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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社会资本与生活方式视角下的犯罪与被害重叠研究
【作者】 李嘉琦王薇
【作者单位】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公安基础部{研究生}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公安基础部{讲师、博士}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犯罪与被害重叠;社会资本;生活方式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24
【摘要】

犯罪与被害重叠是西方犯罪学近年来的重要发现。尽管已经有众多研究分别讨论了我国的犯罪与被害情况,但对于被害与犯罪重叠的研究人们知之甚少。本研究以J市某看守所591名在押人员为样本,分析犯罪与被害重叠现象,用社会资本与风险生活方式为主要理论视角,解释犯罪行为与被害经历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犯罪与被害确实存在重叠现象,社会资本弱以及高风险的生活方式会使人更容易同时成为犯罪人与被害人。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7237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犯罪类型、犯罪手段、犯罪原因等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多样化发展趋势。犯罪学家在剖析犯罪行为时发现很大一部分犯罪行为并不是偶发性、随机性的,而是曾经或持续性遭受被害经历所导致。在学校中被欺凌、在家中遭到父母虐待或其他形式的被害经历均可能导致犯罪行为。如2018年陕西省米脂县的赵泽伟在上学期间遭到其他同学欺凌,心态扭曲,多年以后在一中学放学后持刀砍人,导致9人死亡,21人受伤,从被害人变成犯罪人。2018-2019年更是接连发生几起“未成年人弑母案”。犯罪学中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就是犯罪与被害的重叠现象,即犯罪人与被害人具有很高的同质性,犯罪人同时也是被害人。为什么这些孩子成为了没有感情的“刽子手”?他们的童年经历或其他经历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否存在推动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讨研究。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在押人员为研究样本,分析我国的犯罪与被害的重叠情况,同时用社会资本与生活方式理论对这种重叠做出解释,探寻影响犯罪与被害重叠的相关因素。


一、犯罪与被害重叠的相关研究


在犯罪学形成以后的最初几十年里,主流的犯罪学理论的焦点均为解释犯罪行为,从个人、组织、社会、文化等不同角度探寻影响犯罪行为的各因素,对犯罪行为的理解不断加深,这里不再一一赘述。然而绝大多数的理论对被害人在犯罪行为中的作用并没有提供一些明确的见解,更不用说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容易成为被害目标了。[1]虽然偶尔会有一些研究者认识到犯罪理论应当考虑被害的角色以及犯罪人与被害人所存在的系统性联系,如一般紧张理论中认为被害经历可以是导致紧张的来源之一,而没有得到妥善应对的紧张容易导致犯罪,但是这样的观点仍然没有对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关系问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直到近些年,将犯罪人与被害人作为本质上不相关群体的学术处理方法才发生了巨大变化。[2]这是由于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研究证实了犯罪人与被害人往往有相同的特征,并容易进行许多相似的行为。如在一起暴力犯罪案件中,犯罪人与被害人在挑起事端和事件持续的过程中可能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被害一方很容易受到愤怒、悲痛、绝望等因素的影响转化为加害一方,从而导致局势升级。[3]比如酒吧中相看两厌的两人开始争吵,随即打成一团,最终一方将另一方打伤,在打斗过程中,是很难认定犯罪人与被害人的,最终根据受伤情况认定被害人,而这个被害人在整个事件中却不一定一直是被害人的角色,也可能是一开始挑起事端的人,在他所经历的其他打斗中,如果没被打伤,他可能就是犯罪人。这里我们即使不强调被害与犯罪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仅从既有被害经历又有犯罪行为的角度来看,大量数据也表明了两者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如一项研究发现了犯罪频率与被害次数之间存在一个很强的正向相关关系,即犯罪行为多的人遭受的被害也多。[4]研究还显示,被害——犯罪重叠的群体与仅犯罪或仅被害的群体相比,同样指向中下阶层的年轻男性,他们更倾向于频繁、大量地饮酒,并从事其他危险的活动。[5]总的来说,西方犯罪学家发现,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确存在强有力的重叠,且重叠群体的特征与仅被害或仅犯罪群体有所不同。[6]因此在将犯罪和被害行为单独讨论并已获得较为深入的理解之后,探究两者之间的重叠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然而,我国学者对犯罪和被害的调查仍然处于“以犯罪人为中心”或“以被害人为中心”的状态。这些从犯罪与被害单独入手的研究忽略了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或存在重叠的可能性。而我国无论从社会形态还是文化都与西方国家有着一定差异,因此在我国情境之下被害——犯罪重叠的研究在填补空白的同时,可能会更加具有自身独特性。


域外有许多研究犯罪与被害重叠的理论,如自我控制、日常活动、一般紧张等都可以进行解释,但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与生活方式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犯罪与被害重叠现象。很大一部分犯罪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很多时候是由于与家人等亲密关系的疏远造成的,阻止其犯罪的资本并没有完整的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犯罪本身亦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也是所有生活方式中最容易导致被害的一种,犯罪活动所具有的危险性与不确定等性质、与犯罪人接触的增加等都会不同程度的加大被害风险。[7]因此,笔者选择了从与其关系密切的社会资本、风险生活方式两个不同角度的理论出发,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寻求其被害经历与犯罪行为重叠的内在联系。


