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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我国反黑刑法立法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作者】 姚建龙罗建武
【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反黑法治化;刑法依据;立法技术;立法模式;罪名适用;刑罚制度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2
【摘要】

从“严打”到“扫黑除恶”,我国反黑刑法立法不断完善,对提升反黑的法治化水平起着关键作用。在反黑刑事政策的影响下,四十年刑法立法经历了立法政策从单一从严到宽严相济、立法态势从应急活跃到常态稳定、立法内容从精准打击到深入全面的历程演变。概括而言,我国反黑刑法立法整体上符合刑法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在罪名体系、刑罚结构及犯罪组织认定上基本能够满足反黑司法实践,但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如立法模式单一、涉黑恶罪名适用标准不明确、惩治黑恶势力犯罪的刑罚制度不完备等。因此,刑法立法未来应当进一步提高立法技术,以丰富立法模式、统一涉黑恶犯罪罪名适用标准、完善惩治黑恶势力犯罪的刑罚制度,为正确、高效的反黑刑事司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法治化保障,依法保护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权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0008    
  
  

中国进行有计划地、阶段性地、集中式反黑始于1983年开始的“严打”斗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作为有组织犯罪的一种重要形态,可追溯至我国近代以来的帮会问题。[1]帮会组织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空前发展起来的,解放战争时期走向没落,新中国成立后帮会组织遭受到毁灭性打击。[2]十年文革期间,无政府主义盛行,法制荡然无存,各种造反组织打、砸、抢、烧、抄(家),社会处于严重混乱状态。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社会治安并未得到迅速、根本地扭转,其后几年里严重刑事犯罪频发,党和国家亟待重建社会秩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第一部刑法于1979年制定出台,并于次年元旦起实施,结束了我国没有刑法典的历史。

十年文革结束后迎来第三次犯罪高潮,刑事案件尤其是恶性案件态势严峻。邓小平在1983年7月19日同当时公安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3]从此“严打”成为我国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深刻影响着刑法立法与刑事司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国已集中开展三次反黑斗争,重特大恶性刑事犯罪迅速减少,社会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改善,这主要得益于刑法立法的不断发展完善提供法治化指引。进入新时代,反黑斗争面临新的挑战,回顾我国反黑刑法立法的历史变迁,反思存在的不足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对于进一步完善反黑法律体系,提升依法、正确、高效反黑能力,均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反黑刑法立法四十年之变迁历程

1978年后我国迎来经济社会的重要转型发展期,加之十年文革的遗毒尚未根除,严重刑事犯罪依然高发,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紧急制定的1979年刑法已无法满足当时社会治理(控制)的客观需求。与此同时,从1983年开始我国进入集中式强力反黑时期,为避免陷入弊端诸多的“运动式”反黑,对刑法立法的修订与完善提出更高要求。刑法立法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反黑刑法规范体系逐渐完善,法治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我们可以从刑法修订的时间、模式、内容等视角来看我国反黑刑法立法的发展进程。

(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专门立法活跃阶段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于1979年,其中也涉及诸多反黑可以适用的罪名,但实际上正式的反黑刑法立法是以1983年“严打”为标志。[4]针对严重的犯罪状况和恶劣的社会治安状况,仓促颁行的刑法典已不能适应“严打”提出后国家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司法实际。因此,大量的单行刑法出台,从1983年“严打”到1995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累计出台20部单行刑法,[5]其中直接涉及反黑的规范共有5部。[6]当然,在当时其余的单行刑法对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梳理单行刑法立法时期的时间要素,可以发现以下特征:(1)出台时间间隔短、频率高。从1983年第一个“严打”的单行刑法规范出台后的12年间,我国一共出台20部单行刑法规范,平均7.2个月就制定一部,其中间隔短的仅为2个月零3天,同一天出台2部的也不在少数。(2)通过时间、颁布时间和生效实施时间几乎都为同一天,多直接表述为“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即采取即时生效模式。这一方面是由于规范内容较少,另则也是为了能够及时填补司法适用的需求。从以上两个方面的时间要素特征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黑刑法立法处于相当活跃时期,呈现出有针对性地频繁立法现象。

从立法内容来看,根据与反黑直接相关的5个单行刑法规范也可以明确该阶段刑法立法的特点。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要求对于流氓犯罪、故意伤害、打击报复行凶、贩卖人口、涉枪涉爆、反革命活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等犯罪,要在法定高刑以上判处刑罚,直至死刑。其后更是针对涉淫秽物品犯罪、毒品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门出台单行刑法。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1983年开始的“严打”对象范围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案件,但已经明确提出了将流氓团伙或者其他犯罪团伙作为打击的重点。至1986年底为期三年的“严打”斗争结束,全国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000个,查处的团伙成员876000人。[7]从整体上来看,不仅重视对严重刑事犯罪的立法完善,也极其重视对社会风气的重塑。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反黑刑法立法呈现出活跃、精准、异常严厉等多重特点。

