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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司法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作用
【副标题】 基于对典型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观察【作者】 杜群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分类】 司法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5
【页码】 4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405    
  
  中国环境法治在经过近30年的发展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与资源保护体系和管理体制,以行政管制为主的环境治理也有效地遏制了环境的快速恶化。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增长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给环境和自然资源带来巨大压力,产生了突出的环境问题如:严重的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贸易增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面对环境资源破坏问题,企业不遵守环境法,政府没有履行应有的环境保护责任的现象仍十分普遍,也因此环境法被标签为“软法”。环境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必须更加关心环境立法的法律适用、遵守和执行的问题,也就是环境司法在生态文明和法治建设中的作用问题。以此为目的,本文在考察人民法院审理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环境污染侵权的典型案例和判决的基础上,讨论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在维护公民环境民事权益方面的贡献和局限。
  一、环境污染侵权民事归责原则的立法框架
  因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国家通常制定和适用特殊的法律规则和原则保护污染者的民事权益。严格责任原则是普遍适用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中的一个重要的特殊规则。严格责任在因果关系判断上,并不强调污染者行为违法性或主观过错。但是,从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到现在,中国环境立法对污染侵权严格责任的规定一直在变化。在环境法治早期即实施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的时期,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如其他民事案件一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在“奖励和惩罚”一章中,规定了环境保护一般法律责任。尽管这章的法条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和法院管辖权规定上是模糊的,但是至少已经为追究法律责任提供了原则性规定;而且,在没有特别规定的前提下,这些规定也意味着过错责任原则是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一般法律原则。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中国最早的正式的环境制定法),首次确立了环境污染侵权中的相对严格责任原则。然而1986年《民法通则》把过错责任规定为适用于所有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包括环境污染侵权—该法124条特别提及“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989年《环境保护法》是适用范围更广的环境基本法。它在环境污染侵权赔偿责任方面的立法延续了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确立的相对严格责任制度:所谓“相对”严格责任,是指该法将“自然灾害”和“立即采取合理措施”作为责任豁免的情形。这样,环境特别立法与普通民事立法在环境污染侵权赔偿责任原则方面的矛盾就产生了,这种不协调极大地妨碍着人民法院能动地适用环境特别立法的严格责任原则。法小宝
  在司法实践中,《环境保护法》41条第1款规定了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直接提起的民事诉讼享有管辖权,对不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的的民事决定也有司法审查权。但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工委颁布的《关于正确执行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42条第1款的答复(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做出的侵权民事处理决定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的审查对象。这条立法解释暗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处理是属于民事调解,而非行政决定。[1]由此,1992年以来,人民法院停止了对这类处理决定的司法审查,而是由民事法庭按照民事纠纷根据处理。
  2009年通过、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是中国民事侵权立法的里程碑性的立法。它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成就是坚持和捍卫了环境特别立法关于污染损害责任的规定,创设了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进一步承认了相对严格责任、因果关系责任推定、举证责任倒置等重要的法律原则,实现了环境特别立法和普通民事立法在污染损害责任问题上的立法统一。
  在考察法院在处理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司法作用的时候,笔者主要关注的是:在环境保护初期,环境制定法缺乏的时候,法院在遇到此类案件是如何进行司法审判的;以及在环境立法发展以后,普通民法与环境特别法存在矛盾的时候,法院又是如何适用法律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法院在环境保护中的司法贡献和局限。
  二、环境污染侵权中国第一案的审理:绝对严格责任原则的创新性适用
  王娟诉青岛市化工厂案是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起环境污染侵权案件。[2]原告王娟为被告员工,1978年7月1日,雷击导致被告工厂出现大范围氯气泄漏,附近10多名居民中毒,被送往医院医治。原告因吸入氯气中毒症状较为严重,住院治疗1年多时间。被告支付了原告所有的医疗费用,并赔偿了她的收入损失。原告后来被诊断出患有过敏性支气管哮喘,需要继续治疗。原告再次要求被告支付其医疗费用和收入损失,被告以过敏性支气管哮喘与污染事件不存在因果联系为由拒绝。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受理了这起案件。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一,原告在此次患病以前从未患过过敏性支气管哮喘,并且其本人无此类疾病之家族病史;第二,医学实验证明氯气中毒可致人患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疾病;第三,原告患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疾病的时间正是在青岛市化工厂发生氯气外溢污染事故以后。法院据此判定,原告的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系青岛市化工厂氯气外溢污染事故所致,故被告应对原告负赔偿责任。最后,双方当事人接受了法院调解,达成了赔偿协议。
  该案的审判即使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人民法院采用的裁判方法也是创新之举,值得称许。首先,虽然当时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对环境污染侵权没有明文规定适用严格责任(因此推定为仍然遵循过错原则),但是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实际上适用了绝对严格责任的标准。所谓的“绝对”是指它甚至排除了不可抗力作为免除责任的理由(在该案中,氯气泄漏是因雷击造成),也就是法院采行的是对受害人最为有利的法律原则。其次,在认定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时,举证责任并未加诸原、被告任何一方,而是由人民法院自己主动承担。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方法无疑有利于原告一方。第三,法院采用了演绎推理的方法,运用流行病学理论证明氯气泄漏导致了原告患过敏性支气管哮喘。[3]可以说,在当时我国可适用于环境侵权案件的法律规定不足或对受害人不利的背景下,该法院在审案过程中跨越了现有成文法的障碍,借鉴了日本法院对同类案例的审理经验,根据公平和正义原则做出了有利于受害人的判决。
  三、相对严格责任在司法践行中的困难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2年,法院陆续审理了较多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如“河新村渔场诉天津第二钢管厂案”(水污染给渔场造成损失)、“西安市灞桥区五星村诉西安电子厂案”(噪音污染造成的搬迁费赔偿)、“甘肃省乐都县人民政府诉青海省连城铝厂案”(因大气污染向乐都县受害者支付损害赔偿)、“青海省大通县四村诉青海省水泥厂案”(粉尘污染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等。[4]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判决基本上不是依据过错责任原则,而是依据相对严格责任原则。相对严格责任原则,需要人民法院对涉及因果关系、举证责任、污染影响损害赔偿评估规则等的因素给予一定的特殊考虑。
  在上述案件中,都有一个未明确的义务问题,即在适用相对严格责任原则时,举证义务如何分配。如果坚持一般民事诉讼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则与实施过错原则没有两样,对受害者维权不利。基于很多法院在裁判此类案件时仍然坚持原告举证,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有关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做出了回应,其第74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表明,尽管在环境污染侵权问题上普通民法与环境保护特别立法存在矛盾之处,但是法院仍应对环境污染侵权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然而,由于这项原则仍然不够具体,在污染者承担举证的范围和受害人的举证义务上仍属法官自由裁量的事项。而法院对这些事项的判定可能存在保护受害者或者保护企业这样两种完全不同倾向的法律适用。“浙江省平湖师范农场诉步云染化厂等五公司案”(以下简称“平湖师范农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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