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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权》
人权视野下的艾滋筛检之“自愿”与“强制”:基于艾滋例外主义的探讨
【作者】 吴丹盈李冠翔
【作者单位】 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法官}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警官}
【分类】 社会救助法律制度
【中文关键词】 艾滋筛检;国际例外主义;告知后同意;人权;隐私权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115
【摘要】

艾滋病毒筛检作为发现、掌握、预防艾滋病的源头,其对艾滋筛检所采取的态度,关系到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权保障理念的基本走向。传统上,一些国家坚持对艾滋筛检采取艾滋例外主义,即应取得受检人事先经告知的、自愿的、特定的同意方可进行筛检。近年来,为发现更多感染者,去艾滋例外主义的呼声渐高,即要求将艾滋病与其他传染性疾病同等对待,并出现“强制筛检”“告知后同意”的筛检模式。在我国在对艾滋病筛检实行“自愿”筛检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省份的“实名检测”“强制筛检”的情况。在人权视野下,艾滋筛检的法律规制原则的确认至关重要。

【英文摘要】

HIV screening can be used to detect,control and prevent HIV from the source. The attitude towards AIDS screening relates to the general trend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concept of AIDS sufferers and infectors. AIDS exceptionalism has been adopted in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at means the specific notified,voluntary consent shall be obtained from examinees before they are screened. However,there has been a rising call against AIDS exceptionalism in order to detect more infectors. It is required that AIDS should be equally treated as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 screening modes“compulsory screening”and“consent before notification”have appeared. In China,in contrast with the“voluntary”AIDS screening,there also exist“real-name detection”and“compulsory screening”in different regions. Thus,it is crucial to identify the legal regulation principle of AIDS scree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igh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248    
  
  

有别于其他传染性疾病,艾滋病与一些脆弱人群及特定行为方式密切联系。艾滋病不仅是全球性公共卫生难题,更是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国际难题。传统上,国际推行艾滋例外主义(HIV Exceptionalism),要求将艾滋病的预防、检测、结果告知、匿名化、知情同意等方面特殊对待。在艾滋例外主义下,艾滋筛检应取得受检人事先经告知的、自愿的、特定的同意,不同于一般血液检验以病人的推定同意及例行进行为原则。随着抗艾滋病毒药物的有效开发和高效应用,艾滋病已逐步转型为可有效控制的慢性疾病。为发现更多感染者,去艾滋例外主义的呼声愈高,要求将艾滋病与其他传染性疾病同等对待。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历史不长,但发展迅猛,并呈现“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1]的趋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在艾滋筛检采取“自愿检测”制度之余,明确规定应当进行检测的情形,亦出现要求“实名检测”“强制筛查”等呼声,形成并强化去艾滋例外主义的观念。本文以人权为视角,探析我国艾滋筛检与人权保障的现状,进一步明确艾滋筛检乃至艾滋法治防控的进路,是法治社会所不可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偏见与包容的抉择:国际艾滋例外主义去留的走向

艾滋病(AIDS)是一种由于人体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而发生的传染病,患者在临床上可能并发神经系统、肿瘤等症状[2],饱受生理及心理上的双重折磨。艾滋病潜伏期约为10年,在感染者不知道自己感染的情况下,可能继续危险行为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人。2017年,全球现存活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约3,690万人,当年新发现的感染人数约180万人,死亡人数将近100万人。全球艾滋病感染中,性工作者占3%,共用针具占9%,男同性恋及男男性行为者占18%,变性女性(男变女者)为1%,性工作者的客户(嫖客)以及其他关键人群成员的性伙伴占9%,一般人群为53%,而这一数字在亚太地区,一般人群为16%,与性相关的三类人群占66%。[3]

社会大众对艾滋病普遍存在恐惧,首要原因是艾滋病不可治愈、高病死和特殊传染的特点;此外,艾滋病也被高度道德化,大众往往将艾滋病与卖淫嫖娼、同性性行为、吸毒贩毒等行为联系在一起,歧视、排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自觉一旦被公之于众可能受到强烈的社会歧视,面临家庭破裂、失业、失学等割裂个人社会属性的情形,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不得不选择社会疏离与自我封闭,在极大的心理压力和个人认知怀疑下,极易产生报复社会等不良心理现象。因此,经过多番论辩,国际间倾向于选择对艾滋病采取有别于传统疾病的“例外主义”。

