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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海峡法学》
转型时期司法吸纳公民参与的价值及其改进
【作者】 黎慈【作者单位】 江苏警官学院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司法;审判;创新;司法职业化;公民参与
【文章编码】 1674-8557(2011)03-0113-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3
【页码】 113
【摘要】 以河南、陕西法院为代表的一些地方法院为适应司法改革的需要,创新司法审判模式,吸纳公民参与司法,接连引发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种种争议。司法职业化是实现司法独立的有效保障,理所当然是司法审判模式创新的主导方向。但司法职业化固有的一些弊端对司法改革进程的阻碍也不容忽视,公民对司法审判的有序参与则正好可以起到弥补作用。因此,实现公民参与与司法职业化的辩证统一,应当成为中国司法审判模式创新乃至整个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有效路径选择。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8770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凸显,要求司法改革以应对各种纠纷的顺利解决。在司法改革的浪潮中,司法审判模式创新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前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备受关注的热点。公民是否有权参与司法审判,以及公民参与司法审判是否会阻碍司法职业化的进程等问题都是争论非常激烈的话题,因为它不仅关涉到一国确立什么样的司法审判创新理念,更关系到一国司法审判模式创新道路的选择。最近,在河南首试陪审团参与死刑二审引发“四不像”陪审团的争议尚未平息之际{1},由药家鑫案牵扯进来的陕高法[2008] 185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征询旁听庭审公民对案件裁判意见和建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陕西高院规定》)又引发公民能否参与审判活动的争议波澜。该案的案情本是简单,即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因担心被受害者记住车牌号,竟持刀连刺受害者8刀,致使本来只被撞成轻伤的受害者死亡。而在西安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药家鑫一案时,现场500名旁听人员,每人都收到一份“旁听人员旁听案件反馈意见表”,问卷上除了庭审的合议庭成员名单,还有两个问题:您认为对药家鑫应处以何种刑罚?您对旁听案件庭审情况的具体做法和建议?西安中级法院在旁听人员中发放问卷、意欲作为该案量刑参考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引起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争议。{2}对于社会各界的争议,西安中院给出回应:“向旁听者征求量刑意见,是按照陕西省高院的要求做的。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执行征询意见的政策了。”{3}其中,“陕西省高院的要求”指的便是陕高法[2008]185号《陕西高院规定》。这一规定出台的初衷,正如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东所说,“让公民参与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综观该案的争议内容本身,涉及到的是公民参与司法与司法职业化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对关系,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纯粹司法职业化模式观。这种观点认为司法应当是以既定的法律为依据对案件加以评判和裁决的过程。无论是“法律事实”,还是相关法律的适用,都是通过理性的调查和专业化的推证所获得{4}。因此,法院的司法过程不应当吸纳公民参与,否则,非专业非理性的因素会严重干扰司法裁判的公正。(2)司法吸纳公民参与说。这种观点主要来源于司法实务界,如上所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东就认为要提高法院裁判的民意可接受性。支撑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法官不能成为机械依据既定法律得出裁判的“自动售货机”,否则,裁判无法被当事人和公众尊重和信赖,不仅不会对社会和谐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爆发点。{5}从司法实践来看,近几年发生的张金柱案、刘涌案到邓玉娇案、胡斌案等都打下了公民参与的烙印。那么,公民参与司法运作是否会影响到司法职业化的进程?公民应以何种方式参与司法审判?这些问题是摆在法学理论界尤其是实务界面前的时代课题。
  二、公民参与:弥补司法职业化不足的有效路径选择
  司法活动是一门技艺(art){6},要求法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推理技艺判定一个具体案件与抽象规则之间的差距,进而裁决当事人享有权利和义务,这就需要一个具有如下特征的法官群体:具有共同的法律语言、法律思维方式、推理方式及辨析技术、业务特性、知识技能等,也即实现法官职业化。近30年来,我国在法官职业化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改革成果。然而,人们用审视的目光总结与反思司法改革的得失时,却也看到了这些年司法改革不如人意之处,诸如司法与民众相脱离、程序公正无法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司法监督的无力、司法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司法改革在奉行法官职业化的同时,忽视了吸纳公民参与司法。其实,司法吸纳公民参与,是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有效保障。
  (一)防止法官职业封闭,更好满足社会的需要
  “三尺平台决百讼、一纸判决安万民”,法官判案不仅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甚至可能会摧毁一个单位、冲击一个国家的命运。所以,法官职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和担当的,这个职业必须需要接受专门的培训和特别的训练、拥有一套专门化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从而确保其知识化、专业化、职业化。这些法官们经历同一化的培养之后,一般而言,可以更好地熟悉各个方面的法律运作;但同时,又极容易导致法官职业的自我封闭,让司法披上神秘的外衣,由此也会产生苏力教授担心的后果:“法律职业的专业化有可能出现、而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中实际上出现了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即法律行业的垄断。法律本来是世俗的活动,为了解决人们的纠纷,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系;但随着法律的职业化专业化,……法律活动变成一个普通人除了依赖于法律专门人员之外无法也没有时间涉足的领域。”{7}
  职业化的法官虽然熟谙法律事务和实践操作,却无法感受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民众的需求。公众参与审判过程,能够反馈真实的生活和民情,能够帮助法官洞察并把握社会发展的走向,把法律规范置于社会的大框架中,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尤其我国广大农村还处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的状况,当地的村规民约、传统习惯比起司法规则,更容易被接受。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有效吸收公众参与,而不是仅凭职业化的法官依据官方法律文本来处理当地的纠纷,就可以大大减少“怎么把人给抓了,我只是要个说法”那种秋菊式的疑惑。进一步讲,通过公众有效参与司法,将普通民众的良知和直觉引入司法裁判过程,使得判决更加接近大众情感,符合一般公众的认知需求,也更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从而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效统一。
  (二)消解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
