的情况下意思表示无效,而不是可撤销,并且依传统的分类来界定错误的重要性,不难看出这是萨维尼错误学说的产物;动机错误(特性错误属之)是不重要的{3},这显然采纳了齐特尔曼的观点;表示中的错误如果是因重大过失而造成的也是不重要的,除非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错误的存在,这一点体现了自错误方的错来判断错误重要性的思想;在错误方的损害赔偿责任方面,以其过失为前提,这与缔约过失理论密不可分。第二草案改变了立场,在错误问题上倚重意思说,抛弃了传统的错误分类,将特性错误作为动机错误不具有重要性的例外加以规定,并规定错误方的损害赔偿责任不以过错为要件,相对方的明知或应知对于错误是否具有重要性并不重要,但可使错误方免除损害赔偿责任。其相关规定后成为民法典条文。

《德国民法典》规制错误制度的主要条文是第119至第122条。第119条为:“(1)在发出意思表示时对意思表示的内容产生错误或者根本无意发出包含这一内容的意思表示的人,如果可以认为其在知道事情的状况(Sachlage)并合理地评价情况(Fall)时就不会发出该意思表示,可以撤销该表示。(2)关于在交易中被认为重要的人或者物的特性(Eigenschaft)的错误,也视为关于表示的内容的错误。”[5]第120条为因误传而撤销。第121条及第122条则分别是对撤销期间与撤销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另外,由学说与判例发展起来的双方动机错误制度,在债法修订之后被规定在第313条第2款。依学理,第119条第1款、第120条所规定的为表示阶段的错误,第119条第2款及第313条第2款所规定的为意思形成阶段的错误。

二、表示阶段的错误法小宝

人们在形成了为某种法律行为的意思之后,还必须将其表示出来,停留于内心的意思不具法律意义。在从事表示行为的这个阶段,可能会发生错误。这种错误即是通常所说的意思与表示无意的不一致。在阐述表示阶段的错误之前,必须将那些看似存有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实则不适用错误规则的情况区分开。

(一)根据解释规则及诚实信用原则不适用错误制度的情形

在德国民法上看似应适用错误制度其实不然的情形有二:一是通过解释来确定合同的内容从而排除错误规则的适用;一是虽的确有意思与表示的无意识的不符,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撤销权被排除。前者体现了解释优先性,具体又可以分三种情况。一是通过解释确定实际上不存在合意,结果是合同不成立,从而不适用错误规则,如双方当事人使用了不同的表意符号,合同不成立易于认定。复杂的情形是:双方当事人使用了相同的表意符号,但该表意符号是多义的,通过解释亦无从认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合意,此时合同不成立,故不存在错误及撤销问题。例如,双方约定价款为一万法郎,但卖方所指的是瑞士法郎,买方所指的则是比利时法郎。由于法郎一词的多义性,经解释无从认定双方达成了合意,故合同不成立。二是双方当事人均使用了错误的表意符号,但真意是一致的,这时合同内容依共同的效果意思而定,不适用错误规则。此即错误的表示无害(falsa demonstratio non nocet)。著例为帝国时代的一个案子。在该案中卖方向买方出售了214桶Haakjoeringskoed,此词在挪威语中为鲨鱼肉之意,但买卖双方均认为此词意为鲸鱼肉,他们想买卖的也是鲸鱼肉[引。据解释规则,买卖鲸鱼肉的合同成立,错误规则无从适用。三是表意人使用了错误的表意符号,但相对人知道表意人的真实意思,此时合同依表意人的真实意思成立,也不应适用错误规则。比如卖方本欲出价11000欧元,但却错误地出价10000欧元,但买方经过谈判已清楚地知道卖方的真意为11000欧元,此时据解释规则合同价款为11000欧元,不适用错误规则。

另外,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有时虽出现了无意识的表示与意思不一致,但表意人却不享有撤销权。具体可分为:第一,表意人在表示阶段发生了错误,但是依据规范解释所确定的客观意思比真实意思对表意人更为有利,此时表意人无撤销权。比如,表意人本欲出价10000欧元,却错误地出价11000欧元,相对人进行了承诺。合同在11000欧元的价格上成立,表意人不能因以后可能以比11000欧元更高的价格缔约而享有撤销权。第二,表意人的表示较其真意不利,相对人本不知错误的存在,但在得知表意人的真意后同意按依其真意确定合同内容,表意人的撤销权即被排除。在这两种情形,表意人未因错误而遭受不利,其想行使撤销权是因想以更有利的条件与他人缔约,依诚实信用原则排除其撤销权使得表意人不享有“后悔的权利(Reuerecht)”。

