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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我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互惠原则实施的困境与出路
【英文标题】 Dilemma and Solution in China’s Application of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i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
【作者】 黄志慧【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分类】 国际法学
【中文关键词】 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互惠原则;事实互惠;判决的自由流动
【英文关键词】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De Facto Reciprocity; Free Movement of Judgments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63
【摘要】 我国对互惠原则的适用坚持“事实互惠”立场,加大了互惠关系认定的难度,不仅无助于推动判决自由流动目标的实现,也减损了当事人私人利益的保护。为化解互惠原则对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造成的障碍,当前域外对该原则的适用和解释呈现出宽松化的趋势。这既有利于摈弃“事实互惠”所蕴含的国家之间对抗和报复思维,也便于维系各国民商事交流的良性发展。作为条约缺位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依据,互惠原则既有助于避免对外国司法制度进行评价,也有利于强化本国当事人订立争议解决条款的议价能力,故该原则应予保留而不应废弃。基于对互惠原则宽松化解释之要求,在互惠关系之证明标准上,一国法院曾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事实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在互惠关系之证明责任上,应由被请求人承担。在互惠原则的适用范围上,应将身份和婚姻家庭领域的非金钱判决排除在外。在互惠与礼让的关系上,礼让应是互惠的前提。对互惠原则采取宽松化解释,对全球经贸的整合、国际民商事秩序的稳定,以及对当事人民商事利益的保障,均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英文摘要】 China’s adherence to de facto reciprocity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has increased difficulty of judging the existence of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which not only hinders the free movement of the judgments, but also detracts from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obstacles caused by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i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inciple have shown a trend of liberalization. The trend is conducive to abandon confrontation and retaliation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and helps to maintain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exchanges among countries. As the basis of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absence of treaty,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not only helps a country to avoid evaluation of foreign judicial system, but also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their parties’ bargaining power in negotiating of dispute settlement clause. The principle should be preserved rather than be abandoned. Under requirement of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the fact that a court has refused to recognize and enforce a foreign judgment is not decisive in the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the burden of proof in relation to the existence of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shall be taken by the requested party, and non-pecuniary judgments arising from the area of identity of natural persons as well as marriage and family issues should be exclud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and comity should be a precondition of reciprocit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reciprocity and comity.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dopt a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order,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of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447    
  一、引言
  作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依据,互惠原则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接受。[1]反映在实践层面,现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常需基于互惠原则进行审查。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互惠关系的缺乏常常构成一国判决在域外承认与执行的障碍。正因如此,为避免互惠原则可能对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造成的困扰,促进判决自由流动目标的达成,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多年来一直在为制定一个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全球性公约而努力。[2]
