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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美国刑法的结构概要(下)
【英文标题】 Summary of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Criminal Law
【作者】 (美)波尔·H·罗宾逊【作者单位】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分类】 其他【中文关键词】 美国刑法;原理;运作结构;功能
【英文关键词】 American Criminal Law;Doctrine;Operational Structure;Function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5)03—098—1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3
【页码】 98
【摘要】

美国刑法之所以采取制定法的形式,是为了提高“合法性原则”的效力;美国刑法的运作结构以三部分为中心:犯罪定义、归责原则、抗辩理由;刑法应具有三种功能:规则叙述、责任分配和等级划分。

【英文摘要】

The reason for the American criminal law being adopted in the form of statute is to heighte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legality principle”.The oper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criminal law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offense definition,principleofimputation,and defense.Criminal law should have three functions:rule articulation,liability assignment,and grading.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40    

四、可责性标准

犯罪的客观要素和可责性要素犯罪的“建筑材料”有三个客观要素:行为要素、情节要素和结果要素。现代诸法典一般都仿效了《模范刑法典》§2.02(1)的规定,“除非基于对法律要求的犯罪客观方面的实质要素故意、明知、不计后果或者疏忽地作为,否则不构成犯罪。”该条款反映出刑法不仅要求违反社会的客观行为规则,而且要求行为人对于行为成立违法的条件具有可责性。

犯罪心理的意义可责性要件将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区分开,没有犯罪心理(mens rea,普通法术语),谴责或者惩罚行为人就没有正当理由。行为人的行为可能是有害的,被害人可能提出侵权主张,公平和功利都可能主张应由行为人而不是被害人来承担损害带来的损失。但是,如果行为人不具有可责性、所引起的损害就可能被认为缺乏足够的应受谴责性而不应予以刑事定罪的惩罚和责难。

早期的犯罪心理观念法律并非从来都要求行为人具有可责性。有人提出,早在日尔曼部落时期,追究引起损害的责任时不涉及可责性,但这种情况发生在侵权法与刑法分离之前的时期。可能当侵权与犯罪的区别显而易见时——即,补偿被害人的功能变得不同于予以刑罚的功能时——可责性要件日益呈现出重要性。早期的犯罪心理要件的观念出现于女王诉普林斯案(Regina v.Prince)中。[3]被告人合理地相信一个未达法定同意年龄的女孩已经超过了法定同意年龄,而将其带离其父亲的“控制”之下。当时一般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被告人的行为对于布伦威尔勋爵(Lord Bram well)来说,足以认定其具有该犯罪所必须的犯罪心理;而另一方面,布莱特勋爵(Lord B reft)则要求普林斯至少已经打算实施属于犯罪的某些事情(任何事情),而不仅仅是不道德的事情。在女王诉福尔克纳案(Regina v.Faulkner)中表明了对该要件进一步的要求。[4]在一条船上偷朗姆酒时,佛尔克纳不小心使船起火而烧毁。费兹杰莱尔德勋爵和鲍里斯勋爵(Lords Fitzgerald and Palles)认定,犯罪心理要件意味着佛尔克纳至少必须已经打算实施某些犯罪行为,可以合理地期待该行为导致了引起的和受指控的实际损害,而佛尔克纳只想从船上偷郎姆酒,不能合理地预见船只的毁灭,因而不应负烧毁船只犯罪之责。

从犯罪心理(mens rea)到诸犯罪心理(mentes reae) 在犯罪心理观念中的这一最新转变不仅意味着对要件在量上需要大量增加,也意味着质上的重大改变。对所有的犯罪来说,不再存在对所有犯罪的单一的犯罪心理要件——意图实施不道德的事或者随后的某些犯罪。现在每一犯罪都有不同的犯罪心理要件——对烧毁船只所要求的犯罪心理不同于对盗窃所要求的犯罪心理。现在行为人得意图实施可以合理期待导致特定犯罪的损害的事情。正如有些人所表述的,对于承担刑事责任不再只有一个犯罪心理,而是有多个犯罪心理。

