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人权》
在法庭安全与公正审判之间:刑事庭审中的“法庭囚笼”问题研究
【副标题】 以欧洲人权法院判例为借鉴【作者】 李崇涛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法庭囚笼;低栅栏被告席;法庭安全;公正审判权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144
【摘要】

针对刑事庭审中的“法庭囚笼”问题,欧洲人权法院在“斯瓦纳任科和斯亚德馁夫诉俄罗斯”等一系列案件中逐步确认,即被告人人格尊严及其获得公正审判权的价值高于法庭安全,庭审中将被告人置于“铁笼被告席”或者不当使用“玻璃舱被告席”的做法,均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第6条的规定,构成有辱人格待遇并侵犯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该立场符合国际整体趋势,对我国刑事庭审“去囚笼化”具有借鉴意义。国内法院应当完善相关制度,改造当前使用的“低栅栏被告席”,推动我国司法文明进一步提升。

【英文摘要】

In response to the“cage in the court”issue in the criminal trial,by reviewing a series of cases such as“Svinarenko and Slyadnev v. Russia”,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as gradually clarified that the“human dignity of the accused and his right to a fair trial is higher than the value of the Court Security”,thus found that putting the accused in a“cage dock”or improper use of a“glass cabin dock”are in breach of Article 3 and Article 6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which will constitute a degrading treatment and will violate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This posi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verall trend,which is of significance as a reference to China's criminal trial. Domestic courts should be more initiatives to transform the current use of the“low fence dock”to promote China's judicial civilization to further enha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253    
  
  

2000年以来,欧洲人权法院针对《欧洲人权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国在其刑事庭审中使用“铁笼被告席”“玻璃舱被告席”的情况,从《公约》第3条(禁止酷刑和不人道、有辱人格待遇)、第6条(公正审判权)的角度审查了11起案件、作出了12份判决(其中一起案件先后由分庭、大审判庭作出判决),逐步明确了“‘铁笼被告席’‘玻璃舱被告席’有违《公约》规定、应予严格限制”的观点。被诉国包括俄罗斯(6件)、亚美尼亚(2件)和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乌克兰(各1件),亚美尼亚政府曾提到该做法源自苏联制度。我国刑事司法与苏联渊源深厚,目前国内刑事审判法庭普遍使用“低栅栏被告席”(俗称“法庭囚笼”)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苏联影响。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近年来国内也更加强调司法文明并着力推动“去犯罪标签化”改革,但“法庭囚笼”问题尚未得到普遍关注和全面改观。本文以前述判例为中心,考察欧洲人权法院关于“铁笼被告席”“玻璃舱被告席”的基本立场,并就其如何平衡法庭安全与公正审判的关系,分析总结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以期有助于我国司法文明进一步提升。

一、分庭判决的争议:使用“铁笼被告席”是否构成有辱人格待遇?

(一)季塔连科诉乌克兰案:一份例外的判决

2005年至2013年,欧洲人权法院的五个分庭在八起案件中,审查了“使用‘铁笼被告席’是否构成有辱人格待遇、是否违反《公约》第3条”的问题。其中,绝大多数案件认定“铁笼被告席”违法,仅有一起案件认定不违法。前者包括第一、二、三、四分庭分别审查的“萨班斯诉摩尔多瓦”“拉米什维利和科康勒兹诉格鲁吉亚”“阿什特·哈蒂尼安诉亚美尼亚”“霍多尔科夫斯基诉俄罗斯”“匹鲁赞诉亚美尼亚”“斯瓦纳任科和斯亚德馁夫诉俄罗斯”(该案后来被上诉至大审判庭,详见下文)以及“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列别捷夫诉俄罗斯”共七起案件[1];后者是第五分庭审查的“季塔连科诉乌克兰案”[2]。