  尽管条约与互惠原则均为外国判决在我国得以承认与执行的重要依据,但在目前我国与外国订立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数量较为有限,且尚未与和我国具有重要经贸关系和密切民商事往来的国家订立相关条约之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外国判决因我国法院对互惠关系的审查标准过于严格而未能得到承认和执行。在此情势下,如何更为充分发挥互惠原则在判决承认与执行方面的作用,值得期待。特别是,在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深入推进的今天,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商事交往日趋频繁的背景下,如何更为理性地看待和理解互惠原则作为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依据,值得思考。晚近以来,为推动判决自由流动并保障当事人的民商事利益,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互惠原则的解释也呈现宽松化的态势。
  为更好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6日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一带一路”若干意见》)。对于互惠原则,该意见第6条指出,“要在沿线一些国家尚未与我国缔结司法协助协定的情况下,根据国际司法合作交流意向、对方国家承诺将给予我国司法互惠等情况,可以考虑由我国法院先行给予对方国家当事人司法协助,积极促成形成互惠关系。”显然,这种做法反映了我国对于互惠原则实施的新动向,表明我国法院在互惠关系的认定上展现的积极立场,也将有助于缓解我国目前对于互惠原则的适用从严解释所造成之困境。
  2017年6月8日在南宁通过的《第二届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南宁声明》(以下简称《南宁声明》)第7条规定:“区域内的跨境交易和投资需要以各国适当的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机制作为司法保障。在本国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与会各国法院将善意解释国内法,减少不必要的平行诉讼,考虑适当促进各国民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尚未缔结有关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国际条约的国家,在承认与执行对方国家民商事判决的司法程序中,如对方国家的法院不存在以互惠为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本国民商事判决的先例,在本国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即可推定与对方国家之间存在互惠关系。”应该说,《南宁声明》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司法合作共识。该声明对于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达成“推定互惠”关系及共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显然,这种做法有助于改变我国以往所坚持的“事实互惠”的立场,为互惠原则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标志着互惠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动向和新发展。
  基于上述发展,新近最高人民法院就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问题正在酝酿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涉及互惠关系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2017年6月第六稿,以下简称《民商事判决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该法院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一)该法院所在国有承认和执行人民法院民商事判决的先例;(二)根据该法院所在国法律规定或单方承诺,在同等情形下人民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可以得到该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三)根据该法院所在国与我国达成的国际司法合作共识等可以认定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的其他情形。显然,该规定对于“事实互惠”、“法律互惠”及“两国之间存在合作交流意向或共识”这三种可以认定存在互惠关系的情形进行了列举。不难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即将颁布的司法解释对于互惠原则适用之要求进一步宽松化,将之扩展至与外国存在合作交流意向或共识的情形。
  应该说,我国在互惠原则的解释与适用上强化其灵活性的做法,与该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是契合的。
  从比较法上看,在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对互惠之要求正在弱化。越来越多的法域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已开始放弃互惠的要求。互惠对判决承认与执行造成的障碍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是“纸老虎”。即便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保留互惠原则,但是,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对互惠要求之解释进行了限制。
  在此背景下,我国应该如何重新认识互惠原则作为条约缺位下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依据所发挥之作用,特别是在前述司法实践已经要求对互惠原则进行宽松化解释的情况下,我国法院应如何具体实施该原则之问题,亟需明确。
  二、国内实践:互惠原则的实施现状与主要问题
  (一)实施现状