从犯罪分析(offence analysis)到要素分析(element analysis) 《模范刑法典》将这一改进带上了另一个台阶。如上面引用的§2.02(1)所解释的,该法典要求“对犯罪每一实质要素”的可责性,[5]甚至诸犯罪心理的观念也认为每一犯罪有单一的可责性要件。实际上,当时的法律原理是根据犯罪所要求的可责性的类型来归类犯罪的:所说的一般意图犯罪、具体意图犯罪和严格责任犯罪。对于什么可以表明由犯罪分析到要素分析的转变,是《模范刑法典》引进了对每一犯罪的每一要素的可责性要件,而且根据该法典,对于同一犯罪的不同要素其可责性的标准也是不同的。

全面的要素分析要素分析方法第一次对所要求的可责性进行了全面阐述。早期的犯罪心理概念不仅过于简单,而且也无可救药地模糊和不完整,法院很难从中得知某一犯罪所要求的可责性是什么,使得法院难以解决一般发生的案件。模糊的理论化将“填充”法律没有规定的可责性要件的任务留给了法院。然而,要素分析允许立法机关从法院手中收回界定刑事责任条件的权力,第一次对犯罪所要求的可责性予以全面阐述。

误解使犯罪分析成为可能 向要素分析的转变,并非由于《模范刑法典》起草者决定改变传统的犯罪要件,而是起草者们相信,要素分析对于精确地描述犯罪的可责性要件、甚至是普通法时期所认可的要件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普通法律师和法官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对犯罪可责性要件的犯罪分析观点足以描述普通法所要求的可责性。他们的误解部分根源于他们对独立的“法律认识错误”的理论化,“他们将其视为是犯罪定义的可责性要件的补充。”因此,行为人可能符合盗窃罪的要件,然而,如果法律认识错误认可给予他的情况一个抗辩理由,他就具有一个抗辩理由。相反,《模范刑法典》起草者几乎少有例外地公认认识错误抗辩理由和可责性要件是同一事情,只不过是描述同一事情的两种不同方式而已。因此,该法典规定,如果认识错误否定了一个犯罪的可责性要件,就提供了一个抗辩理由。

《模范刑法典》中的可责性标准 《模范刑法典》的起草者除了对于认识错误抗辩理由和可责性要件之间的关系的洞察外,他们在这一领域最大的贡献是限量使用可责性术语。代替普通法过多的术语——任意地、不注意地、恶意地,等等——该法典界定了可责性的四种标准:故意、明知、不计后果和疏忽。比较理想的是,所有犯罪都是针对每一个客观要素设计一种可责性标准来界定的。如果某一犯罪的客观要素规定行为人拿取他人财产,而可责性要素可能要求,例如,行为人明知他正在拿取财产,而且他对这是他人的财产至少是不计后果。现代诸法典对这四种可责性标准都作了详细界定,为了进行这一讨论,让我们关注一下对引起结果的可责性的定义。

故意根据《模范刑法典》,如果一个人的意识对象是引起这种结果,他就是“故意地”作为。[6]请注意,虽然刑法一般认为行为人的动机无关紧要,但是“故意”要件却是行为人对其作为有一个特别动机的要件,如引起一个特定的结果。这是一个难以证明的苛刻要件。例如,猥亵性暴露犯罪,不仅仅要求证明行为人将他自己暴露给他人,明知该暴露将使他人惊慌,还必须证明该行为的动机是以该行为获得性满足或者性刺激为欲望,如果仅仅是骚扰或者使被害人惊慌,就不符合该犯罪特殊的故意要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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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对明知如果引起一种结果是行为人的意识对象,该人对此结果是“故意”作为;如果引起该结果不是他的意识对象,但他实际上肯定该行为将引起该结果,他对于该结果就是“明知”而作为。[8]反战分子放置炸弹炸毁征兵局办公室,可能实际上肯定该爆炸会杀死守夜人,但是他也可能是希望守夜人去喝咖啡休息就不会被炸死。这两个可责性标准之间狭义的区分的本质是具有还是缺乏引起该结果的积极的欲望;故意要求一个超出对结果近于确定的明知的可责性。从广义上来说,这一区分将“麻木不仁”从更具进攻性的“恶意”或者“邪恶”的模糊概念中划分出来,后者可能仅是前者积极残忍的形式。

