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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坚持马克思主义,繁荣我国法学研究
【英文标题】 Persist in Marxism,Let China’s Legal Research Flourish
【作者】 张友渔【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91年【期号】 3
【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9774    
  中国法学渊源流长,早已屹立于世界法学之林。研究中国今日的法学,应当全面回顾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丰富实践经验和辉煌成就,也不可割断历史,忽视中国法学发展的昨天和前天。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进行法学研究不可须臾离开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法学研究应当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法学领域的影响,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建设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宏大的法学队伍而努力。
  一、历史的回顾
  同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中国法学的成就也是群星灿烂的。它不仅影响中国历代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而且还影响亚洲邻国,甚至一些西欧国家,赢得中国法系——中华法系的美誉。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研究中国的法学固不能闭目塞听、颂古非今,也不能以今律古。我看有必要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作一回顾。 首先,从纵向观察,应当扩展视野,重视搜集、掌握和研究夏以前的历史,不应囿于殷墟发掘,只信甲骨文字,对历史上限止于殷商。其实,中国历代史籍卷帙浩繁,源远流长。不管是传说材料或考古发掘资料,都是十分丰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运用碳十四等先进检测技术,取得了一些新成果。比如在1959年,先后在山东泰安大汶口一带发现的公元前四千五百年的大汶口文化,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相当于夏纪年)的二里头文化层,就为我们研究夏代及夏以前的唐尧虞舜文化奠定了基础,我们不可以把黄帝的“五法”、夏代的“禹刑”,概以“传说”视之。
  其次,从成文法典的编纂来说,中国也不落后。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就曾“铸刑书于鼎”。这比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公元前450年)早将近一个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代,魏国的李悝更进一步将诸国刑书编纂为《法经》,成了秦汉以后历代制律的楷模。
  再次,从横向观察,中国古代法律和法学还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最早摆脱神权统治。在其他古代法系中,有的直接将宗教经典条文转化为法律,有的把权力来源描述为神的付讬,具有较浓厚的神权色彩。而中国法律却很早标榜着入世的伦理,是以儒家的逻辑思维和仁政来指导立法执法的。无可讳言,在儒家的思想中,有些阴阳五行和八卦的推算,例如《易经》、《春秋繁露》(汉武帝时董仲舒著)等书。但其中的论证,如《春秋繁露》的推论,其目的还是在使人信服儒家的一贯理论,如君臣父子等等伦常,以及“任德教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据法听讼,无有所阿”(董仲舒:《春秋繁露》《五刑相生》),而不是使人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潭。
  二是较早体现了体恤老弱病残的人道思想。“老吾老以及之人老,幼吾幼以吸人之幼”,“民胞物与”都是儒家的重要信条,在中国历代法律中,也有所反映。早在周代(公元前1100—771年),就曾有“三赦”之制, “一赦日幼弱,二赦日老耄,三赦日戆愚。”(《周礼·秋宫》)秦代(公元前22l一207年)法律也曾规定: “甲小未盈六尺(15岁)……不当论及赏稼。”(《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版,第218页)相沿至汉代,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便曾下令: “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汉书·刑法志》)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曾下诏:“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也曾敕令: “年已满七十岁及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廷尉以闻,得减死。”(《汉书·刑法志》)而在西欧,对老幼病残在法律上采取区别对待的,则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公元534年颁布的《查斯丁尼法典》。而在个别国家,象英国,1823年时对窃取店中货物的儿童仍处绞刑。直到1883年,对窃取少量涂料的九岁儿童,也要判处死刑,可见其刑法的严峻。
  三是相对地说,较早限制和反对刑讯与肉刑。当然,封建社会的刑罚总是和肉刑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古代的法学家不开明的统治者并不以为然,为废除肉刑和刑讯,作过努力。例如在汉代,宣帝初即位时(公元前73年),路温舒这位当过廷尉史、县狱吏的司法官,就曾公开上书反对刑讯。他说:“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南北朝时都官尚书周弘正也称:“凡小大之狱,必应以情正言,依准五听验其虚实,岂可全恣拷掠以判刑罚?”(《陈书·沈诛传》)《唐律》也曾作限制刑讯的规定。
  对肉刑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的法学家和开明的统治者,也多是极力主张加以限制,甚至废除它。而西欧国家则长期使用肉刑,尤其在中世纪,由宗教法庭主持的审判,是十分残忍的。在中国,早在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就曾明令废除肉刑。以后各朝,虽有主张恢复肉刑的议论,但终因象唐太宗李世民、宋代的王安石这类开明君主和改革派所反对,未能得逞。当然还有一些反复,不过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公开提倡了。宋、元、明、清各代对强盗罪事实上保留了“黥刑”。这是在废除肉刑中的曲折。但比之四欧有的国家长期公开合法使用肉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四是内容比较完整。自春秋战国陆续制定成文法典以后,以法治国的思想渐渐为人们接受。秦统一六国后,便基本上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泰山石刻》)根据当时生产发展水平和国家管理的需要,秦王朝的统治者便制定了相应的刑事法规、民事法规、经济法规、行政管理法规、行政组织法规、诉讼法规。正因为中国法律有着广泛的适用性,所以才得以流传,成为他山之石,供外国借鉴。《唐律》传到了日本,便成了大化革新(646年)后,正式颁行的大宝律令(702年)的重要参考。对朝鲜、越南等国的法制建设也颇有影响。其他中国古代设官分职和考选制度,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也是有所影响的。
