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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
【副标题】 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省察
【英文标题】 Is the Science of Evidence Law a Science of Law
【英文副标题】 Review centered with research subjects
【作者】 易延友【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证据法学;研究对象;方法论;知识增长;统一理论
【英文关键词】 Science of Evidence Law;Research Object;Methodology;Knowledge Growth;Unified Theory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5)03—035—1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3
【页码】 35
【摘要】

通过对十年来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在知识的增长方面进行量化的考察,结果显示:一方面,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大部分仍然游离于法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这种研究既不能增长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无法增长法学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在有可能增长法学知识的领域,证据法学却又依附于法学的其他门类,从而丧失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方法论训练的缺乏及学术研究能力的有限,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为使证据法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必须加强研究者的方法论训练,从而提高该学科在增进法学知识方面做出贡献的能力,并朝着建立统一的证据法学理论的方向努力。

【英文摘要】

Through ten years’quantity review with respect to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 of evidence law,the result is that on the one hand,most of research on the science of evidence law in China has been in the position between the science of law and natural science.Such research can enrich neither the knowledge of natural science nor the knowledge of law.On the other hand,in the field of possible increasing the knowledge of law,the science of evidence law,however,attached to other branches of law and therefore lost its own value to exist independently.Being lack of methodology training and limited research ability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phenomenon.Therefore,in order to make the science of evidence law an independent legal subject,researchers must get the training on methodologies to make the subject contribute to the legal knowledge and strive to establish a unified theory of evidence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45    

古德曼先生曾经向内务大臣问道:“您曾经注意过有关证据的科学吗?’内务大臣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很难说证据是一门科学;我把它看成是一个常识问题。”“请您原谅,先生。”古德曼回敬说,“我认为,证据科学是科学中之最为精妙最为繁难者。它实际上是科学中的科学。”[1]这段曾为威格莫尔引用的话,曾经引起众多英美证据法学家对证据法学学科属性的思考。笔者亦曾为证据法学乃至整个法学学科是否属于科学的问题而疑惑。然而,在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之后,笔者已经不再试图追问证据法学乃至法学是否属于科学这样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位法学的研究者,总是试图使法学具有科学的品性,纵然精神可嘉,但若是能够从科学主义的阴影中大步走出,从而寻求一条适合自身的道路,似乎更加具有吸引力。

因此,本文关注的焦点也就不是证据法学是否科学的问题,而是证据法学是否一门法学、以及它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的问题。在此问题的指引下,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对我国证据法学研究的历史作一简单介绍,然后将以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为进路,考察目前证据法学界研究的主要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尽可能详尽的分析,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弊端,并对英美法系证据法学发展的历程作一精炼的概括,以期对我国证据法学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我国证据法学研究简史

中国证据法学的研究大约起自20世纪30年代,其标志是日本人松冈义正所著之《民事证据论》一书的翻译。该书共5章,第1章总论,概论证据的本质、意义、种类、目的物等;余各章分别讲述举证责任、自由心证、证据手续及各种证据方法。[2]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证据法论著,则首推周荣编著的《证据法要义》一书。该书共11章,除绪论讲述证据的定义及证据的性质、范围、学说、分类外,其余各章分别讲述举证责任、证据调查、人证、鉴定、书证、勘验、证据保全、证据的评价等专题;全书以中华民国证据法为根据,略述英美证据法,并于每章末附中外判例{1}。整个中华民国时期,与证据法学有关的出版物,主要以这两本著作为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深受苏联影响,证据法学的研究一开始主要以译介苏联的证据立法和相关理论为主。其中第一本出版物就是维辛斯基的《证据法理论》{2},其次则是其他苏联法学家的理论著作。[3]一直到1957年以前,证据法学的研究都还比较正常,[4]但1957年以后,该领域的研究已经深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对于证据学的研究也主要是为阶级斗争这一政治目标服务。[5]