明知对不计后果如果某人近于肯定他的行为将引起一种结果,他对于该结果就是“明知”作为;如果他只意识到该结果发生的实质性风险,他对于该结果就是“不计后果”作为。[9]明知与不计后果的细微区分在于行为人意识到的风险的程度——“实际肯定”对“实质性风险”。不计后果(较低的可责性标准)与二个较高的可责性标准(故意和明知)的区别在于,我们往往因其“不管不顾”而责难不计后果的行为人.而对有较高标准的可责性的犯罪人予以惩罚是因为他“有意的”行为。

独立于可能性的故意虽然明知和不计后果可责性注重的是引起结果的可能性——“实际肯定”对“实质性风险”——然而故意可责性却不关注结果的可能性。故意要件的这一特点反映了试图引起损害的本质,无论可能性怎样,它都比并非希望而只是相信该损害将或者可能造成而作为更应受到谴责。其实际结果是,如在风险一忽视(risk—taking)中所表明的,如果行为人希望该风险成为现实,不计后果的行为可能上升为故意的行为。一个特定的相信要件是陪审团可以符合逻辑地从其他事实中推断出来的事情:如果行为人明知这一事实或者那一事实,他必定“已经明知”损害的确定性或者风险。故意要件要求陪审团判断行为人的目的或者目标,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心理状态。要认定这一点,陪审团可能不得不深挖行为人的心灵,他一般的欲望和动机,以得到一个结论。如果陪审团尽责地坚持宪法对犯罪要素所要求的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的话,这就可能是难以得出的结论。

蓄意视而不见(willful blindness) 多数普通法法院和现代诸法典都明确规定,行为人对某一事实蓄意视而不见并不能使其免受像“明知”该事实一样的处置。例如,某人驾车过境,车上有一个密箱,但他小心地避免实际上明知大麻藏在密箱中,如果能够证实“他在这方面的疏忽仅仅是而且完全是他造成的故意忽视车内所装东西的性质的结果,具有避免得知真相的有意目的”,他就可能要对明知而运输大麻承担责任。[10]《模范刑法典》以一种略有不同的方式解决蓄意视而不见的问题,§2.02(7)规定: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明知符合明知的要件。对特定事实的明知是某种犯罪的一个要素时,如果某人意识到该事实存在的高度可能性,明知得以确立,除非他实际上相信该事实不存在。因而,如果走私者意识到大麻藏在车中的高度可能性,可以认定他对大麻的“明知”。

不计后果对疏忽如果一个人有意忽视其行为将引起一种结果的实质性风险,他对该结果是“不计后果地”作为;如果他未意识到他应当认识到的实质性风险,他仅是“疏忽地”作为。[11]不计后果问题并不关注他是否应当意识到该风险,而是注重他是否已经意识到(且对他忽视该风险是否是可责的)。

作为有意违法的不计后果不计后果与疏忽之间的细微区分存在于行为人对风险的意识中,疏忽与三个高标准的可责性之间的区分对刑法来说是最至关重要的一种区分。一个人故意、明知或者不计后果地作为,或者是意识到使其行为成立犯罪的情节,或者是意识到损害后果可能造成,因而其既应受谴责又可威慑。相反,疏忽而作为的被告人,并没有意识到情节或者后果,因而有些作者主张,它既不应受谴责,也不可能威慑。作者们对于疏忽是否足以支持刑事责任存在不同意见,但却一致认为疏忽代表可责性中比不计后果较低的一种标准与不计后果在质上不同,在不计后果中,疏忽的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应当认识到的情况是有意识地忽视该风险所造成的。由于这种原因,不计后果被认为是刑事责任的规范,而疏忽只在例外情况中受到惩罚,如引起死亡的情况。