这些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的分庭一般都是综合评判涉案具体情况从而得出结论。如果存在“申诉人没有暴力犯罪前科”“被诉国提到的法庭安全隐患缺乏具体事实支持”“申诉人属于公众人士”或“国内审判有媒体报道”等情况,使用“铁笼被告席”的做法一般会被认为构成有辱人格待遇,进而被认定违反了《公约》第3条的规定。但是,个案情况存在差异,难免造成新情况有新看法、新案件有新争议,“季塔连科诉乌克兰案”便是如此。该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内部出现了较大分歧,第五分庭的法官最终以4∶3的微弱投票优势认定“铁笼被告席”没有违反《公约》第3条。判决书总结道,虽然申诉人没有犯罪前科且被诉国同样提不出足以说明法庭存在安全隐患的具体事实,但申诉人被指控的是针对警察的特殊暴力犯罪(涉嫌犯他罪又暴力抗拒抓捕),而且其国内审判并未受到媒体广泛报道和公众关注,所以使用“铁笼被告席”的情况没有超过限度,也就不构成有辱人格待遇。[3]三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则认为,虽然申诉人涉嫌特别暴力罪行但这不是决定要素,唯一的决定要素应该是法庭上有没有现实、具体的安全隐患;该案不存在认定安全隐患的具体事实,国内法院也没有作出风险评估,所以即使没有媒体广泛报道,使用“铁笼被告席”的做法也构成有辱人格待遇。[4]

(二)斯瓦纳任科和斯亚德馁夫诉俄罗斯案:一次仅有的上诉

前述八起案件中,四起案件的被诉国都是俄罗斯,并且全部被判定“铁笼被告席”违反了《公约》第3条。其中,“斯瓦纳任科和斯亚德馁夫案”经俄罗斯申请,最终被移交至大审判庭再次裁决,成为唯一经历了上诉审的案件。[5]该案申诉人斯瓦纳任科和斯亚德馁夫都曾在国内被判处缓刑,又在缓刑考验期内涉嫌参与了俄罗斯某个团伙的抢劫、军火等犯罪。国内审判历经三次一审、三次二审,其中:第一申诉人在三次一审中都被陪审团认定无罪,第二申诉人在首次一审中被认定无罪,后两次一审中被认定部分罪名成立、部分罪名无罪;前两次二审的结果都是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直到第三次二审才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外,三次一审都因为诸多因素而反复延期、诉讼冗长。庭审期间两名申诉人始终坐在一条长凳上,四面由直径10毫米、间距19厘米的金属杆包围,包围圈长255厘米、宽150厘米、高225厘米,上有金属杆制成的网状天花板和门,笼外有武警看守。2008年5月和7月(国内第三次一审期间),二人分别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请求认定“铁笼被告席”构成有辱人格待遇,违反了《公约》第3条的规定。

事实上,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文禁止“有辱人格待遇”,但是其国内官方并不认为使用“铁笼被告席”就侮辱了人格。1993年、1996年和2006年,俄罗斯联邦司法部、最高法院、内政部、检察长办公室等部门曾交叉着联合发文提出,为了给法院和刑事审判的参与者、警卫提供安全履职的适当条件,法院的审判室要装备固定的“金属栅栏”(metal barriers),从而将被告人与法官席、旁听席隔开,并且将警卫安排在“栅栏”后面。这些文件还明确要求,禁止将嫌疑人和被告人押送至没有配备“安全栅栏”(safety/security barrier)的审判室。2000年,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行政办公室与联邦建筑、住房和社区服务委员会印发了“一般管辖权法院大楼及法庭设计、施工规则”,要在法庭为刑事被告人设置一个分区,四边用直径不小于14毫米的金属棒包围,金属棒高220厘米并用钢丝封顶,或者延伸至法庭天花板。2003年7月俄罗斯又采取新规则并提出,可以对在押被告人使用两种“安全舱”(safety cabins),包括旧规则所涉金属条制成的“安全舱”和钢制骨架、防弹玻璃墙制成的“隔离透明安全舱”(isolating transparent safety cabin)。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叫“Sh”的人曾向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提出质疑称,这些做法违反了俄罗斯国内法律和《公约》关于禁止有辱人格待遇、保障公正审判权的要求,但在2004年10月被驳回了诉讼请求。

从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诉讼时间和俄罗斯的诉讼行为来看:(1)2004年—2008年,多名申诉人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了俄罗斯使用“铁笼被告席”的问题;(2)2011年,俄罗斯在“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中被判决违法,但并未提出上诉;(3)2012年9月,欧洲人权法院第五分庭在“季塔连科案”中判决乌克兰不违法,却又在同年12月判决的“斯瓦纳任科和斯亚德馁夫案”中认定俄罗斯违法,而后者当时还有另外两起被诉案件尚未判决;(4)2013年3月,俄罗斯就“斯瓦纳任科和斯亚德馁夫案”提出上诉,大审判庭于同年4受理该案,俄罗斯政府在提交书面意见时专门提到“季塔连科案”以支持己方观点。综上不难发现,作为被申诉“铁笼被告席”问题最多的国家,俄罗斯的上诉行为很可能是受到了“季塔连科案”判决结果的鼓励;而大审判庭则是引起了重视,希望有效解决10余年来被反复申诉的“铁笼被告席”问题。目前来看,大审判庭不再局限于各分庭关注的案件细节,而是从价值评判的层面展开论述,从而为“‘铁笼被告席’是否在本质上构成有辱人格待遇”的问题给出了权威答案。