20世纪80年代初期,证据法学的研究重新燃起了生机。这阶段出版了一些专著[6]和教材,[7]和一些普及型读物,[8]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9]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学术可以说空前的繁荣。在证据法学研究方面,简单地统计一下,以“证据”为书名的著作就达几十种,每年发表于各类期刊的文章也不下数百篇。在各种出版物中,就其大概形势来看,仅教材就有十余种,[10]理论性专著几十种,[11]实务型著作若干种,[12]有关立法建议的著作若干种;[13]与此同时,译介国外证据法的著作也逐渐增多。[14]尤为重要的是,证据法学还有了自己专门的刊物——证据学论坛{3}——虽然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刊物,但却是正规的连续出版物;而且就其目前的发展来看,似乎生命力也还比较旺盛。

就其内容来看,证据法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广泛。从文革前将证据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15]到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末期对无罪推定原则、自由心证制度等问题的学术探讨{4}{5},到21世纪初期对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反思{6},证据法学的发展可以说在教材的体系上是日益进步,研究的题材也日趋广泛,对有些论题的研究也是日渐深入,对于国外证据法的了解也经历了一个从不知不解并盲目批判到一知半解并盲目崇拜到日渐精解却徘徊犹豫的过程。所有这些,均反映了我国证据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与广阔前景。

二、研究对象的重要性

不过,虽然笔者对证据法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过去的数年中也曾为其“消得人憔悴”,本文的目的却并非为我国证据法学高唱赞歌。恰恰相反,本文正是试图指出这一日益成为显学领域的研究中存在的缺陷。不过,在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之前,完全忽略其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取的。平心而论,无论是老一辈法学家还是上一辈法学家,均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过贡献,有些还在进一步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本文必须在引言中予以交代的内容。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为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甚至不做任何反思。事实上,目前的证据法学研究状况可圈可点之处不多。尤其在知识与学问的增长方面,该领域的研究者的确尚无显著的建树。卡尔·拉伦茨曾经指出:只要我们把学问理解为一种为获得知识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活动,那么,法学也是一门学问{7}(P.20)。如果学问就是为获得知识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活动,那么,证据学也算一门学问吗?如果算,那么,它也是一门法学吗?如果是,那么它能够提供法学的知识吗?如果能,它提供的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学知识?

应当说,迄今为止,证据法学并没有成功地回答这些问题,甚至还没有明显地意识到这些问题,从而导致证据法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繁荣昌盛(正如整个中国法学界所呈现的那样),而其中却包含着大量浮躁与虚饰的表象。这一现象,突出体现在证据法学领域的研究论题即研究对象方面。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一个基础性的根本问题。因为它直接决定着这门学科的发展前途——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它直接决定着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提供独立的知识、能够促进知识的增长。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笛卡尔曾经指出: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与其考察困难的对象——惟其困难,我们无从分辨真伪,只好把可疑当作确定无疑——倒不如根本不去研究,因为对于这些问题,增长知识的希望不大,知识减退的危险倒不小。”{8}(P.4)虽然,笛卡尔主张的是“探求真理正道的人,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能获得相当于算术和几何那样的确信,就不要去考虑它。”这实际上是惟科学主义的观点,对于社会科学尤其法学而言,其论断当然不足凭信,但是,其关于研究对象的确定应当立足于知识增长的观点,却是很有见地的。