作为规范性评定的疏忽一个人没有察觉其行为将引起某种结果的风险,若是因为“与处于行为人情况中的理智人(a reasonable person将遵守的注意标准有重大偏差”,即为疏忽。[12]因此,除非行为人严重偏离了一名理智人将遵守的注意标准,否则他就不属于疏忽,至少从刑法的视角看,没有可予审理的过错。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死亡的风险,他应当意识到吗?一名理智人处于他的情况中可能意识到该死亡风险的存在吗?他没有认识到该风险与处于他的情况中的理智人对该风险可能性的注意有重大偏差吗?这是陪审团在评定该人是否应对疏忽杀人罪承担责任时将考虑的问题。它们不是事实问题,而是规范问题。陪审团被要求判断该人没有认识到该风险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属于应受谴责的失误。

疏忽对无罪过对于无罪过行为追究责任称为“绝对”责任或者“严格”责任。疏忽与严格责任之间的细微区分在于,行为人未意识到风险是否符合理智人的标准,四类可责性标准与无过错之间的显著区别是应受谴责的行为人与无可责的行为人之间的区别。对严格责任的理论异议一般被认为根源于不愿惩罚并非不合理的行为。

疏忽和不作为因为同样术语的使用:一个人“疏忽”作为,人们可能认为“疏忽”与不作为有点关系。比较早的案件中有时提出或者假定存在这种联系,但是“疏忽”用于指可责性标准时,既可以用于作为也可以用于不作为,对此人们早已取得了共识。疏忽可责性的关键点在于没有意识到应当意识到的、既可源于作为也可源于不作为的风险;同样很明确,一个人对于不作为可以出于可责性的任何一种标准,而不仅仅是疏忽。母亲未能让孩子获得所需的医疗,结果孩子死了,行为人对于所造成的孩子的死亡可能是出于故意、明知、不计后果疏忽,也可能无罪过。母亲未能让孩子获得医疗可能是因为她希望引起孩子的死亡;或者她虽不希望,但可能实际上肯定她对获得医疗的不作为将引起该死亡;或者她没有意识到孩子死亡的实质性风险,但她本应意识到(理智人会意识到)该风险;或者她没能意识到且理智人同样也不能意识到。一般来说,可责性要件适用于作为,也同样适用于不作为。

同时发生要件(concurrence requirement)某一犯罪定义对某种特定要素规定了一个特定的可责性标准时,意味着对该要素所要求的要件在犯罪的行为发生时必须存在。同时发生要件,反映了法律关注于判断对某一行为的可责性而不是行为人的一般特征。所要求的行为与可责性的同时性含于《模范刑法典》§2.02(2)可责性定义中。[13]例如,在州诉霍珀案(state v Hopple)中,霍珀持有邻居的绵羊是为了使其土地上的牛饲料免受未经许可的践踏。他后来未经邻居许可预谋出售此羊。[14]法院引用了“同时发生要件”,认为,如果被告人只是在持有该羊之后才形成永久剥夺该羊所有人的意图,就不存在盗窃罪所要求获取与永久剥夺意图的同时发生性。请注意,同时发生要件适用于犯罪行为之时,而不是结果之时。要求可责性存在于后来的行为结果发生时既不必要也不充分。放置炸弹后改变主意,即使在炸弹爆炸时或被害人死亡时行为人的杀人意图不复存在,也不能阻却他对于爆炸所引起的死亡的责任。