(一)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一种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与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相似,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资本正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该理论最早是由科尔曼(Coleman)于1990年提出的,他关注的不是个体变量(如个性),而是社会关系的质量、内容和结构如何影响跨代的资源(资本)传递,从而形成机会和生活轨迹,[8]例如父母的社会资本会为子女提供工作机会等。简单来讲,社会资本背后的基本理念即为社交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为个体带来积极的利益。[9]


社会资本有两种功能,一种是维系情感,人们在社会网络中通过紧密的相互联系,将自己稳定在常规世界里,阻止自己实施犯罪。另一种是规范行为,较强的社会资本使得人们更想一切按照规则行事,不愿从事冒险的活动,从而减少犯罪或被害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一个人与传统社会的联系中断,其必然会进行违法犯罪。[10]这是由于低水平的社会资本导致社会控制(尤其是非正式社会控制)弱化,最终促使社会成员去实施犯罪行为。[11]例如,脱离传统社会网络后的个体,容易视社会规范于不顾,这不仅减少了犯罪行为带来的罪恶感、羞耻感,还减少了实施犯罪行为的机会成本(即失去的潜在收益)。[12]社会资本的概念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来理解各种社会现象,不仅能解释犯罪行为的产生,还能解释被害发生的原因。如对家人等亲密关系的依恋程度越低,则社会关系网络对其的保护越弱,遭受被害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犯罪学领域,有许多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在解释犯罪方面,如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影响是通过破坏社会资本来调节的,这是由于贫富差距的加剧会破坏社会凝聚力从而弱化个体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减少又会使得社会矛盾加深,导致枪杀案与暴力犯罪增加,即社会资本与犯罪行为呈反向相关关系。[13]类似的存在于社区中的社会资本或许不能预测个人暴力,但家庭社会资本和其他街道环境的测量都是个人暴力的强预测因子。[14]


此外,社会资本与刑事政策之间也存在着密切关系:宏观而言,社会资本存量与控制犯罪效果成正比;微观而论,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对犯罪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相应的刑事政策。[15]在解释被害方面,根据现有研究表明:那些在学校与成年人建立信任关系的学生可以更多的从中受益,因为他们可以避免与潜在犯罪者发生暴力冲突,即社会资本在暴力被害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保护作用。[16]同时,拥有街头家庭(无家可归的年轻人与在街上遇见的人所建立的各种联系)的成员比其他形式团体的成员更大可能的免于被害,这是由于街头家庭相比之下更容易产生信任、承诺、互惠等这些无形资源,而这些资源有助于个体社会资本的形成,即社会资本越强,被害的可能性则越低。


(二)生活方式理论


生活方式理论(Lifestyle Theory),是解释被害人与犯罪人重叠的主要理论之一。该理论是由欣德朗(M. J Hindelang)于1978年提出,其核心观点为:参与某些特定行为和生活方式的个体更容易遭受被害,这些特性决定了个体经常不同程度地暴露在犯罪机会中并增加了被害的可能性。生活方式是指个人的日常活动方式,包括职业活动和娱乐休闲活动,不同的活动方式蕴含着不同的被害危险。例如,经常与具有犯罪特性的人交往,被害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夏季经常独自在夜里外出的女性,比经常待在家里不外出的女性有更高的被害风险;经常出入酒吧、赌场、夜店等场所单身男性或女性,比花更多时间在家中陪伴他(她)的配偶的已婚男性或女性更容易遭受被害。[17]这些生活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将个体推向危险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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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生活方式本身会滋生和孕育各种引发犯罪的因素,该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犯罪行为。个体实施犯罪,往往是一个由主观到客观,由内在思想外化到实际行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犯罪人思想上受到犯罪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侵蚀,进而形成不良行为习惯或是在生活方式中酿成大量冲突与矛盾,而后在特定情境和机会中,完成了由潜在犯罪人到实行犯罪人的身份转变。[18]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了从生活方式视角去考察犯罪原因,在生活方式已独立于生产方式的今天将两者联系起来具有重要意义。


高风险生活方式用来解释被害与犯罪已经得到了许多经验研究的支持。如凡是容易成为被害人的青少年,其最常从事的活动大都不是所谓的“正常”的日常活动(如约会、夜游、购物、参加派对等),他们的活动本身即包括许多犯罪行为,因此,这些青少年成为被害人的可能性也比较高。[19]Osgood和他的同事(1996)认为,一些无组织的社会活动,在脱离了权威人物的监管后会变得随意甚至采用高风险的方式来推进活动的行进,由此带来了犯罪机会,增加发生违法行为的可能性。[20]生活方式理论在解释被害-犯罪重叠方面也有许多应用,如犯罪学家在分析了1982年和1984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进行的两次全国性被害调查的数据后,发现了相同的理论机制既能够解释被害又能够解释犯罪,因为生活方式(如暴力犯罪、夜间外出、饮酒、邻里间的犯罪率)与个人被害(如攻击和抢劫)存在一定相关性。[21]因此通过这些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出,有高风险的生活方式的个体更容易成为犯罪人或被害人。