研究对象的选择与确定,还反映着一门学科方法论的发展水平。近代学术上的进步,主要一方面就是方法论的发展。虽然仅有方法论的训练并不足以保证学术上的成功,但若缺乏方法论的训练就几乎不可能达到学术上的现代水准。一个研究者研究论题的选择,通常是由其所受的方法论训练程度所决定的。一个受过方法论训练的研究者,自然懂得如何限定其研究范围,懂得如何把要研究的问题安排得适合于做研究。从这个角度观察,研究方法的训练似乎比研究对象的选择更为重要。然而,研究方法的训练基本上是一个无法研究的课题,因为我们虽然可以考察研究者的学历背景,却无法知晓其所受方法论训练的具体情况:有时候虽然一个研究者具有大学博士学位,其所受的方法论训练却可能为零或者甚至是负数(因为将有些并非方法论的东西当成了方法论,或者将一些错误的东西当作了方法论)[16];而透过研究对象的选择,却可以大体上看出研究者所受的方法论训练。这是本文以证据法学研究对象作为考察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研究对象的选择与确定,还可显示出一门学科理论化的程度。通常,一个学科理论系统的建立,包含着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概念的制作,第二个层次是命题的建立,第三层次是理论的整合,第四个层次是统一理论的建构。[17]从理论建构的过程来看,最高层级的统一理论,是每一个学科所企图达到的目标,但是只有成熟的学科才能说实现了这一目标。通常,任何学术研究都会使用甚至提出一些概念,也可能在讨论一些命题,甚至也可能进行理论的命题与命题之间的整合。但是,仅仅作直观的观察,人们实在难以判断一门学科的理论是否成熟。从该门学科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却大体上可以看出这门学科目前努力的程度及方向。因此,对一门学科研究对象的观察与分析,还可以看到这门学科发展的成熟程度及可能的发展前景。

三、研究资料的确定与处理

为了对证据法学研究的现状作一个全面的了解,笔者除了大量收集有关证据法学的专著、教材之外,还对1994年至2004年(不包括2003年)我国法学界发表在核心期刊的有关证据法的论文作了一个粗略的调查。调查以中国期刊网[18]为数据来源,以“证据”、“证明”两个词,在“文史哲”、“经济政治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专辑栏目中,检索标题中含有“证据”、“证明”的论文。应当承认,这样得到的数据并不包括法学界对证据法学研究的全部成果,尤其是不包括非核心期刊以及其他以书代刊的出版物上发表的论文成果。笔者也承认,核心期刊的产生机制并非无可厚非,其中个别刊物所发表论文的学术水准也不是无可置疑。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存在,核心期刊往往是中国法学研究者发表论文的首选阵地;同时,就笔者所了解的实际情况而言,无论是诉讼法学还是证据法学领域的重头文章,也基本上都是发表于核心期刊,而且往往是比较“权威”的核心期刊。因此,笔者认为这些数据基本上能够准确地反映我国证据法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检索获得论文共626(“证据”)+361(“证明”)=987篇,将其中一眼即可看出不属于证据法学范畴的文章[19]予以排除之后,剩余论文共557篇。由于研究对象界定的困难及其分散甚至凌乱,对于数据的分类曾经是困扰笔者的一个大问题。最终,笔者确定以这些论文标题论述的对象作一个大致的分类,凡是问题比较集中的论文集合为一类,内容比较接近的也组合为一类,这样,整个数据被分为15类。其分布情况具体如表一所示。

表一:证据法学研究对象之分布

─────────────────────────────────────────────

序号 对象种类 论文篇数 所占比例

─────────────────────────────────────────────

1 证据的概念与属性 16 2.92%

2 证据法学的基本理论 17 3.11%

3 从总体上或从部门法整体角度对证据制度的研究 20 3.66%

4 证据立法的完善及模式选择 26 4.75%

5 证据种类、分类研究 15 2.74%

6 证据能力、证据效力、证据价值 21 3.84%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7 证明力、证据效力、证据价值 46 8.41%