上述根据解释规则不适用错误制度的情形限制了错误(表示阶段的错误)制度的适用范围,而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不得适用错误规则的情形则是排除了错误方本可享有的撤销权。

(二)表示错误、内容错误与误传

依表意人对其所使用的表意符号是否有认识为标准,表示阶段的错误可以分为表示错误(Erklarungsirrtum)与内容错误(Inhaltsirrtum)。另外第120条所规定的错误传达与表示错误的情形极为相似,并准用第119条的规定,一般也归人表示阶段的错误。按民法典的措词,表示错误是指表意人根本无意发出包含这一内容的意思表示。在发生表示错误时,表意人对于其实际上所使用的表意符号是没有认识的,亦即不知其所表示出来的究竟为何。常见的表示错误包括了误说、误写等情形。前者如欲买甲物而说成买乙物,后者如将1000元错写为100元。

内容错误指表意人在为表示时对意思表示的内容发生了错误,易言之,表意人对自己所使用的表意符号有认识,但对于该表意符号的真正含义发生了错误。这方面的著例为卷筒卫生纸案。在该案中,某女子中学的副校长为学校订购了25罗卷(25 Gros Rollen)卫生纸。她以为25罗(Gros)卷乃25大卷之意。实则罗的意思为12打,25罗卷即为3600卷{5}。这个错误即为内容错误,她知道自己所使用的表示符号是什么,但不知道该符号的真正含义。

在使用传达人的场合,可能会出现错误传达(falsche ubermittlung,或称误传ubermittlungsirrtum)。此际准用表示错误的规定,表意人可以行使撤销权。第120条专就此做了规定:“意思表示由为了传达所使用的人或机构不正确地传达的,可以在与第119条错误地发出的意思表示相同的条件之下予以撤销。”[6]此条适用于表意人为发出意思表示而使用了传达人或者传达机构,而传达人或传达机构在传达时出现了错误的情况。具体言之,传达人可以是使者、翻译人员,传达机构则可以是邮局、电报局等机构(Anstalt)。传达人或传达机构不同于代理人。代理人虽然是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发出意思表示的,但实际上发出意思表示的人仍为代理人,只不过意思表示直接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而传达人或传达机构只是替表意人发出了意思表示,并无本身的意思。传达人或传达机构无意地进行了错误的传达之时,表意人须负责。其既使用了传达人或传达机构,自应承担传达不实的风险。但第119条第1款所规定的条件成立时,表意人可行使撤销权。有争议的是传达人或传达机构有意地进行错误传达时第120条是否适用。有些学者认为传达人的委任人仍应就有意的错误传达负责,因为其使用传达人同时就制造了故意误传的风险。通说则认为在这里并不存在委任人的意思表示,因此第120条并不适用,委任人也无需行使撤销权。故意地进行错误传达被视为无权代理从而适用第177至第179条无权代理方面的规定,委任人则可能负缔约过失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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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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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衻.罗马法原论·下册[M].商务印书馆,1994.670.

{3}Reinhard Zim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s—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61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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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2000.243,568,582,594.

{6}Helmut Kahler.BGB Allgemeiner Teil:Ein Studienbuch.C.H .Beth' 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98.S.147,谨防骗子

{7}Hans Brox.Allgemeiner Teil des BGB.Carl Heymanns Verlag,2003.S.199.

{8}Dieter Giesen.BGB Allgemainer Teil..Rechtsgeschaftslehre[M].Walter de Gruyter,1995.S.176.

{9}卡尔.拉伦茨.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下册[M].法律出版社.2003.523.535.538.

{10}孙美兰.情事变动与契约理论[M].法律出版社,2004.97,140.

{11}朱岩编译.德国新债法条文及官方解释[M].法律出版社,2003.144.

{12}何宝玉.英国合同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19.526.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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