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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谨防偏离正义轨道的司法错误渐行渐远
【作者】 苗勇【作者单位】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司法【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3【页码】 3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8787    
  司法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查清事实真相、实现正义是司法永恒的主题,然而,受制于法内法外因素的掣肘,扑朔迷离的假象掩盖事实、沉冤难以昭雪、酿成司法错误的现象也时常发生。因此,司法错误偏离了人类的司法价值,理当竭力避免,但前提条件是先要有一个对待司法错误的正确态度。从此意义上说,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能否杜绝冤假错案,更是取决于如何正确对待司法错误的态度。
  在我国古代社会,尽管存在着“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现象,但也不乏廉洁自律、秉公办案的司法官员。“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1]即使牺牲自身利益也要维护司法公正,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确实是一种极为珍贵的司法品质,很值得现代司法人员敬仰和学习。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不管朝代如何更替,都对各级官员规定了较为严密的奖惩措施,其中,职务升迁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办案成效,对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极为严厉。譬如,《唐律疏议·断狱》是对官员审讯、释放犯人,从轻、从重以及判罪的制度规定,办案人员违反这些准则,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在“断狱八·讯囚察辞理”中告示官员,凡用刑不当将被惩处:“倘若不根据情实仔细进行审查研究,以及反复深入验证就拷打的,应处杖刑六十大板。”“断狱十九·官司出入人罪”规定,如果有人任意援引律条,导致判罪有宽纵出人罪或苛刻入人罪的,按照故意或过失罪论处。[2]唐太宗贞观初年,长安县内有妇人袁氏行妖逆之术,被人告发,县令杨纂受理此案。因未能查出她的罪证,只好将她释放。后来,袁氏妖逆之事再发并伏诛。唐太宗认为杨纂办错案件,对己不忠,欲杀之。宰相温彦博谏言:唐律规定,司法断案,因失误而放过罪犯者,按该罪犯应得之罪减五等论罪;袁氏论罪当死,杨纂依律当减五等治罪,合五年。唐太宗这才赦其死。[3]到了清代,惩处办错案件的官员依然极为严厉。道光二十四年间,顺天通州民妇康王氏之姑康陈氏与姨甥石文平发生口角,被后者打伤,愤懑自缢而亡,石文平买通康王氏谎称其系病故。与康王氏有结怨的王二扬言康陈氏是被康王氏、王文平为隐瞒奸情而谋杀的。当地官吏萧培长、王莹闻知后升堂审讯,康王氏、王文平畏刑而自诬。萧王二人还误察尸体的缢痕迹为勒死之征,遂定为谋杀案。刑部额外主事杨文定以案多疑窦,奏请复审,终于查明了案情,改判康王氏收受好处掩盖真相,王文平以威逼人致死,皆处杖流。道光严厉处罚办错案件的萧培长、王莹流放新疆,永不赦免。杨文定留心折狱,平反得宜,升为员外郎。[4]
  不可否认的是,在封建社会严厉的惩处制度面前,固然有不少官员为了个人利益,不能正确认识司法错误而竭力掩饰错误,导致一些冤假错案难以昭雪平反。但是,抱着不惜丢掉乌纱帽甚至是甘冒遭受杀身之祸风险而勇于纠错的官吏也举不胜举,确实令人肃然起敬。清代嘉庆年间,高廷瑶任广州知府,一日曲江县报来抢劫案,首犯和从犯共十四人。开审结束后,即解赴省提刑按察司复审,结论与原审的事实相同,因此,衙门发出公告:“次日就要把首犯正法斩首。”到了黄昏时刻,忽然接到阳山县县令周家俊报告:“最近本县擒获一个强盗某某,从他口中查出曲江县已解赴省的抢劫案的盗首就是他。”高廷瑶马上提审原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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