五、归责原则

一般来说,如果且只有如果行为人符合了某一犯罪定义的诸要素,才对该犯罪承担责任。该规则有两种例外:第一,行为人即使不符合某一犯罪的所有要素,如果一项规则或者原理归责缺失的要素,行为人也可能对该犯罪承担责任;第二,即使行为人符合了某一犯罪的所有要素,但如果他符合一般抗辩理由的条件,也可能逃脱责任。一般抗辩理由在下一节中讨论,本节考查归责原理,提供一些归责的范例,并讨论归责的大体程序。

对归责的批评有些作者提出,对于缺失必要要素的犯罪追究责任既不合逻辑也不道德。例如,在公诉人诉麦朱斯基案(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v.Majewski)中,[15]被告人辩解说,将被告人因为自愿入醉而实际上不具备的(对袭击罪的)可责性心理状态归责于他既不合逻辑也不道德。被告人的依据是公诉人诉摩根案(Director of Prosecutions v.Morgan)中海尔山姆勋爵(Lord Hailsham)的一段话:

(一旦)承认一个无论怎样被描述的意图成为被告人犯罪的必要成份,(除了要求证明该意图),我本人就看不出有任何其他的指导可以合乎逻辑地被接受。否则,陪审团实际上会被告知在不存在意图或者不能证明意图存在之处找出一个意图来。我本人无法以我的良知将这种指导与我认为逻辑上无可能性的英国法律一部分的制裁协调一致起来。而且如果有任何权威,如果是被接受的权威,迫使我这样做,我会被迫宣布这种指导将不被遵守。[16]

共同被接受的、作为责任基础的归责但是,正如一般抗辩理由被普遍认可一样,尽管不符合犯罪的范例要素也追究行为人之责的许多归责原理也已普遍而适当地确立起来。即,尽管缺失犯罪定义“所要求的”要素,许多传统的原理也入罪被告人。例如,如果行为人引起他人实施非法行为,尽管事实上行为人没有实施这种所要求的行为,行为人也要对规定要求该行为的犯罪承担责任。因为根据共犯原理或者引起无辜者犯罪的原理,其他人的行为将被归责于行为人,尽管缺失要素他也得承担责任。类似地,如果行为人不是自愿醉态本应具有可责性心理状态,那么所要求的可责性心理状态一般就归责于他。根据这些原理,并没有提出行为人事实上符合了所要求的犯罪要素,而是归责原理所要求的特定条件据认为能够证明对行为人像其符合了归责的要素一样处理是正当的。

独立于犯罪定义的归责原则 有的立法机关竭力将对犯罪范例归责(或者免责)的例外纳入犯罪定义之中。例如,田纳西州将放火罪界定为不仅包括放火,也包括帮助他人放火。[17]然而更典型的是,像共犯等归责原理,一般是以独立于犯罪定义的形式起草的,这是一种适用于所有犯罪的形式,这种方式提供了起草的效率以及理论上的清晰性。像精神病、胁迫以及执法权等一般抗辩理由独立于任何犯罪定义一样,归责的规则也代表着独立于任何犯罪定义的一类责任原理;同样像抗辩理由一样,多数归责原理,至少是在理论上,可以归责任何犯罪定义所要求的要素。有些归责原理可能往往适用于最常见的某些重复发生的事实情形:例如被转移的故意,通常出现于目标错误的谋杀罪案件中。但是,这属于对该原理事实上的而非理论上的限制。

细究归责的基本原理而非归责程序应予批评的不是归责的机制,而是所要求的特定条件不能完全证明归责是正当的那些归责原理。存在问题的原理是不能证明对行为人如其符合了缺失的要素一样进行处理是正当的那些原理。抗辩理由——有助于被告人利益的犯罪范例的例外——总是得到清楚表述的台理解释的支撑。但人们能清楚地表述合理的理论和实践的理由来支撑每一例外的入罪情况吗?