8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37 6.76%

9 民事诉讼证据交换、证据先悉与刑事诉讼证据展示 32 5.85%

10 诉讼法规范理解、程序处理、程序性权利 43 7.86%

11 证据的保全 9 1.65%

12 证据的收集(取得、固定)   26 4.75%

13 证据的运用、采信、认定及审查判断 99 18.10%

14 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 95 17.37%

15 其他 45 8.23%

总计 547 100%

坦率地说,笔者的上述分类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因此需要作一些更加细致的解释。就第1类至5类所探讨的问题来看,其实都属于证据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尤其是第2类,通常在标题中含有“理论基础”这类字眼,有的甚至直接以“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作为其标题;但是由于第1类、第3类、第4类和第5类标题显示的对象比较明确,因此均单独列为一类。第6类是对证据能力和证据资格问题的研究。目前证据法学领域在概念的使用上实际是十分混乱的,这一点从表中的数据也可以看出,但据笔者的经验,证据能力通常代表英美法系的“可采性(Admissibitity)”概念;虽然仅从标题上看,并不清楚这些论文的作者是否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姑且假定如此。第7类是关于证据的证明力、证据效力和证据价值的探讨。如前所述,这些概念的使用是比较混乱的,尤其是“证据效力”一词,既可能代表证据的“可采性”(因为有可采性所以才有“效力”),但也可能代表证据的证明力。通过对其中数篇文章的具体观察,笔者还是将其归入证明力这一大类。第9类是对具体诉讼程序中的具体证据制度进行研究。第10类包括对一些具体法律规范的理解,比如《对刑事诉讼中“主要证据”的理解》等论文—也包括具体诉讼程序中对证据的一些程序性处理,比如证据应如何随案移送的问题,还包括当事人在程序中有关证据的权利的探讨等。它们与第11类当属同一类型的论文,但第11类论文的标题显示的对象也比较明确,因此也单独列出。第12类是对证据的收集、取得、固定进行研究,第13类是对证据的运用进行探讨:第14类主要涉及证明当中的基本问题。第15类是不好加以归类的文章.其中比较典型的论文标题包括《沉船案的证据问题》、《对知识产权诉讼证据的认识》、《非法刑事证据产生的法律思考》、《数字证据的程序法定位——技术经济视角的法律分析》、《计算机犯罪中的证据问题研究》、《新证据规定对银行诉讼活动的影响》、《数字证据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体系的影响》,《论我国测谎结论证据规则的构造》、《检察建议附证明材料效果好》,等。

以下就是对所获得数据的分析与评论。

四、研究对象显示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的异化

研究对象的异化,是指证据法学研究的有些论题,已经偏离了法学研究的基本轨道。

毫无疑问,证据法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必须要成为一门法学。卡尔·拉伦茨曾经断言:“法学”是指以每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7}(P.19)。也就是说,法学的研究对象毫无疑问应当是有关法律的规则。具体到证据法学来说,就是有关证据的法律规则—也就是证据规则。所谓证据法学,应当是对证据规则的意义进行探求的学问。当然,以证据规则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并非法学一种,还包括法理学、法哲学、法史学、法社会等学科(如图1所示)。[20]但是,法解释学应当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即使我们对法学作广义的解释,即,将法理学、法哲学、法史学、法社会学均当作法学的范畴.那么.证据法学的研究领域也只有拓展至有关证据规则的哲学原理历史渊源、社会效果等内容。

(图略)

图1与证据规测相关的学科

然而就表一所提供的数据来看,过去十年当中,我国证据法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一是证据的收集运用与审查判断,二是证明对象、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三是证明力、证据价值和证据效力。仅从数量上看,其中关于证据的收集、运用与审查判断的论文高居榜首,名列所有研究领域之最。还有一些不知应当归入何类的论文,其比重也占到8%。这些数据给笔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证据法学迄今为止尚未明确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证据法学的研究者对于自己应当研究的对象是模糊不清的,有些研究几乎一直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奔驰。

最明显的例证是关于证据的收集、运用与审查判断以及证据的证明力、证据价值、证据效力的研究。这一领域的论题占全部证据法学研究的20%以上。如果仅仅是一些实践部门的作者在研究这样的论题,或者仅仅是一些法学的初学者选择这样的论题,那么本文的批评也许就显得小题大做。然而实际上,这些论文的作者群并非完全是初学者或者实践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多著名的法学家也有这一类题目的论著问世。同时,在已经不屑于或者不急于发表论著的法学家当中,其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也有以此类论题作为研究对象的。[21]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那些代表中国证据法学主流研究成果的教科书,将会无一例外地发现,在目前流行的证据法学教科书中,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块内容。有的教科书专门对各种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进行论述,有的教科书则专门辟出章节论述“证据的收集、固定和保全”、“综合审查判断证据”,等等。有的教科书甚至专门在“运用一编对证据的收集、运用、审查判断做出论述。