  我国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采取相对谨慎的立场,在没有条约或互惠关系的情况下,外国判决无法在我国得到承认与执行。在1994年的“日本公民五味晃申请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日本法院判决案”(以下简称“五味晃案”)中,申请人五味晃因与日本日中物产有限公司借贷纠纷一案,向我国大连市中院提出申请,要求承认横滨地方法院小田原分院所作判决和熊本地方法院玉名分院所作债权扣押命令及债权转让命令在我国领域内的法律效力,并予执行。大连市中院于1994年11月5日决定拒绝执行日本的判决并认为,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关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双边条约,也没有法律基础证明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3]
  值得注意的是,大连市中院针对该案曾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答复。1995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中国人民法院是否承认和执行日本国法院具有债权债务内容裁判的复函》中认为,中国与日本之间没有缔结或参加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或裁定的国际条约,亦未建立相应的互惠关系,依据《民事诉讼法》286条之规定,中国法院对该日本法院的判决不应予以执行。[4]类似的是,上海市第一中院于2001年同样基于中日之间互惠关系的缺乏,拒绝认可横滨法院的一项判决。[5]
  显然,我国法院在上述案件中仍采取相对保守的立场,将互惠原则解释为“事实互惠”。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早期也曾支持“事实互惠”并认为,对于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我国法院首先应审查我国与外国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国际条约或事实上的互惠关系。只有当此类国际条约或事实互惠关系存在时,才会进一步审查其他条件。在两国之间并无条约的情况下,我国法院将要求存在事实上的互惠关系,即作出判决的法院应证明其曾经认可过我国判决{1}(P.2170-2173)。
  然而,上述做法极易招致相关外国法院将互惠原则作为对我国报复的工具。对此问题,日本法院在应对我国判决在日本的承认与执行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尽管自1983年日本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对互惠原则采取宽松化的解释之后的20年内,日本法院几乎未曾基于与外国并无互惠关系为由拒绝认可外国判决,但是,大阪高等法院在2003年援引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前述“五味晃案”的批复,基于中日之间不存在互惠关系为由拒绝认可中国判决,并以此作为中国法院曾基于互惠关系之缺乏拒绝认可日本判决的报复。[6]该案也被认为是自1983年以来,日本法院较为罕见的以缺乏互惠关系为由拒绝认可外国判决的案件。[7]
  在2015年之前,对于其他日本法院是否将会采纳大阪高等法院的立场处理对中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尚不明确。
  对此问题,日本学者倾向将大阪高等法院前述关于互惠原则的解释作为一种例外情形。原因是,采取这种理解有助于避免中日之间因互惠关系的缺乏而形成拒绝认可彼此判决的恶性循环。依据日本国际私法学者奥田安弘(Yasuhiro Okuda)教授的观点,在中日两国之间并无相关条约的情况下,中国民事诉讼法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仅规定了互惠和公共政策两个条件。就此角度而言,中国认可外国判决的条件似乎比日本法律的相关规定更为宽松。而且,对于互惠关系的判断而言,一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先例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应进一步关注一国关于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除非外国关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明显比日本法律更为严苛,否则应认定日本与该外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8]
  遗憾的是,学者的上述见解似乎并未得到日本法院的接受。从晚近相关实践来看,日本法院仍基于日本与我国并不存在互惠关系为由,拒绝执行我国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判决。
  该案涉及我国公民基于日本公民出版毁誉物的事实,而针对作者及出版者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9]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8月23日作出有利于原告的缺席判决,并要求日本被告承担八百万人民币的赔偿金。后原告就判决的赔偿事项请求东京地区法院执行。鉴于中国法院曾经拒绝认可日本判决,且日本大阪高等法院亦曾于2003年拒绝认可中国判决,我国申请人主张,对于日本与中国之间互惠关系的认定,依据一些日本学者的观点,应通过比较两国之间关于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之规定,而不论这些规定在实践中是如何被实际运用的。[10]
  然而,东京地区法院于2015年3月20日仍采纳前述大阪高等法院的逻辑推理,同样基于中日之间互惠关系的缺乏为由拒绝执行中国判决。
  东京地区法院认为,在互惠关系的认定上,仅依据判决作出国所规定的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并不充分。相反,法院应当审查这些条件的实际适用,特别是确定一项类似的日本判决是否能够在中国得到认可。东京地区法院强调,在缺乏双边条约或互惠关系的情况下,外国判决不能在中国得到承认与执行。而且,实践中也并无案件表明中国法院基于互惠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东京地区法院援引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复函并指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张中日之间并不存在互惠关系,且这种观点也得到中国下级法院的遵循。因此,考虑到目前中国法律的规定及相关实践,中日之间并不存在互惠关系,中国判决在日本不能被执行。[11]
  尽管我国当事人针对该案提起上诉,但东京高等法院于2015年11月25日维持东京地区法院的裁判。东京高等法院认为,在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尽管中国法律与日本法律近似,但是中国关于互惠原则的内容并不明确。除非中国明确互惠原则的内涵,否则不能认定中日两国关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是相同的。东京高等法院强调,除了中国法律中互惠原则内涵不明确所造成的困扰之外,并无证据表明外国判决基于互惠在中国得到承认与执行。而且,中国法院曾经毫无保留地否定了中日之间存在互惠关系并直接拒绝认可日本判决。基于此,东京高等法院最终认为,中日之间关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定在实质上并不相同,故中国判决基于互惠关系的缺乏在日本不能被认可。日本最高法院于2016年4月20日基于同样理由驳回了我国当事人再度提起的上诉,并最终决定拒绝认可中国判决。[12]