(二)二十世纪末期:体系化修订完善阶段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由一部刑法典、22部单行刑法构成的刑法规范体系,反黑刑法规范的总体格局也保持着相对的一致性。由于1979年刑法出台仓促而存在的诸多不完善之处以及单行刑法纷繁复杂带来的刑法规范适用不统一、缺乏权威性等问题,对旧刑法进行全面的系统性修订已迫在眉睫。鉴于此,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于1997年3月14日表决通过对刑法典的全面修订。在保留1979年刑法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对其实施以来颁布的22个单行刑法进行合理吸收,章节结构更加合理,罪名体系更加完善。就反黑刑法立法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取消了刑法典总则中关于“指导思想”的表述,其中包括“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以及“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表述,使我国刑法祛除了明显的“严打”刑事政策色彩,弱化了刑法立法的阶级斗争属性,为我国刑法立法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广阔空间,也符合刑法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来自北大法宝

二是在刑法典总则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三个刑法基本原则。前者对反黑刑法立法的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反黑斗争必须在依法的前提下进行。后二者对于反黑刑事司法也提出要求,不论谁只要属于黑恶势力,从事黑恶势力犯罪活动,都应当予以打击。同时,在刑罚的适用上,也不能突破现有有效刑法规定予以严厉打击,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科学、合理地对疏漏之处予以完善。

三是在刑法典分则当中,一方面,将类罪名“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罪名减为12个,罪状表述更加与时俱进,符合实践需求;另一方面,扩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分解“流氓罪”,对1997年之前颁布的单行刑法的内容进行移植吸收。[8]至此,我国的反黑刑法罪名体系更加的科学、完善,对于反黑刑事司法尤其是罪名的正确理解与高效适用都起到重要的依据和指导的作用。

此次刑法典的全面修订是一次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的全面完善,我国的刑法立法从根本结构和理念上趋于稳定。我国反黑刑法立法也随着统一和相对完备的刑法典的生效实施而逐渐走向统一、稳定阶段。此后的反黑刑法立法,将不会再出现大规模的全面修订完善,更加不会出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严打”时期反黑刑法立法极度活跃的现象,犯罪化趋势也将逐步实现相对稳定,这也是我国刑法发展逐渐理性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及其当然结果。

(三)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全面稳定发展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前期的反黑斗争效果显著。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呈现出隐蔽性特征,如违法犯罪手段网络化与信息化、披上合法外衣——“漂白身份”、拉拢政权中的腐败分子充当“保护伞”、极端恶性暴力犯罪活动下降以及黑恶势力犯罪“软暴力”倾向等等,这些突出的新问题对反黑刑法立法提出新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经历了对1997年刑法典的全面修订,我国的刑法体系总体上也趋于完善,刑法完善方式以刑法修正案模式为主导,进入成熟稳定发展阶段。对刑法规范进行司法适用解释也成为刑事司法正确、高效开展的重要前提。在此种背景下,我国反黑刑法立法的完善也进入了修正案与司法解释相结合的时期。从1997年刑法实施至今,我国总共通过10个刑法修正案,其中与反黑直接关联的主要涉及4个刑法修正案:

其一,《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6月29日实施)。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在刑法第303条新增一款,增设开设赌场罪;完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主要是增加行为对象、兜底性行为方式条款以及情节严重的法定刑;完善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新增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犯罪等三类上游犯罪。

其二,《刑法修正案(七)》(2009年2月28日实施)。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完善绑架罪,增加绑架致人死亡、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方式及绝对确定的死刑法定刑,并且增加罚金刑。绑架杀人犯罪曾经是黑恶势力犯罪集团满足其非法要求的重要途径,完善绑架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并加重刑罚,有利于增强打击惩治绑架犯罪活动的刑法力度。

其三,《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5月1日实施)。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在总则当中新设限制减刑制度,将“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新增为不适用缓刑的对象,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纳入特殊累犯范围,将符合一定宣告刑的“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适用不得假释的规定;在分则中主要是完善走私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提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法定刑并明确其法律特征,[9]完善协助组织卖淫罪以及完善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法定刑。

其四,《刑法修正案(九)》(2015年11月1日实施)。涉及的内容包括:完善危险驾驶罪(飙车入刑)、抢夺罪(多次抢夺)、妨害公务罪(暴力袭警入刑)、绑架罪(故意伤害被绑架人),新增扰乱国家机关秩序罪和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完善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法定刑及数罪并罚规定,完善毒品犯罪行为方式规定及其法定刑,完善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

通过以上系列刑法修正涉及的反黑刑法规范修改来看,犯罪罪名体系的完善主要是增加行为方式,提高法定刑,新增罪名极少。在修改的频率上,短间隔2年2个月,长间隔4年6个月;在通过及生效实施时间上,前两者为公布之日起生效实施,后两者由于修改条文较多,为隔时生效实施。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刑法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犯罪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伴随“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在刑法依据尤其是罪名体系及刑罚制度已经相对完善的情形下,如何正确理解、高效适用相关刑事政策文件与刑法规范成为新时代反黑刑法立法的重要内容。为了提高“扫黑除恶”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实现预定目标和成效,两高两部于2018年1月出台《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总体上强调依法、准确、高效、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要求宽严相济、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具体而言,一方面,更加深入、全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行为方式的认定作出更加明确、细致的规定;另一方面对恶势力及其犯罪集团、利用软暴力实施犯罪、非法放贷讨债、“保护伞”等突出问题提出意见。此外,还提出依法处置涉案财产,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为进一步扎实开展“扫黑除恶”斗争,2019年4月两高两部连续出台四个联合司法解释,[10]细化2018年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加强“扫黑除恶”斗争的法律理解与适用,防止人为降低或拔高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