在下面对归责原理的描述中,许多归责原理都有一个合理的正当理由;而在有些原理中,归责的正当理由似乎很微弱或者毫无说服力。每一情况中的关键性理论问题是:该原理特殊条件能证明如行为人符合缺失的犯罪要素一样对其进行处理是正当的吗?

归责客观要素的原理美国刑法允许归责犯罪的客观要素和可责性要素。最显而易见和平常的归责客观要素的实例存在于共犯的规则中。[18]但是,共犯原理只是即使被告人不符合某一犯罪的客观要素也追究责任的几个原理之一。当行为人对无辜者或者无责任能力者实施了控制时,如果后者符合了某一犯罪的客观要素,就可以归责于前者,这是“引起无辜者犯罪”的一个实例。[19]类似地,即使审判中举出的证据不能证明犯罪的客观要素,各种立法的和司法的推定也允许追究责任。有时,“被替代的客观要素”和“被转移的犯罪行为”原理被用于归责缺失的客观要素,从而使行为人对于其意图实施、但因为认识错误而未实施的犯罪承担责任。例如,行为人实施了强奸幼女犯罪,但因他对于其性对象的真实身份的错误认识,相信他实施的是乱伦罪,他就可能承担乱伦罪的责任——即他认为他所实施的犯罪。现代诸法典更常采用“被替代的可责性”原理和“被转移的犯罪心理”原理,来对行为人事实上实施的犯罪追究责任,将缺失的可责性要件归责于行为人,对此问题在下面详谈。最后,对行为人的不作为追究责任的规则——甚至所指控的犯罪只是以积极作为的术语所界定的——也可以被视为归责行为的例证。

归责可责性要素的原理正如各种规则或者原理可以归责指控之罪的未被符合的客观要素一样,另一类原理归责所要求的可责性要素,最常见的一个原理形成了关于自愿醉态的法律。“被转移的意图”原理将所要求的可责性归责于意图伤害一个人而实际上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行为人,这也属于归责可责的心理状态。归责也可以通过被称为“被替代的可责性”的方式来实现,这一原理适用于将行为人认为他正在实施的犯罪的可责性作为归责他事实上所实施的犯罪所要求的意图的基础。因此,在上面的假设中,行为人实施了强奸幼女罪,但是因为他对于性对象真实身份的认识错误,相信自己实施的是乱伦罪,那么他仍要承担强奸幼女罪之责。他对于性对象未达法定年龄所缺失的可责性,根据他认为他实施了其他犯罪即乱伦罪而归责于他。他实施乱伦罪的意图“被转移”为符合强奸幼女罪所要求的意图。另一个归责原理显然存在于法院允许悬置作为与意图同时发生要件的那些案件中:行为人实施他相信是、但实际不是犯罪行为的作为,则他先期的意图被据以归责随后实际构成犯罪的行为所要求的意图。最后与客观要素一样,各种立法的和司法的推定,根据有逻辑关联的证据,有效地归责可责性要素。

归责客观要素与可责性要素的原理其他一些规则既归责客观要素也归责可责性要素。例如,如果A与B合谋抢劫银行,B故意杀死警卫,那么根据平克顿原理(Pinkerton doctrine),杀人和对于杀人的故意可责性都可以归责于A。作为普通法共犯原理的一部分,“自然的和可能的结果”规则类似地扩展了共犯的责任。类似地,重罪谋杀罪共犯方面的规则对于共犯既归责客观要素也归责可责性要素。最后,代理责任和它的关于组织中官员责任的特殊子类可以因为行为人与其他人的关系,而将犯罪要素归责于行为人。然而,这并没有穷尽刑法归责实例的所有情形。

归责责任的理论和基本原理 即使有归责责任的各种规则和原理,但在支持这些规则和原理的基本原理中却没有较为明显的共性主题,而有四种理论可以被认为是比较有代表性地证明归责责任是正当的。有些正当理由紧紧依附于作为刑事责任先决条件的个人应受谴责性要件上,从总体上反映刑法的张力;其他正当理由更多依赖功利的考虑。[20]这四种理论可以称为:因果关系论、等价论、证据论和犯罪控制论。