艾滋例外主义,即医疗机构与政策制定者,将艾滋病与其他疾病差异化管制,不完全采取传统的防治手段,如强制身体检查、筛检、打破医患关系间保密关系的报告制度、强制治疗及剥夺人身自由的拘禁或隔离等行为,而是以个人权利保护为中心,特别强调保护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自主权、隐私权,以维系受检人与医疗机构等之间的信任关系。

正因为艾滋病的高度敏感性,与艾滋病相关的个人信息外露极有可能造成患者或感染者遭受社会的不公对待,甚至侵犯其个体的人格权。许多国家在艾滋病防治工作法律制定上,倾向于选择“艾滋例外主义”,注重保护个人自主权、隐私权,将艾滋病筛检落实在三个环节,包括“充分咨询”“明确同意”及“严格保密”。艾滋病筛查需确保受检人充分了解筛检后所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利益,在受检人绝对自愿的前提下,选择进行筛检,同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的信息的采集采取严格保密原则,以确保最大可能地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人格权。卧槽不见了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艾滋例外主义“同等化”“去例外”再抬头。高效能反转录病毒疗法(鸡尾酒疗法)的发现与有效运用,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寿命可得到有效延长,甚至与非感染者相当。事实上,任何人都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有大量的感染者不知道自己已感染。据台湾地区疾病管理部门统计,台湾至2014年5月底止,共发现27,405位台湾民众感染艾滋病毒,估计尚有一半以上的感染者未被查出;如果民众定期检验、早期治疗即可以避免传染亲密爱人,减少母子垂直感染的危险;若筛检率提升至90%,5年内可以预防10,000人感染,节省1,400亿台币经费。[4]不知情的感染者极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员。理论上,知悉自己是否感染艾滋病病毒有助于减少高风险行为。尽早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有可能利于政府尽早及早采取干预手段,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尽早治疗,提高生存几率,同时降低艾滋病治疗的社会成本。为增加筛检机会,2006年美国有关机构建议对年龄介于13—46岁的就医者提供例行性艾滋筛检服务,除非病人明确拒绝。新加坡增加匿名筛检的地点、提供快检,针对住院病人提供艾滋筛检计划,试图使艾滋筛检成为住院病人的例行性检查项目。欧洲如英国、丹麦、荷兰、挪威、西班牙、芬兰、英国等国对特定群体的筛检上,如怀孕妇女、临床症状显示有感染可能存在高风险者,较倾向于“告知后同意”的模式。上述国家的艾滋筛检方式与艾滋例外主义下所强调的“绝对自愿”,已经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价值导向。

“绝对自愿”要求医疗机构必须向受检人充分解释艾滋病毒筛检的风险与利益,并由病人在全面知情的情况下自愿选择,使筛检的第一环节“充分咨询”得到保障和落实。“告知后同意”的艾滋筛检方式表面上也是在取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的同意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充分咨询”的环节适用,相关机构仅需提供患者有关筛检的建议,降低了受检者对艾滋病毒检测的风险与利益的全面知悉的可能性,并潜藏着一个“必须主动、明确拒绝”方不进行筛检的前提。降低前置的“充分咨询”环节,无疑使受检人对艾滋检测的风险及利益的知情权受损。

二、艾滋例外主义的式微趋势:中国实践范本的检视

自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后,中国的艾滋病疫情经历了传入期(1985—1988年)、传播期(1989—1994年)、快速增长期(1995—2004年)和稳定增长期(2005年—至今)。[5]中国社会对艾滋病毒及艾滋病存在误解与歧视。2008年在一项名为“与艾滋病相关的知识、态度、行为和实践”的调查结论显示,31.7%的被访者认为通过性交或者吸毒而感染上艾滋病的人是罪有应得。[6]2011年针对广西艾滋病歧视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将近30%的人主张公开并隔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剥夺他们工作、学习的权利。[7]社会歧视使人们对艾滋筛检望而生畏。