  不难看出,我国在实践中所坚持的“事实互惠”,已经沦为日本法院对我国进行报复的工具。更令人忧虑的是,即便外国法院对于互惠原则采取宽松化之解释,我国法院在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对此仍拒绝进行积极回应。对此现象,在中国与韩国之间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依据韩国《民事诉讼法》第217条之规定,在无相关条约的情况下,互惠是外国判决在韩国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前提条件。为确定与外国之间是否存在互惠关系,韩国法院通常认为,只要能够证明韩国判决可能在外国得到承认与执行即可。[13]1999年11月5日,面对中国判决在韩国的认可问题,首尔地区法院在确认韩国与中国存在互惠关系后认可了中国判决。首尔地区法院认为,韩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可以在中国境内依据与韩国法律并不存在实质不同的条件得到认可。[14]显然,韩国法院上述裁判的意图是避免在中韩之间互惠关系的认定上产生恶意循环,也表现出韩国法院对中国法院在未来也将对韩国判决的认可施以互惠的期望。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法院于2011年在面临中韩之间是否存在互惠关系之认定问题上,却给出否定答案。
  该案涉及韩国债权人针对在我国有财产的韩国被告朴某在韩国首尔法院提起损害赔偿之诉。韩国首尔西部地方法院第十二民事部于2010年12月14日作出朴某应向原告支付1.9亿韩元及利息的判决。因朴某在深圳市南山区有一处房产,原告向深圳市中院申请承认和执行韩国法院的生效判决。由于意识到需要证明中韩之间存在互惠关系,判决债权人向我国法院提交了前述1999年韩国判决书的副本,并据此主张韩国与中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然而,深圳市中院在裁定中既未援引前述韩国法院的裁判,亦未明确基于互惠原则执行韩国判决的可能而仍坚持认为,因我国与韩国之间没有缔结或者参加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国际条约,亦未建立相应的互惠关系,故韩国公司的申请缺少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5]
  该案表明,我国法院未能认识到韩国法院曾经认可我国判决的事实之重要性,并对韩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仍保持异常消极的态度。
  此外,在“德国当事人申请承认与执行德国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决案”、[16] “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与阿特蒙特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英国高等法院判决案”[17]以及“澳大利亚的弗拉西动力发动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澳大利亚法院判决案”中,[18]我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相关外国判决的逻辑是一致的,即我国与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既未缔结或者参加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的国际条约,亦未建立相应的互惠关系。在这些案件中,包括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法院对互惠原则的理解均采取“事实互惠”立场。这种做法无疑大大降低了外国判决在我国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可能性,也会进一步导致我国判决请求相关外国承认与执行时缺乏互惠关系的事实基础。
  由此可见,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允许我国法院以互惠为依据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但相关实践表明,在无条约的情况下,外国判决较难基于互惠原则在我国得到承认与执行。而且,在与外国是否存在互惠关系之认定上,我国法院通常基于“事实互惠”立场并拒绝赋予外国判决在我国的效力。这种保守立场不仅使得外国判决在我国境内的承认与执行几无可能,也反过来使得我国判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也面临诸多问题。对此现象,究其根本,仍在于我国法院对互惠原则的理解过于狭隘。特别是,在互惠关系的认定上,要求外国法院率先迈出认可我国判决的步伐,而忽视了外国法院对互惠要求予以放宽之事实。
  晚近以来,我国法院对互惠原则之适用也呈现出令人可喜的现象。在与外国并无条约的情况下,我国法院已经基于互惠原则承认与执行相关外国的判决。
  2013年11月26日,鉴于德国柏林高等法院曾于2006年5月18日承认我国无锡市中院的判决,武汉市中院据此基于互惠原则承认了德国法院任命的外国破产管理人能力的判决。[19]同样,南京市中院于2016年12月9日基于互惠原则认可了申请人高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新加坡高等法院针对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作出的判决。尽管判决债务人基于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并无相关双边条约为由提出拒绝执行新加坡判决的抗辩,但南京市中院认为,新加坡高等法院曾在2014年1月28日承认过一项我国苏州市中院的判决,故新加坡判决可以基于互惠原则在我国得到执行。[2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上述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国法院依据互惠原则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积极态势,但实际上我国法院仍然未能摆脱“事实互惠”的窠臼。即,在上述案件中,我国法院基于互惠原则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是在确定我国判决曾在相关外国得到认可的前提之下。[21]
  总之,从现有司法实践来看,尽管我国已在立法上将互惠原则作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依据,但互惠之要求仍然构成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重大障碍。
  (二)主要问题
  前述考察表明,我国法院对互惠原则的解释仍然采取一种较为保守的立场,并容易导致如下问题:
  其一,加大互惠关系认定的难度。我国法院所采取的“事实互惠”立场,要求外国法院实际上曾承认与执行我国判决,但实践中由于不同国家之间语言障碍,及判决的公布制度方面的差异,查实并确定外国法院是否实际承认与执行我国判决,实属不易{2}。而且,这种客观存在的困难,容易诱使我国法院在判断我国与特定外国是否存在互惠关系之问题上,直接作出否定的判断。事实上,一国要查明外国是否在同一条件下执行本国判决,更是不易。前述我国深圳市中院2011年基于互惠关系之缺乏拒绝认可韩国判决的裁定,显然未能查实韩国首尔地区法院曾在1999年认可我国判决的事实。这也印证了一国法院在实践中坚持“事实互惠”的立场,在互惠关系存在与否的认定上可能产生错误结论。