无庸讳言,我国的诉讼法均对证据的收集、运用与审查判断作出过规定,如果上述这些以证据的收集、运用与审查判断为题的文章是在探讨诉讼法相关规定的理解、适用乃至批判和改进,那么,毫无疑问应当属于法学论文。然而问题是,上述论文显然并非就法律的规定进行理解、解释以及批判、改进等方面的研究。

首先,就证据的收集而言,绝大多数论文都并非从立法上对证据收集的规则进行理解性研究,也不是从批判和改进的角度进行的分析性研究,而是就特定案件中的证据如何收集、保全,或者就某一特定种类的案件应当如何收集证据(如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等),或者就某一特定种类证据的收集与固定(如言辞证据的收集与固定)等进行论述。其实从标题上看,这样的论文显然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因为就一种特定证据如何提取和固定,的确具有研究的价值,比如指纹的提取和鉴定,笔迹的鉴定,DNA的提取与鉴定等等,然而这些问题本身并非法学问题,而是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包括对特定具体案件应当如何侦查等问题,实际上属于犯罪侦查学的范畴,而犯罪侦查学就其学科属性而言,也主要属于自然科学而不属于法学。而这些发表在法学杂志上的论文,显然并非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论述这些问题,因此看上去就不伦不类。有很多文章光从标题上看,显然似乎是为了阐述自己办案的一些经验,然而写这些文章的人却通常并非司法一线中的办案人员。

其次,就证据的审查判断而言,无论刑事诉讼法还是民事诉讼法以及行政诉讼法,对于证据的审查判断这一问题的规定是十分原则性的,或者说干脆就没有规定,因为当代除了英美法系实行有限的自由心证,以及少数伊斯兰国家实行严格的“法定证明”制度以外,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这一问题均实行法官的自由心证。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自由心证,但是法官对于证据的审查判断主要由其内心的理性及其个人经验判断这一点,则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以证据的审查判断为题进行法学的研究,就应当主要以自由心证这一原则为对象,提出理解、解释、批判或者支持的理论。然而,从上述论文的标题来看,其论文论述的范围显然不属于上述范畴。恰恰相反,这些论文集中论述的通常是在具体个案中对特定案件的证据应当如何审查判断,以及对于某些特定证据应当如何进行审查判断的问题。例如“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等。问题在于,这些论文从这样的角度进行研究,其研究的属性究竟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若说它们属于自然科学,自然应当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上才符合逻辑;若说它们属于社会科学,它们提供的知识属性分明属于自然科学——说得不好听一点,这些论文实际上是在可怜的法学家面前卖弄很可能并不扎实的自然科学知识。[22]

再次,就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价值而言,它与证据的审查判断实际上是一个范畴领域的问题,均属于由法官自由判断的问题。“证据效力”这样的术语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含糊的术语,如果它是指证据进入法庭作为证据的资格,那么它应当属于证据的可采性问题;然而我国实际上迄今为止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发布过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解释,以及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不允许私录的资料作为证据使用以外,并不存在关于其他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而且即使就上述规定而言,它是否与英美法系中“可采性”属于同一概念,也仍然是可以探讨的)。因此,在我国目前的语境下,“证据效力”不可能指代“可采性”这一概念,而只能指代“证明力”这一概念。同样地,“证据价值”这一概念也只能指“证明力”。然而,如前所述,证据的证明力纯粹是一个由法官通过理性和经验加以自由判断的问题,因此就这一问题展开对单个证据的论述可以说毫无意义。