二、大审判庭一锤定音:使用“铁笼被告席”必然构成有辱人格待遇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一)被诉国与申诉人的观点

“斯瓦纳任科和斯亚德馁夫案”在大审判庭审理期间,作为上诉方的俄罗斯政府详细解释了其使用“铁笼被告席”的传统与正当性:(1)“金属网格”(metal grid)在1992年首次用于审判该国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安德烈·契卡提罗,是为了保护其不致遭受被害人亲属的伤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犯罪高潮,国家多部门就联合发布通告并在1994年正式使用“金属栅栏”,目的是防止被告人脱逃以及保障警卫、法官、证人、被害人、旁听群众的安全。据俄罗斯联邦内政部、司法部等机构统计,2009年至2013年期间,逃离法庭的在押嫌疑人、被告人分别为0、4、5、2、3人/年,攻击法庭上公职人员的分别为1、1、7、0、7人/年,在法庭上自残的分别为4、14、20、16、18件/年,而如果没有使用“安全栅栏”,这些数字会更高。此后虽然犯罪率高的局面得到改观,但“安全栅栏”仍然是防止被告人脱逃、保障司法工作人员履职、促使诉讼参与人安心、避免被告人遭受报复的有效手段。(2)“安全栅栏”适用于所有在押嫌疑人、被告人,而候审羁押本身就是一种经司法机关评估个人情况后,对涉嫌犯有严重罪行、可能存在重大社会危险的被告人,在其有潜逃、重新犯罪或有碍司法管理迹象时采取的特别预防措施。(3)身处铁笼内的被告人不用戴手铐、脚镣,坐姿可以更加舒服。(4)没有任何国际文件禁止使用这种“安全屏障”或对其具体规格提出明确要求。

针对本案,俄罗斯政府提出:(1)申诉人并无疾病需要治疗,他们不是公众人物而且媒体也没有报道该案,所以使用“铁笼被告席”不会影响其名誉、不会侮辱其人格。(2)申诉人有暴力犯罪前科,其居住地当局对其出具有行为不端的意见书,而他们在本案中被指控的也是暴力犯罪,特别是还有被害人、证人声称惧怕申诉人而不敢出庭。所以,使用“铁笼被告席”的做法具备正当理由,也就没有达到认定违反《公约》第3条所需要的“最低严重程度”。

申诉人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1)俄罗斯国内法院对所有在押的嫌疑人、被告人都使用“铁笼被告席”,已经成为了不考虑任何因素的惯用做法。(2)允许国内法院建设、使用“铁笼被告席”的文件既非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又没有对外公开,不能限制基本人权。(3)人格尊严是绝对权利,不能有差别待遇,不能因为被告人不是公众人物或知名人士,以及审判没有引起公众关注和媒体报道,就认为使用“铁笼被告席”不会侮辱人格。(4)申诉人不是危险分子,其前罪被判处的是缓刑,而本案被指控的罪行历经两次一审又都被宣告无罪。何况俄罗斯政府所谓的“证人恐惧”没有具体证据支撑,而申诉人在被无罪释放期间也没有违法犯罪行为。既然政府不能提交证据证明申诉人有可能潜逃或诉诸暴力,所谓“法庭安全隐患”就毫无依据,使用“铁笼被告席”也就缺乏正当理由。(5)审判程序的设置应当避免陪审团偏见,而“铁笼被告席”让申诉人看起来就像有罪的危险犯罪分子甚至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暴露在了公众面前。申诉人在笼内感到恐惧、痛苦、羞耻、自卑,进而无法集中精神、无法保持思维敏捷。这种做法既侮辱了人格尊严,又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最终还影响了公正审判。