从1983年“严打”到“扫黑除恶”,我国反黑刑法立法发展历时四十载,经历了立法政策从单一从严到宽严相济、立法态势从应急活跃到常态稳定、立法内容从服务于精准打击到全面完善与加强司法适用并重的历史变迁。这表明我国的反黑刑法立法不仅在提供反黑刑法依据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并且也更加在顺应、促进我国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着积极影响。

二、反黑刑法立法四十年之基本内容

反黑刑法立法发展变化的四十年是我国总体刑法立法发展的缩影,是在反黑社会治理实践及反黑刑事政策影响下反黑刑法立法的自我完善,反黑斗争得到法治化保障,依法反黑成效显著。在这一过程当中,每一个重要阶段的反黑刑法立法都有其特定背景下的突出贡献,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初步形成反黑刑法立法罪名体系及刑罚结构

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典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紧急立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其在权威性和统一性上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但内容上的不完善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快凸显,这也是促使其后频繁制定通过单行刑法规范的重要原因。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反黑刑法立法完善的方向也应当是着眼于罪名体系和刑罚体系的不断完善。

一是罪名体系问题。1979年刑法分则部分共有8章,104个条文,而在罪名数量上,根据1981年高人民法院起草的《关于适用刑法分则罪名的初步意见》,刑法分则有罪名8类,共128个具体罪名,[11]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反黑罪名适用标准及体系。但我们认为,初期反黑罪名体系适宜以作为反黑开始标志的1983年“严打”为判断标准。具体而言,根据1983年9月2日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当时反黑涉及条文包括第一章反革命罪中第99条、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第112条、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第134条、第140条、第141条以及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第160条、第169条。同时,还新增1个条文,即传授犯罪方法罪,共计8个条文、9个罪名。打击对象涵盖流氓犯罪、涉枪涉爆犯罪、拐卖人口犯罪、故意伤害犯罪、利用会道门、封建迷信反革命犯罪、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以及传授犯罪方法,这些犯罪的共同特征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扰乱社会秩序。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反黑并非仅仅适用前述9个罪名,只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需要重点治理这几类犯罪。在1983年之后,由单行刑法新增的罪名共101个,其中直接涉及反黑的罪名新增21个,[12]反黑的内容主要包括涉淫秽物品犯罪、毒品犯罪、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以及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犯罪。至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反黑司法适用罪名体系。

二是刑罚体系问题。这里主要是指刑罚的轻重结构。1979年刑法颁行后的单行刑法尤其是直接与反黑相关的,其总体趋势体现“严打”精神,大幅提高有关犯罪的刑罚幅度,以符合从严从重的严惩要求。尤其是作为1983年开始“严打”的标志——《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突出的9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明确要求可以在法定高刑以上判处刑罚,直至死刑。也就是说可以突破当时刑法典总则规定的有期徒刑高15年的法定刑罚幅度。在其后直接与反黑相关的5个单行刑法中所涉及的罪名,与1979年的相关或相同罪名相比,也大幅提高了刑罚的幅度,如刑法第170条的罪名及行为方式得到丰富,并将高法定刑提高至死刑(原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还增加刑罚幅度(10年有期徒刑)、刑罚种类(没收财产)以及从重处罚的情形;刑法第171条的罪名及行为方式得到丰富,并提高其高法定刑至死刑(原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增加有关毒品罪名的刑罚幅度(7年有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刑法第141条的罪名及行为方式得到丰富,并提高其高法定刑至死刑,严惩拐卖妇女、儿童过程中的犯罪行为,包括收买行为、强奸行为、故意伤害行为等以及国家工作人员解救过程中的失职行为;刑法第140条、第169条的罪名及行为方式得到丰富,并提高其高法定刑至死刑。此外,还严惩相关的协助行为、单位犯罪行为。[13]通过这一系列的刑法立法完善,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刑法典罪名及行为方式单一、刑罚轻重结构失衡(普遍过轻)的问题,满足了当时反黑刑事司法实践对于法律依据的迫切需要,保证了“严打”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进行。

概言之,我国反黑刑法立法四十年第一阶段的的贡献性发展就是完善了罪名体系、丰富了行为方式、调整了刑罚轻重结构,使反黑刑法规范适用依据更加符合司法实践要求,为将来反黑刑法立法的继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实际上,在其他类型犯罪的刑法立法上,也经历着同样的根本性改变,总体上使得我国的刑法规范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全面,化解了1979年刑法结构和内容不完善带来的司法适用困境,为后来1997年刑法典的全面修改做好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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