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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商标“撤三”正当理由规则的适用与立法完善
【副标题】 基于近六年商标撤三判例的研究
【英文标题】 Application and Legislative Perfection of Warrant Rules on Three Years of Trademark Revocation
【作者】 陈红兰【作者单位】 安徽农业大学
【分类】 商标法
【中文关键词】 商标撤三;正当理由;不可归责;情势变更;司法适用;立法完善
【文章编码】 1674-9502(2016)04-026-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4
【页码】 26
【摘要】

有正当理由不使用商标可免除注册商标因“连续三年不使用”而被撤销,在当前普遍重视商标使用的主导思维下,正当理由抗辩对保住被申请撤三的商标的注册效力的价值更加突出。然而我国近6年的商标“撤三”诉讼数据表明正当理由抗辩适用极低,效果不佳。通过判例研究后发现,这既与正当理由规则立法模糊、正当情形举证难有关,更受商标行政机构和司法机关对正当理由规则的适用意见不一的影响,得从立法上予以完善才能让商标权人正确认识和援引正当理由规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826    
  注册后不投入使用的商标标识不产生价值,还徒增商标行政管理成本并耗占商标资源,因此实行商标注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都设置了商标撤销制度,撤销超过一定期限不使用的商标的注册,若商标不使用系于注册人意志以外的事由阻却,撤销注册则过于严苛,故又设有“正当理由”、“特殊情况”等不撤销例外。[1]我国也建立了“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以下简称“撤三”)制度,并将“没有正当理由”作为准许撤销的必备要件,运行14年来,正当理由规则的适用效果可从司法判例中窥视。
  一、近六年的商标“撤三”正当理由规则适用案件的整理
  (一)案件检索的说明
  我国商标法为商标撤三设置了四道救济程序:商标局的撤三审查、商标评审委员会的撤三复审、法院的行政一审和二审,上述程序的行政裁决文书和司法判决文书正是研究商标撤三正当理由适用的最佳素材。由于商标撤销行政文书不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之列,但其关键内容会在负有全面公开义务的行政判决文书之“事实认定”和“起诉理由”等部分再现,因此本文只择取商标撤三复审行政诉讼案,从中获取并对比同案中行政确认和司法适用的观点和结果,研究结果也是可行可信的。
  查阅司法文书,需凭借案由、管辖法院、文书信息库等基础信息,我国商标行政诉讼案由虽于2012年统一,[2]但撤三复审却与其他3种商标纠纷一起归入“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类案由;其管辖法院也几经调整,自2014年起一审管辖权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转归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和再审则保持不变;全国性的司法裁判文书的数据库及公开到2014年初才正式推进,之前的判决文书公开事宜则由各地区自行负责。故本次判例整理,先以两项关键词“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和“正当理由”在北京法院网对北京地区法院已上传的2010-2012年底的行政文书进行了检索,以求查阅到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为一审,高院为二审的撤三裁判文书;再在全国法院统一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司法裁判文书网以2013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6日为期间,搜索带有关键词“商标撤销复审”的行政文书。
  第一份搜索弹出103篇裁判文书,共有40个撤三复审行政案,其中提出正当理由抗辩的才4案,[3]无一抗辩成功;另63个案件为引证商标涉及撤三的商标争议行政案。第二份检索显示了98项纪录,仅有10个案件提出正当理由抗辩,[4]抗辩成功的为“宝岛”香烟商标案。剔除两部分案件中的同一商标的一审、二审和复审,共发现12案说明过正当理由,均历经四道程序,耗时颇长,被认可的为1案,正当理由规则适用率为8.6%,适用成功率为0.78%。
  (二)商标撤三案中正当理由适用的具体情况
  1.商标注册人主张的不使用商标的正当理由类型