  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司法职业化,但不幸的是,在司法职业化取得进展的同时,司法腐败也在不断扩散与加深[1],尤其是一些高层司法官员的频频落马更使司法面临着严重的公信力危机[2]。于是,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的学者都在进行认真反思:司法职业化之路究竟对不对?它是不是应当继续走下去?经过几番辩驳,大家重新认识到,“中国现代司法的问题,并不是职业化的问题,而是官僚化的问题,就是法官作为一个官僚阶层出现了官员腐败,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反对这些官员腐败。”那么,司法职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司法腐败问题如何克服?就司法腐败产生的根源而言,正如19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约翰·阿克顿勋爵所说,“所有的权力都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可见,司法腐败源于司法权的集中、法官手上的权力的膨胀,加之缺乏相应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司法腐败由此产生。事实表明,民众对司法的监督是有效防止司法腐败的一种方式。民众参与审判过程,他们参审发表的意见得到应有的尊重,能有效避免判决仅仅出自于法官的意志,将有利于一定程度上遏制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增强司法灵活性,促进社会纠纷的有效解决
  司法职业化强调的是法官在审理和判决案件过程中必须“以法律为准绳”,这种过分注重法条化难免会带来司法出现死板僵化的后果,由于职业化法官拒绝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从而使得司法过程缺乏灵活性。面对需要充分关注社会善良风俗的案件,职业化法官如果仅仅死抠法律条文,这样的判决是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理解的,由此也会造成判决难以执行,往往导致社会纠纷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公众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而这些经验可弥补司法人员生活经验之不足。公众参与司法活动所依靠的不是法律知识,最主要是出于公民的社会正义感、公平感。在司法活动中,公民根据自身的社会生活经验以及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对案件的是非曲直进行判断,可以辅助职业法官作出颇具说服力的裁判,从而体现法律维护社会正义的精神。同时,职业法官虽然深谙法律专业知识,但不可能是具备各种专业知识的全才,而现实生活中的案件往往有可能涉及专业技术或专门行业知识,如果没有懂得相关专业技术和专门行业知识的社会人士参与,就难于正确认定案件性质。西方一些国家比较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审理专业疑难案件时,往往求助于专家、学者的帮助。比如,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考虑到审判既要达到惩罚犯罪,又要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法院往往邀请教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其它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成长和教育工作的人士参加审判,如英国治安法院的少年法庭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求必须有1名具备教育能力和教育经验的女性参加,德国地方法院的少年参审法庭和州法院的少年庭在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时要求有2名具备教育能力和教育经验陪审员参加,而且规定男女各1名。{8}
  三、改进公民参与,促进司法改革的良性运作
  亨廷顿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政治公式:社会参与的程度越高,参与的意愿越高,而参与的制度化程度越低,则政治越不稳定。{9}我国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就明确要求“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必须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检验,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可见,公民参与司法已经成为当前司法审判模式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公民参与司法像其它事物一样,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有诸如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的负面后果,而司法职业化正好可以消除这种弊端。因此,司法审判模式创新的关键在于如何尽可能地减少两者的不足、发挥两者的优势作用。可以说,科学地将两者结合起来,实现司法职业化和公民参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将关系到司法审判模式创新乃至整场司法改革的成败。
  (一)打牢基础:保障公民参与司法的发展空间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2002年7月召开的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法官职业化是法院建设的一条主线。“如果没有职业法官支撑起司法大厦并主导司法活动的运作,无论要扩展司法活动透明度、增强公民的司法参与还是由非专门人员分享司法权都是难以想象的”{10}。司法的独立性、正义性、中立性、程序性、统一性都决定了职业化是其必然选择,在司法审判模式创新的任何阶段,职业化都是不能动摇的基本方向。公民参与司法审判只能是在遵循司法职业化的前提下,对职业化可能产生的弊端进行弥补。因此,司法审判模式创新应当追求的合理模式,应当是以职业法官为主、适当地吸收公民参与和监督的审判模式。在张扬民主、鼓励公民参与的时代背景下,司法审判模式创新仍应大力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法官的职业化意味着法官在职业上必须具有独特的知识、技能、工作方法、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模式,也就意味着法官的资格有严格的标准,即并非人人都能当法官。{11}因此,法官职业化建设主要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3](以下简称《法官法》)颁行之前,我国法官队伍的主要来源为:一是思想好、作风正派的复员转业军人,这在一些中级和基层法院占很大比例;二是其它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选调的干部;三是法律和其它非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12}这就造成了法官队伍理论水平和职业技能的良莠不一,这种状况导致审判不公和诉讼拖延时有发生,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使得司法审判模式的创新陷入困境。因此,当前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尽快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全面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品格高尚的职业法官队伍。根据中国的国情,一方面要改革法学教育模式,为法院输送高质量的法学人才;另一方面应提高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规定从事法官职业应当至少具备经过正规法学教育获得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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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汪建成.非驴非马的“河南陪审团”改革当慎行[J].法学,2009(5):15.
{2}杨昌平.药家鑫的生死谁说了算?法庭发放问卷调查引争议[N].北京晚报,201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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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毕竞悦.选择司法独立:中国的民意与司法独立[EB/OL].(2009-08-10).[2011-03-16].http://www.gongf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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