经典的生活方式理论在预测犯罪人与被害人重叠的研究中被视为一个重要指标,体现为高风险的生活方式或日常活动会使得他们暴露在犯罪环境中并增加被害的可能性,风险生活方式也因此成为理解犯罪人与被害人重叠的情景概念。然而它往往过于关注个体行为模式的差异而忽视社会关系网络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在预测重叠现象时,或可以将社会资本的评估加入理论模型中,以得到更完善的解释。


国外已有许多相关研究验证了这两个理论对犯罪被害重叠的解释效力,但利用我国本土数据的还较少,因此,本文将社会资本与风险生活方式理论相结合来解释我国在押人员被害经历与犯罪行为的重叠是适宜的,亦是有价值的。


根据上述理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社会资本弱的人更容易表现出犯罪与被害的重叠。


H2:高风险的生活方式会增加犯罪与被害重叠的可能性。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由于犯罪与被害均属于小概率事件,尤其是犯罪行为在普通人之中并不多见,而犯罪与被害的重叠则更少,因此,为提高犯罪与被害的重叠比例,本研究选取在押人员为研究样本,数据从山东省西南部某市看守所中收集,调查员于2019年4月前往该看守所,发放纸质问卷。


由于问卷中有涉及犯罪行为等敏感问题,在填答之前调查员向填答人强调了问卷的匿名性。填答过程中看守所管教位于监室门口,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均由调查员完成。该看守所约有1200名在押人员,每一个监室中所押人员的批捕原因不尽相同,所涉嫌的犯罪行为包括各个种类。因此,本研究抽取所有双数号监室发放问卷,所抽取的样本范围覆盖了该看守所内不同监区,样本具有较强代表性。本研究合计发出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91份,有效率为98.5%。


(二)变量与测量


本研究对犯罪与被害的重叠通过整合犯罪行为与被害经历进行测量。这里所说的犯罪是指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即包括违法行为与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无论这些行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在本研究中均将其视为犯罪。


首先对犯罪行为的测量通过询问受访者过去三年里,“是否打过别人”“是否偷过东西”“是否抢过他人财物”“是否骗过别人钱”“是否拿刀或棍棒威胁过别人”“是否虐待过别人”等6个问题完成(0=完全没有过,1=偶尔,2=经常,3=总是),将其合并成为犯罪行为变量(α=0.78),并按照有无犯罪行为重新编码为二元变量(0=没有,1=有)。本研究中主要考察暴力与财产犯罪相关的街头犯罪行为,有组织犯罪、白领犯罪等由于其本身具有特殊性,并不在考察范围内。因此一些在押人员由于涉嫌实施了其他形式的犯罪行为(如贩毒、贪污等)而进入看守所,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均可能回答没有实施过。


其次,被害经历的测量通过询问受访者过去三年里,“被打过几次”“被抢过几次”“被偷过几次”“被骗过几次钱”“有过几次被强迫发生性行为”等5个问题完成(0=没有,1=1次,以此类推至11=10次以上),同样将其合并为被害经历变量(α=0.79),重新编码为二元变量(0=没有,1=有)。


最后,将犯罪行为与被害经历二元变量相乘,得出犯罪与被害重叠变量(0=没有重叠,1=有重叠)。


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婚姻状况。犯罪学家认为,很大一部分的犯罪人会在25岁以后中止其违法犯罪行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婚姻是正常社会中所存在的重要环节,婚姻中提供的资源与责任可以有效的减少犯罪行为发生。婚姻状况通过询问“你在进看守所前的婚姻状况”完成,1=未婚,2=已婚,3=离异,4=丧偶。在分析中,将婚姻变量重新编码为二元变量(0=单身,1=已婚)。


第二,与家人的关系情况。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能提供与正常社会相联系的资源,包括情感性支持与工具性支持。因此与家人关系好,社会资本高,能够弱化犯罪体系对其的吸引。与家人关系的测量通过问题“进入看守所前,你与家人关系如何”完成(1=非常好,2=较好,3=一般,4=不太好,5=非常不好)。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第三,与家人联系情况。与家人联系越紧密,能够从中获取的社会资本越高。该变量通过“进入看守所前,你是否与家人经常联系”测量(1=联系紧密,2=经常联系,3=有时联系,4=偶尔联系,5=完全不联系)。


生活方式的测量也由三个方面组成:


第一,饮酒情况。饮酒是一个高风险行为,酒后容易冲动,从而实施犯罪行为,也容易成为被害人。该变量通过问题“你每周平均喝几次酒”测量(0=0次,1=1-2次,2=3-5次,3=6-10次,4=10次以上)。


第二,是否去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这些是犯罪行为高发场所,经常出入这些地方的人容易犯罪,成为被害人的风险也更大。该变量通过问题“你多久去一次酒吧或夜店”测量(0=没去过,1=有时去,2=经常去)。


第三,回家时间。回家时间越晚,犯罪与被害的风险越大。该变量通过问题“你每天大概几点回到家”测量(1=晚上10点以前,2=10-12点,3=12点-凌晨2点,4=凌晨2点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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