  (1)政策性限制类理由。如国泰人寿案中的台湾产业政策限制和大陆地区的企业经营范围限制政策、宝岛案的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香烟准产目录限制、惠誉案的金融行政许可政策限制、三枪案二审中的汽车摩托车行业的市场准入政策和行政审批的限制。
  (2)破产清算类理由。如冰花商标案的企业改制,“大自然”案和沙芬娜案及三得利商标案的停产清算、旺顺斋商标案中的企业因道路改扩歇业和迁址等事由。
  (3)其他客观事由。如三枪案一审中的“上级单位未审批其商标使用方案”、兰桂坊案中的服务性质特殊不能显示商标、建准电机案中商标撤三行政机构未尽通知“提供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义务、“钻石”商标案提出的商标的确疏忽未使用但得保留商标权的主客观需求、信远斋案中的反侵权诉讼而阻碍使用商标。[5]
  上述裁判文书没有一例援引不可抗力理由,由于民法体系对不可抗力内涵规定明确,即便将来出现该类案件,商标法律理论和实务意见应该也比较统一。
  2.正当理由抗辩的结果类型
  (1)正当理由抗辩成功,商标不撤销。宝岛案中国家烟草专卖局对海南红塔公司宝岛香烟的暂停生产安排的指令文件属于政策性限制,且其他证据表明存在再产销的可能性,正当理由成立,维持商标注册。
  (2)正当理由仅于部分指定期间成立,商标因其余期间未使用而撤销。大自然案原商标权人长达2年的清算期不使用商标的正当理由被法院接受,但受让人的使用证据证明力太弱,两审法院都支持撤销商标。
  (3)正当理由不成立,商标使用证据不足被撤销。冰花、莎芬娜、旺顺斋三案中的“企业清算”理由,分别因清算期短对商标使用不构成实质影响、破产清算证据瑕疵、矛盾式举证而告败,“非改制非清算期”的商标使用证据不足而被法院判决维持商标撤销复审决定。惠誉、国泰人寿、建准电机案中的“政策限制”理由,所引用的政策不满足时效性和地域性、或没有达到完全限制商标使用的程序、政策限制作用的举证不能、无证据而被否认。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4)正当理由未被评述,商标因使用举证成立而维持。三得利案二审中商标权人于停业清算期许可他人在类似商品上使用商标被法院认定为有效的商标使用行为,故法院未再直接评判不使用商标的正当性,论证清算理由成立与否,三枪案二审亦如此。
  3.正当理由抗辩在各级程序中的采用情况和贡献力分析
  在商标局撤三环节中,仅有宝岛案采取了正当理由抗辩且一举成功,其余11案的商标皆因使用举证不力,被撤销的居多。
  在商评委撤三复审环节,虽有5案提及正当理由,却未改变到商标评审结果:宝岛商标的未使用正当性仍被认定,维持了商标有效决定;另4案的撤销商标决定不变,国泰人寿案也自认未使用商标,但“正当理由”证据没有关联性,其余3案还提供了指定期后期的商标自行使用和许可他人使用的证据,[6]大自然案特殊情况消除后的商标使用行为不成立,沙芬娜和三枪案“正当理由”证据欠缺合法性且使用行为不成立。没有采取正当理由抗辩的7案中有3案改裁,则是由于商评委与商标局对使用证据的证明力的认识不同而已。
  一审程序中,提出正当理由抗辩的案件增至10家,自认未用商标的增为4家,放弃正当理由抗辩的有1案。[7]宝岛商标正当理由仍被认可,值得一提的是,大自然案仍以使用证明为主,并未明显突出的说明正当理由,法院却主动肯定了部分期间的正当理由。其余8案的正当理由因证据瑕疵和证明期间等缘由抗辩失败。
  二审中12案全部采用正当理由抗辩,正当情势或为商标不使用的唯一理由,或为补充性理由。新增1案自认未用商标,3案不再自认未用商标却补充了商标使用准备证据。[8]除宝岛案外,其余案件的正当理由抗辩全部告败,主要是因为很少有客观事由能连续存在3年,另外商标权人若有意使商标有效,则早已在特殊情况时期主动启用商标和授权他人使用如三枪案和三得利案,而不是消极等待正当理由的庇护。
  由上可知,宝岛案自始承认商标未使用且采取正当理由抗辩,其他11案商标撤三诉讼策略随着案件程序的推进前后调整,正当理由抗辩只是商标权人的次优选择和救命稻草,使用上呈现低效性、终端性、矛盾性,受2010年最高法《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意见》的影响,二审中商标权人正当理由的举证还显露出结合使用准备的趋势。商标撤三正当理由抗辩缘何作用微弱,有必要追溯其立法,并审视司法适用。
  二、我国商标撤三中的正当理由规则立法追溯
  (一)我国商标撤三中正当理由规则的立法变迁
  在商标撤三正当理由的制度演变上,我国商标行政机关走在前,司法机关被动反应随后,最终才是立法机关的回应,并且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确认的正当理由规则内容存在差异。
  我国第一部《商标法》1982年就已建立商标撤三制度,正当理由规则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才将TRIPS协议中的商标有正当理由不使用的保留注册制度内化入2002年的《商标法实施条例》第39条第2中。要求商标局于撤三程序中“通知商标注册人提交该商标在撤销申请提出前使用的证据材料或者说明不使用的正当理由;期满不提供使用的证据材料或者证据材料无效并没有正当理由的,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但没有界定“不使用”和“正当理由”范畴,并留下了逻辑问题,以致于常出现被撤三商标权人同时提供商标使用材料和不使用的正当理由证据的滑稽现象。