  五是比较注意兼容并蓄的。固然,古代法律有保守的一面,为了当时统治阶级利益,它不可能实现有益于人民的改革。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同某些西方实行宗教法的国家相比,中国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注意吸取当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新鲜的东西。只是当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生产飞跃发展,科技日益进步,而中国却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发展迟滞,这才导致落后挨打。鸦片战争后,备受帝国主义欺凌,被迫转向西方学习。除了学习西方的船坚砲利以外,也向西方学习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法学,一时也颇为兴盛。这说明中国法律,并不是一贯抱残守缺的。自从制定颁布成文法典以后,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王朝更迭,斟酌损益,改制修律,一般都是历代的定规。与此同时,也注意了律学——早期的法学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交流频繁,固不待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焚书坑儒,但仍提倡“以吏为师”,律学的发展也从未中辍。这也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要术。
  过去有人以为,到了汉武帝独尊儒学以后,律学也就废弛了。实则不然。汉代律学不但没有中断,而且有着新的发展。据史料记载,汉时曾召集国中之学律者于京师丞相府学艺。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目的是:“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汉书.刑法志》)为了防止“百家”之徒以言乱政,所以罢黜了关于申韩苏张之徒的荐举。事见《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认为“所举贤良,或话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于是武帝同意作罢。但在武帝时,诸子百家之书,并未销毁封存,而是感于“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乃“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时又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刘向卒又使其子刘歆完成父业。总辑“七略”,其中包括“诸子略”、“兵书略”、“方技略”、“术数略”、“诗赋略”、“六艺略”、“辑略”等。(同上)这就清楚地说明汉代对诸子之说——包括律学的态度,不但没有禁止的流传,而且派专人加以校勘,认真研究收集,予以传扬。以后各代,基本采取了同一态度。有的朝代,从学者甚众,律学昌明,成果颇多,在国外也颇有影响。如唐代太尉长孙无忌主编的《唐律疏议》,宋代司法官宋慈撰写的勘验专著《洗宽录集》(曾译成荷兰、英、法、德、日、朝鲜诸国文字),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盛誉。清代未设法律专科,戊戌变法以后,为了取消“治外法权”,克服落后局面,乃多次派员出访英、德、日、法诸国,考察研修外国法律;并延聘日本国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法学硕士松冈义正等来华讲学。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学家以后又奉命开设法律馆和法律学堂。他们吸收欧美法条,草拟了《新刑律》,《民律》等法规,为中国改革法制开了先例,沈家本主张修律应“参考古今,博稽中外”, “取人之长,以补吾之短”, “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这些思想反映了中国法律和法学的兼容并蓄和开放的特色。这种学说,还可追溯到汉唐以前的封建王朝,例如废除肉刑一事,汉文帝以来,已成为了官方决策,但并不压制不同意见。因此前后就兴起十余次公开争论。其他如关于法律平等、公布、复仇行为等争论,也反映旧中国的法学界还保存着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一些遗风,并不尽搞“一言堂”。民国以后,孙中山主张“主权在民”“男女平等”,实行“五权宪法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在严禁刑讯、肉刑、缠足,反对个人本位的立法等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时国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这比前清的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立法和法学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至于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法制和法学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更是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这方面著述颇多,不多赘述。
  二、新中国法学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法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法学的发展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国人民创建了本质不同于剥削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学,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绩很大。