(二)大审判庭的观点与态度

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首先指明了以下原则性观点:(1)《公约》第3条是民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之一,不论有何情况以及申诉人有何行为,都绝对禁止有辱人格待遇。(2)认定违反《公约》第3条要以有关行为达到“最低严重程度”为前提,这需要考察该行为的持续时间及其对申诉人生理、心理的影响,以及部分案件中还要考虑的申诉人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具体因素。至于实施有关行为是否存在侮辱、贬损申诉人的目的,并非决定要素。(3)认定有关行为构成有辱人格待遇,需以该行为造成的后果超出了依法采取有关措施不可避免的痛苦或屈辱为前提。候审羁押、使用手铐等限制性措施并不天然违反《公约》第3条,关键是要看这些措施有没有造成不可避免的过度痛苦或苦恼,或者有无超出合理的必要限度。在这方面,有无理由相信有关人员会抵抗逮捕、试图潜逃、造成伤害或毁灭证据,就至关重要。[6]

针对本案,大审判庭认为:(1)法庭秩序和安全是很重要,但也不能为此就采取严重程度或性质有违《公约》第3条要求的措施,因为该条规定的是绝对权利。(2)从照片来看,由四面金属杆和金属丝天花板形成的圈禁范围,可被描述为是一个“笼子”(cage)。鉴于国内审判期间到庭的陪审员、证人、被害人、旁听群众人数众多且庭审向公众开放,所以把申诉人置于“铁笼被告席”内示众的情况必然有损其形象,也必然会让其感到羞辱、无助、恐惧、痛苦以及自卑。(3)这一做法会让申诉人担心给审判者造成“他们是应予严格限制人身自由的危险分子”的负面印象,破坏了对申诉人至关重要的无罪推定原则,必然使其感到焦虑和痛苦。此外,法庭限制性措施还可能影响申诉人的公正审判权,特别是影响申诉人能否有效参与诉讼、能否获得实际有效的法律援助。(4)本案不存在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让人相信,使用“铁笼被告席”是限制申诉人人身自由、防止其逃跑、应对其扰乱秩序、保护其免受侵犯的必要措施,侮辱、贬损笼内人员的目的显而易见。相比同样在押但没有被关在笼子里的被告人而言,“铁笼被告席”让申诉人所受的痛苦、屈辱犹有过之,也就达到了触犯《公约》第3条的“最低严重程度”。(5)国内法院从未评估审理期间限制申诉人人身自由的必要性,也没有给出把申诉人关进笼子的理由。申诉人犯有暴力罪行或在涉及本次指控的审判的六年前存在犯罪前科,以及他们居住地官方出具的负面评价,都不足以说明申诉人的人身危险性达到了必须在审理期间对其采取人身限制性措施的程度。综合以上几点,大审判庭最终结论性地提出,考虑到文明行为是民主社会的标志而“铁笼被告席”客观存在的贬低性质不符合文明行为的标准,庭审时把被告人关在铁笼里的做法本身就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违反了《公约》第3条。[7]

(三)大审判庭判决的意义与影响

2015年3月,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签署了大审判庭判决的执行计划。[8]计划书指出,人格尊严是民主社会的文明标准,而该判决是欧洲人权法院第一次明确,庭审时把被告人置于“铁笼被告席”里的做法本身就是对《公约》第3条人格尊严权的侵犯。计划书还要求俄罗斯政府将该案判决文书转发至多个国内法院及相关单位,避免类似情况继续出现。[9]随后不久,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签署了此前的“阿什特·哈蒂尼安案”“匹鲁赞案”判决执行计划或决议书等文件,被诉国亚美尼亚政府承诺在其国内所有法院移除“铁笼被告席”,部长会议对之作出了鼓励性表态。[10]此后在2016年6月判决的“乌拉佐夫诉俄罗斯案”、2016年10月判决的“亚罗斯夫·贝尔卢瑟弗等人诉俄罗斯案”、[11]2017年1月31日判决的“沃龙佐夫等人诉俄罗斯案”中,欧洲人权法院的分庭均引用并遵照了大审判庭在“斯瓦纳任科和斯亚德馁夫案”中作出的判例,简要评判后就直接认定涉案“铁笼被告席”违反了《公约》第3条。特别是“沃龙佐夫等人案”中,俄罗斯政府已不再申辩,而是不仅承认“铁笼被告席”有辱人格,还声称已经在着手处理该问题。[12]