  2005年12月3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联合发布部门规章《商标审查和审理标准》,依其第2部分第38页第5.4条的规定,在商标撤销案件的行政审理中,“以下情形视为注册商标未使用的正当理由:(1)不可抗力;(2)因政府政策性限制停止使用的;(3)因破产清算停止使用的;(4)其他不可归责于商标注册人的正当事由。”半年后,商标局发布规范性文件《提供商标使用证据须知》,其左列“关于商标的使用”第5条指出:“情况视为注册商标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一)不可抗力;(二)因国家政策限制停止使用的;(三)因破产清算停止使用的;(四)其他无法使用的情形。”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意见》第20项第3小项,将防止撤三的正当理由分为两类:一是致商标权人停止使用或者未能实际使用注册商标的不可抗力、政策性限制、破产清算等三种客观事由;二是其他致已有真实使用商标意图并且有实际使用的必要准备的商标权人不能实际使用注册商标的客观事由。
  2013年修订2014年5月1日施行的《商标法》将正当理由规则从行政立法上升为基本法律并保留申请撤销制度,取消了连续3年不使用商标的责令限期改正和商标局主动撤销制。于第49条第2款“连续三年不使用”前增添“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但未吸蓄上述的司法意见和行政规定来明列正当情形,只是在同步修订的商标法实施条例新增第67条,指明商标法49条规定的正当理由为:(一)不可抗力;(二)政府政策性限制;(三)破产清算;(四)其他不可归责于商标注册人的正当事由。
  (二)我国商标立法中撤三正当理由规则的差别
  上述法律规范中阻碍商标撤销的正当情形表象上都是4种:不可抗力、政策限制、破产清算、其他事由,仔细分析则会发现司法机关和行政机构的商标撤三正当理由规则差异不小,前紧后松,但立法机关和商标行政机构的认知基本一致,这可能归因商标事务的专业性和行政授权立法。
  首先,在正当理由种类的分层上,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将之分为四层的并列关系,前三是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后一是兜底性规定,制度给人宽松感觉,司法机关则分为两层,前三为第一层,后一为第二层,适用范围各有不同,给人以严格感觉。
  其次,在正当理由的内涵表述上,除不可抗力外,其他理由有细微改变。尤其是政策限制,其名称不断变化,2005年为“政府政策性限制”,2006年为“国家政策限制”,地方政策被剔除,10年去“国家”二字,改称为“政策性限制”,类政策式规定也可归入其内,范围扩大,2014年于前面加上“政府”二字,将不属于行政管理机关和没有获得行政管理职权授权的非政府组织出台的规定排除在外,范围较10年缩小,但仍宽于2006年。
  再次,在适用范围上,除不可抗力始终适用于商标不使用全部类型,其余正当情形的适用范围前后有变。2006年,政策限制和破产清算仅适用于“商标停用”,即要求商标曾经使用过,2010年后两者适用范围被司法解释扩展到“未实际使用”上,2014年又被扩大至商标不使用全部类型;至于兜底性理由,2005年底要求不可归责性,第2年即转为“其他情况”,自由度大为伸展,2010年司法机关进行缩小性解释,要求其他客观事由必须与商标使用意图和实际使用准备同时具备,才能被认定正当理由,2014年的行政立法又回归到“不可归责性”。
  宽松的商标撤销行政规定令人误以为保留商标的客观情况多,忽视商标使用,营造了“积极注册,怠于使用”的商标囤积氛围。商标撤销四审制和正当理由规则给予商标注册人充分救济的同时,也给商标潜在竞争者树立了维权栅栏,间接影响商标竞争秩序和商标消费者所代表的公众利益。于是司法主动修正制度弊端,针对撤三行政诉讼中正当理由的认定出台严格化司法解释。商标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对正当理由的认识在成文规范上表现不一,那商标撤三行政和司法实务中,是各自采纳标准,还是有所变通呢,有无破解冲突和求得融合的可能,得进行实务比较,以便商标权人实施商标管理。
  三、我国商标撤
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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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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