  首先,建国四十余年以米,我国的法学研究工作者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以人类先进的理论为指针,广泛研究和吸收了古今中外的有益的法律文化和历史经验,尤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法制建设经验,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出谋献策,努力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日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制定了包括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在内的数以千计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一个门类基本齐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礼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与中国法学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其次,中国法学界在服务于国家的法制宣传、法制教育、法学教育和普法工作方面,也是成绩卓著的。据初步统计,全国现已出版120余种法学报刊,近3000种法学论著,创建了百余所政法院系,培养了大专以上法律专业人员近10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法学研究所(室)的法律工作者,公、检、法、司和有关部会的法律工作者,以及全国120多种政法报刊的研究、编译工作人员和政法院系的法律工作者,已汇成了一支数十万人的法律工作者队伍。中国法学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促进了中国的法制教育和法学教育,硕果累累,受到了国际同行的赞许。这种质的飞跃发展,是旧中国几千年的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无可比拟的。因为旧中国的法学,不管怎样发展,不管它具有哪种特色和长处(比之其他剥削阶级国家的法学而言),说到底,都是为剥削阶级的国家统治服务的,是压迫和统治劳动人民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由人民自己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新型法学,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服务的。因此,与旧中国的法学,有着阶级本质的不同。
  我们说,新中国的法学与资产阶级法学有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已经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学教育宣传服务立下了不朽功勋。这并不排斥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在“文革”时期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把好端端的宪法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审判独立等打成资产阶级旧法思想,课堂教学也只讲党的政策等等,出现了重要专业濒于艺绝人亡的境地,法学发展全部处于停滞的危机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而纠正“左”倾错误后,那些极左的东西,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否彻底清除?毛泽东在五十年前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的三种不良学风;“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是不是都改变了呢?从前些时,有的人言必称希腊、罗马,不注重研究中国的历史、现状,不注重研究国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放肆地诋毁我国的宪法,说它是“封建主义”、 “专制主义”的,主张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 “多党制”等迹象看来,我认为:还未完全转变。那种割断历史,照抄外国的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在我们法学界也有所反映。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保证和推进中国法学的繁荣和发展。
  三、繁荣中国法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说,今后为了保证和促进中国法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必须努力学习和坚持克思主义呢?这是因为:
  (一)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优秀的知识和文化成果的结晶。
  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世界工人运动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批判地继承了世界文化在那时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德国的古典哲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古典唯物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亚当斯密和大卫·***图的劳动价值论)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包括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不是先验的教条,而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给全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指明了争取社会主义的道路。它的理论,常青常新,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人们粉碎了旧世界的镣铐,赢得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辉煌胜利。首先,在列宁领导下建立了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列宁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列主义武装下,二次大战后欧亚两洲又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还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在战后的亚洲、大洋洲,以及拉丁美洲的,“阔地区,又涌现了一批民族独立的新兴国家。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它,并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一毛泽东思想,推翻了三大敌人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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