从2007年开始,性传播成为艾滋病传播的首要途径。2014年度新发艾滋病报告病例突破10万人,其中80%以上通过性行为感染,在2014年度的感染者中,7.7%为男男性行为者。[8]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指出,我国“尚有一定数量的感染者和病人未被检测发现,性传播成为最主要传播途径,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感染率持续升高,青年学生感染人数增加较快,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活动、合成毒品滥用及不安全性行为在一定范围存在等诸多因素加大了艾滋病传播风险,社交新媒体的普遍使用增强了易感染艾滋病行为的隐蔽性,人口频繁流动增加了预防干预难度”[9]。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艾滋防治工作,提出防治艾滋是“关系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必须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性任务”[10],这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和人类生存发展高度负责的具体体现[11]。我国实行艾滋咨询、检测自愿制度[12],但同时规定,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规定应当进行检测的情形。[13]目前主要采取的筛检方式是自愿与告知后同意并行,其中自愿检测是“受检者自愿启动”,由受检者自行选择到相关机构匿名筛检;告知后同意的检测方式则是“医护告知同意启动”,即针对临床病人,由医护人员提出检测建议,在病人未加以明确拒绝的情况下进行检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种启动模式下,受检者只要出现阳性,都需要进行二次确认,而二次确认均需要进行实名检测,所收集的艾滋信息均上传至疾病控制中心系统。在我国的部分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实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14],并需要在一个月内将感染或得病情况告知相关人士[15];浙江省规定,根据临床需要,医生可以要求特定病患进行艾滋检测[16],指定的医疗机构应当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艾滋病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在此且不探讨作为下位法的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艾滋病防治条例》是否存在抵触的问题,这一强制实名制毫无疑问在去艾滋例外主义的基础上走得更远。

三、秩序与自由的抗衡:对艾滋筛检两种模式的法理分析

(一)“告知后同意”与“知情同意权”的关系

在探讨艾滋例外主义的去留问题上,就法律层面上首先要明确传统意义上的知情权是否等同于艾滋检测上的“告知后同意”。知情权(right to know)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的信息。[17]社会大众对艾滋病在相当程度上还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对艾滋病的发病情况、危害结果、传染途径等了解有限,在进行艾滋筛检时需要进行全面客观的咨询告知,才能确保受检者真正获悉筛检后所可能面临的境况。确保每个受检者知悉与其密切联系的信息是法律赋予受检者的基本权利。在医疗体系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指的是“患者对其病情、拟实施诊疗措施的风险和替代方案、采取诊疗措施后的诊疗效果等享有的知情权”[18],包括了知情权与同意权,两者不可或缺。医疗机构应当保障患者对有可能造成自身损害的医疗行为有充分自主决定的权利,这“关系到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体现了人格权的本质属性”[19]。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大部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科学治疗下可以有效延长寿命,国家通过多渠道有针对性的艾滋病病毒治疗方案,如针对注射吸毒传播的美沙酮维持治疗方式,建立因输血导致的艾滋病感染的专项基金支持[20],降低性传播的安全套宣传推广及及时有效的性病治疗方案,防止母婴传播的抗病毒药物预防及人工代乳品喂养等措施。此外,针对感染者所面临的心理危机、社会歧视屏障,亦提供相应的心理疏导、情感支持等救济渠道,尽可能“帮助艾滋患者改善社会困境和问题,提升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和社会生活品质,实现社会接纳和融合”[21]。中国艾滋病总体处于低流行水平,但近年来各项疫情指标却没有下降,死亡人数和新发感染人数两个指标处于相对高位。[22]上述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已知的感染者提供的,未经过筛检的“未知”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难以获取相关资源。为发现更多的感染者,部分社区甚至开展强制性新生儿排查、对怀孕的感染者使用抗病毒药物并追踪其行为。

艾滋病受检者不同于普通患者,艾滋筛检针对的可能是并无任何疾病表现的人,比如怀孕的妇女、处于潜伏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等。艾滋病病毒的高传染性以及难治愈性,不同于普通疾病的情况,适用普通的概括性告知有可能无法使普通受检人知悉其所可能面临的风险与后果,压缩了对受检者的全面充分告知,受检者的“同意”难以确保是在真正的知情下所做出的同意。可以说,“告知后同意”模式下的艾滋筛检,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受检者的知情权。况且实践上并没有数据可以证明,在“告知后同意”或强制筛检的模式下,艾滋筛检的受检主体得到有效地增加。相反,在强制筛检的模式下,有可能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极有可能影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的家庭和睦、工作学习等与个体社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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