至于说证据的运用,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也无论是在哪一个具体的案件中,除了在英美法系由于存在着大量关于证据可采性的规则,因而迫使双方当事人在向证人发问时受到严格的规则约束之外,具体就某一个单个的证据运用而言,实际上并无章法可循。即使是在英美法系那些专门教授法庭询问和辩论技巧的著作中,也只能就作者的一些经验作为案例加以总结,但是很难谈得上有什么特别的规律和章法。对于研读这类著作的读者来说,也最多作为一个别人经验或教训的参考,若是将其奉为成规加以墨守,很可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甚至像赵括那样只会纸上谈兵,真正打起仗来却只能兵败如山倒。因为,有关证据运用和法庭询问、法庭辩论的技巧,只有通过实践而且是反复的实践才可能真正学会,即使有一些貌似有理的规则也必须分析具体的情况具体地加以运用,正所谓“兵无常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试图以它们作为法学研究的对象,岂能不误入歧途呢?

(二)研究论题对其他学科的依附性

从表一所引述的资料来看,这些关于证据法的论文中存在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研究对象的依附性。所谓研究对象的依附性是指作为一门学科,证据法学并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当然,也有学者对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归纳,例如,在一本发行甚广的教科书中,编者对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作了如下归纳:

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和具体内容应有如下几个方面:一、证据法及其证明规则……二、证据及其证据力和证明力……三证据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关系……四、证据制度及其传统文化背景……五、证据制度和经济制度、诉讼制度的关系……六、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的经验及其规律{9}(P.2—12)。

其他教科书对证据法学研究对象的归纳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从这些论述来看,除了其中第六项已经在前文中予以澄清,其并不属于证据法学应当研究的范畴以外,其他各项内容看上去并无特别的问题。

但是,若是回过头去再看看那些发表在核心期刊的论文,则实际上很难说证据法学目前的研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这些论文中,除了证据的收集、运用与审查判断以外,最多的论文集中于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的论述,以及对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若干与证据有关的概念的探讨。笔者并不排斥这些内容作为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然而问题是,如果这些内容属于证据法学研究的主体内容,那么,它和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乃至若干实体法学将如何区分?

首先,就诉讼法中若干概念的探讨而言,例如“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理解”、“对‘主要证据’的理解”、“刑事自诉证据制度的几个问题”,以及有关民事诉讼证据展示、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等问题,完全属于刑事诉讼法或者民事诉讼法研究的问题——事实上也正是由研究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法的学者(论者)来研究的。甚至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样的问题,本质上也可以纳入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领域——在英美法系,其证据法学的论著或教材,通常都很少探讨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问题,而在刑事诉讼当中,则主要就是探讨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因此,这些问题本质上均属于程序问题,不属于证据法学探讨的范围。

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其次,再就证明对象、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这些在证据法学理论界[23]探讨得最多的问题而言,它们理所当然的属于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证据法学满足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那么,它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品格将从何而来?如果它不具有一门学科的独立品格,它又如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事实上,在所有诉讼法学领域中,都将不可避免地要探讨这些问题。这也是人们看到主要是由诉讼法学者而不是其他学科的学者在探讨有关证据问题的主要原因。同时,不仅诉讼法学在研究这些问题,而且若干部门法学也在研究证明责任的问题。目前法学界关于证据法究竟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以及民法学家也在研究证据立法的现象,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争议,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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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周荣,编著.证据法要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苏)维辛斯基.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M).王之相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3}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

{4}陈光中.应当批判地继承无罪推定原则(J).法学研究,1980,(4).

{5}易延友对自由心证哲学基础的再思考(J).比较法研究,1998,(2)

{6}陈瑞华.从认识论到价值论(J).法学,2000,(1).

{7}(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法)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M).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9}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王利明审判方式改革中的民事证据立法问题探讨(J).中国法学,2000,(4).

{11}吕亚力.政治学方法论(M).三民书局,2002.

{12}(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 长(M).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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