三、裁判思路逐步明确:“铁笼被告席”有损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

上述案件中,申诉人毫无例外地首先诉称人格尊严受辱,从而要求欧洲人权法院从《公约》第3条的角度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1)部分案件的申诉理由涉及公正审判权的问题,即认为“铁笼被告席”让申诉人看起来有罪,或是有碍其有效参与诉讼程序、有效与律师秘密交流,造成其感到焦虑、痛苦。[13](2)部分案件的申诉人则额外专门诉称自己诉讼权利受限,从而要求从《公约》第6条(公正审判权)第1款(一般原则)、第2款(无罪推定)或是第3款(平等武装及有效辩护)的角度予以审查。欧洲人权法院各分庭在逐案判决的过程中,一度将《公约》第6条与第3条的问题牵扯不清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逻辑矛盾,但目前已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裁判思路。

(一)20092013年:不太鲜明的保守态度

2009年1月判决的“拉米什维利和科康勒兹诉格鲁吉亚案”中,“铁笼被告席”首次被欧洲人权法院评价为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这一案件的庭审秩序混乱、现场嘈杂,法庭交流不断受到记者干扰,手机铃声此起彼伏,争吵谩骂屡禁不止。身处法庭远端铁笼内的申诉人听不清检察官和法官的问话,也无法与律师沟通,甚至必须站在笼内椅子上攀附栅栏大声喊叫。相比之下,检察官离法官更近且没有障碍物,其问答对话不受影响。欧洲人权法院第四分庭据此认为,这种混乱状况下的庭审难以开展客观理性的司法审查;被置于“铁笼被告席”和法庭内出现特警的情况都会影响申诉人的注意力,而注意力对于有效防御不可或缺;这种有侮辱性而又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使该庭审带有偏见色彩,总体来说没有达到公正审判的基本要求,违反了《公约》第5条第4款。[14]值得一提的是,该案判决书在评判“铁笼被告席”是否违反《公约》第3条时提到:“如此严厉、敌对的场面出现在司法程序中,可能导致普通人认为是非常危险的罪犯在接受审判。除了破坏无罪推定原则外,法庭上这一有争议的待遇也让申诉人感到羞辱。”[15]这一观点后来被奉为经典,在几乎每一起认定“铁笼被告席”违反《公约》第3条的案件中都被反复引用。

但是,这一思路在专门评判“铁笼被告席”是否违反《公约》第6条时,却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逻辑矛盾。在2010年6月判决的“阿什特·哈蒂尼安诉亚美尼亚案”中,申诉人请求分别从《公约》第3条、第6条的角度审查“铁笼被告席”问题。欧洲人权法院第三分庭在认定该案违反《公约》第3条时引用了“拉米什维利和科康勒兹案”的前述观点并进一步称,“如此严厉的司法程序可能导致普通人认为是一名非常危险的罪犯在接受审判,这种做法即便不让公众为之羞耻,也让被告人自己感到耻辱和自卑,进而在可能决定申诉人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中影响其注意力和警觉性”(该论述后来也被反复引用)。但在评判是否违反《公约》第6条的问题时,该分庭却又提出:(1)既然“铁笼被告席”是国内上诉法院审理所有刑事案件的标配性安全措施,使用该铁笼就谈不上预断申诉人有罪。(2)虽然“铁笼被告席”可能会影响申诉人的注意力和警惕性,但没有什么表明其无法与律师自由、秘密交流或者无法与法官正常沟通,审理期间其本人对此也没有提出质疑,所以申诉人实际上得到了律师的协助并有效防卫,也就不能说“铁笼被告席”让其在检察机关或民事诉讼原告前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分庭最后表态称,反对不加区别地使用“铁笼被告席”这种有侮辱性质、早已被认定违反《公约》第3条的“安全措施”,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其有违《公约》第6条第1款、第2款规定的平等武装和无罪推定原则。[16]

2012年9月判决的“季塔连科诉乌克兰案”中,第五分庭延续了前述第三分庭的基本思路,也是比较暧昧地指出:(1)“铁笼被告席”作为安全措施虽然不太合乎比例原则,但庭审现场对律师履职并无任何限制;(2)虽然“铁笼被告席”对于申诉人、律师之间的交流有一定影响,但该影响不等同于导致二者完全缺乏沟通;(3)申诉人没有证明自己被剥夺了与律师秘密交流的机会,也没有及时行使权利提请国内法院注意该问题。所以综合来看,申诉人的辩护权没有受到不合理限制,该案“铁笼被告席”的情况没有达到认定无效辩护的程度,也就没有违反《公约》第6条第1款、第3款的规定。[17]

(二)2013年以后:明确维护笼内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

在2013年和2016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好饿但是不想动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79253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