因果关系论很多情况中,因为行为人对其他人的行为、或对自己或者他人可责的心理状态负有因果责任,那么即使缺失所要求的可责性要素,行为人也应承担责任。在客观行为要素的情况中,行为人可能引起他人实施或者帮助他人实施所要求的行为:在心理要素的情况中,行为人可能以外部手段,例如入醉,或者只是通过对他自身行为或者他人行为的情节或者后果的“蓄意视而不见”,而引起本人或者他人缺失所要求的心理状态。这种“因果关系论”一般与我们对应受谴责性的共同观念非常契合。

等价论在有些情况中,可能大家都同意,因为行为人如其实际符合了该要素一样应受谴责,所以该要素应当归责于他,但没有分析性理论支持这种共识。在这些情况中,尽最大努力所能做的仅仅是重申该结论:行为人应像其符合该要素一样受谴责。转移的意图这一原理可以用于说明,转移的意图这一术语自身有点易使人误解是一个分析过程,但是,为什么对射击的目标被害人的意图应被“转移”到实际的被害人,最佳的解释是两个意图似乎同样应受谴责。该理论仅是明显的等价理论。《模范刑法典》规定:尽管无辜或者认识错误原本对所指控的犯罪提供了抗辩理由,(即,可能否定所要求的可责性要素),但如果被告人实施了其他情况和他的预想相一致的犯罪,该抗辩理由就不能成立。[21]这揭示了《模范刑法典》依赖于这个“等价论”。这个对缺失的心理状态予以归责的基本原理只是行为人有实施其他犯罪的故意(或者其他可责性标准),并且因而同样应受谴责,能够如其具有所实施犯罪所要求的意图一样对其适当地予以处理。开弓没有回头箭

坚持应受谴责性原则 因果关系论和等价论与我们的谴责观念相符合,并与刑法要按应受谴责的比例分配责任相一致。按照每种理论,归责原理的要件和已被符合的犯罪要素共同确保与指控的犯罪相近的应受谴责的程度。因为因果关系原理既保持了应受谴责性,也对归责提供了明确的分析基础,它可能成为优先选择的归责原理的正当理由。在一个强有力的因果关系理论可以适用时,其他原理就不必要了。由于分析方法的缺陷,等价论没能给揭示和支持类似的归责情况提供一般性原则,每一种等价主张必须单独由一致性的论证——实际的应受谴责性等于归责的应受谴责性——来证明它的合理性。

证据论第三种理论避开了对应受谴责性的严格比例责任,主要是因为证明的实践问题。因而,由这种理论所支撑的归责原理可能引起责任与谴责的比例失调。有时(甚至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相称的应受谴责性确实存在,但起诉不需要证明将表明这一谴责的要件。有人主张,该证明要件使得许多应受谴责的人逃脱定罪,或者因定罪物所不值而不追究其责任。这样一个对所要求的要素予以归责的“证据论”平衡了公正与功利之间的利益冲突,结果,由这种理论所支撑的规则和原理成为相当多的非议的主题。

对实际起诉问题的回应要接受证据基本原理,人们就必须甘心接受可能的错误定罪以换得起诉便易。后者的利益超出了对起诉人便利的考虑,成功起诉的困难使得危险的罪犯逃脱了定罪,而该归责的证据优势能够降低这样危险的宣判无罪的数量。依赖于证据基本原理的诸规则在对起诉证据优势的广泛争议中受到批评。证据基本原理由非一可责性原理的一个专门子类组成,这些证据理论不是否定应受谴责原理的有效性,而是寻求在证明问题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接近该原则所欲求的结果。

犯罪控制论最后,在另一种归责的情况中,因其他重要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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