  其二,致使互惠原则的目的落空并减损私人利益的保护。我国法院在实践中之所以坚持“事实互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助于保护我国司法主权,并促使外国法院积极认可我国判决。然而,这种目的往往落空,因为一国通常不会屈服于互惠压力而认可外国判决。即,互惠原则很难达成鼓励外国法院承认我国判决的目的,反而会沦为外国报复我国的工具。由此所导致的结果是,国家之间在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的对抗演化为国际民商事关系中当事人私人利益的受损。正因如此,互惠原则使得个人之间判决有效性及私人利益屈从于国家之间的主权对抗。特别是,在两国均坚持互惠原则的情况下,任何一国均不愿意首先迈出施惠的第一步。前述中日两国之间在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的困境即为典型例证。
  其三,阻碍国际私法上判决自由流动目标的实现,亦与人权法价值相悖。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所谨守的“事实互惠”立场,显然增大了外国判决最终能够在我国得到承认与执行的难度。应该说,对互惠原则采取一种更为宽松化的解释,避免因判决被拒绝认可而导致的平行诉讼,无疑与当今国际私法促进判决在全球自由流动之目标是相符的。但是,我国法院目前所坚守的“事实互惠”却容易造成我国与外国在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的对立,而与判决自由流动的目标相悖。而且,实现判决自由流动并保障判决债权人私人权益,被视为人权法上诉诸司法权(right to access to justice)的内在构成部分。[22]就此意义而言,我国坚持“事实互惠”的立场与人权法之价值亦不相符。
  基于以上,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法院在实践中所坚持的“事实互惠”立场,并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互惠原则的发展趋势。
  三、域外趋势:互惠原则实践的宽松化及其成因
  从域外立法与司法实践而言,对互惠原则的适用及解释明显呈现出宽松化的趋势。上述现象反映出一些国家和地区试图弱化互惠原则可能对判决承认与执行造成的消极影响。这对于我国正确理解和实施互惠原则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立法实践:互惠原则的取消与限制
  晚近以来,伴随国际私法立法的现代化浪潮,在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不少国家废弃了互惠原则。例如,除了外国宣告破产判决的认可之外,瑞士1987年《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在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上已经取消了互惠之要求。[23]与之类似的是,委内瑞拉(1998年)、立陶宛(2002年)、保加利亚(2005年)、马其顿(2007年)、波兰(2008年)、黑山(2014年)、西班牙(2015年)等国在立法层面均取消了判决承认与执行中互惠之要求。[24]
  对于上述立法实践的发展,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可予以解释:一是两国之间是否存在互惠关系之问题,在证明上常常存在困难;二是取消互惠之要求,也被视为有助于实现一国判决承认与执行机制的现代化。尤其是,现今基于尊重私人利益的需要,各国促进彼此判决在全球内的自由流动极为必要。
  与此同时,除了取消互惠原则的立法实践之外,在晚近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变革中,包括突尼斯(1998年)、斯洛文尼亚(1999年)、土耳其(2007年)、捷克(2012年)、罗马尼亚(2013年)和巴拿马(2014年)在内的一些国家基于不同原因仍保留了互惠原则,并将之作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前提条件。[25]同时,也应注意的是,尽管上述国家保留了互惠原则,但在立法上对该原则的适用施加了限制或规定了例外情形。例如,1999年斯洛文尼亚《国际私法和程序法》第101条第1款规定,互惠原则仅适用于以本国公民为被请求人的判决之承认与执行。1991年克罗地亚《国际私法法》第92条规定,互惠原则仅适用于外国判决的执行,而不适用于外国判决的承认。塞尔维亚《国际私法典》第92条规定,除非存在相反证明,否则推定塞尔维亚与外国存在互惠关系。
  上述表明,晚近一些国家国际私法立法变革对于互惠原则保持一种审慎态度,以尽量化解该原则可能对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造成的困境。
  (二)司法实践:互惠要求解释的弱化
  如前所述,即便一些国家在立法上保留了互惠原则,但法院大多通过司法实践弱化互惠之要求。这种趋势从域外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可见一斑。
  日本1890年《民事诉讼法》200条第4款(现第118条第4款)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上要求互惠,但是,日本法院对互惠关系存在与否之证明采取了一种限制性的解释。最为典型的判例是,日本大审院在1933年12月5日处理涉及一项美国判决的执行问题时认为,日本判决必须在美国依据与日本法律规定的“同样或更为宽松”的条件得到承认与执行,才能认定日美之间互惠关系的存在。以此为据,日本大审院宣告美国判决在日本的可执行性。[26]
  尽管日本大审院在互惠关系的认定上并未采取“事实互惠”之立场,但日本学者对该案中认定互惠关系之做法,仍持批评态度。原因如下:一是在被请求国与请求国之间并未订立国际条约时,并无逻辑期望两国之间关于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是相同的。而且,实际上也很难对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之间关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进行比较,并确定哪国的规则更为严格;二是要求请求国依据与日本法律相同或更为宽松的条件认可日本法院的判决,则两国基于互惠原则相互认可彼此判决并无可能。原因是,如果请求国法律规定的判决认可之条件比日本法律更为宽松,反过来,该国在日本法律关于判决认可的条件比自己更为严苛的情况下,则基于互惠之要求不会选择认可日本判决。[27]
  为回应学术界的上述批评意见,日本最高法院在1983年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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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民事、经济、知识产权、海事、民事诉讼程序卷)》,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2}杜涛:“互惠原则与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1期。
  {3}徐崇利:“经济全球化与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互惠原则”,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
  {4}刘仁山:“国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司法礼让原则——对英国与加拿大相关理论及实践的考察”,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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