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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刍议清代则例的性质和分类
【英文标题】 Comment On The Character And Classification Of Regulations Of Qing Dynasty
【作者】 李永贞【作者单位】 阜阳师范学院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清代;则例;性质;类别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10
【页码】 73
【摘要】

清代的例是对除律(《大清律》)、典(《大清会典》)之外的所有法规的一种统称。它主要由条例、则例、事例组成。此三者虽然都属于法规性质,均多以上谕和臣工条奏为法源,且大都按期修订、编纂,但是三者有明显差异。则例相对简约和原则,且独立存在于会典之外,是清代中央各衙门制定的并经钦准的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所遵循的办理各项事宜的规章准则。在清代,则例一直是律典的辅助和补充。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8267    
  
  例是中国古代许多朝代曾广泛使用的法律形式。例的前身是秦汉的比和故事。魏晋至唐、五代时期,例从成为法律用语到被统治者确认为国家的法律形式,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宋、元两朝,例作为国家的补充法,名目繁多,其中“断例”的制定和适用影响尤深。明代注重制例、编例,于律典之外,形成了以条例、则例、事例、榜例为内容的完整的例的体系,例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新的提升。这一时期,刑例进一步完善,以例补律,以例辅律,律例并行;在刑例之外,又制定了吏、户、礼、兵、工诸则例。清代在沿袭明制的基础上多有新创,特别是在以则例为主体的行政例的制定方面成绩斐然。清王朝在“以《会典》为纲,《则例》为目”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单行行政法规,全面地完善了国家的行政法制。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史上,则例具有其它法律形式不可替代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在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清代各部院则例属政书,为各中央机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记录,即各机构或各专门事项的规制,其实类似现代各机关的“工作细则”、“办事章程”等,但其具有法典的性质。
  则例是实用性、现实性很强的行政条文汇编,过时的条文会被及时删除,新的规条会及时添加进去,这是则例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特点要求研究者在使用某一则例时必须搞清楚它的编纂年代,而且在使用某一史料时要和会典等史书相对比,力求把握一种制度的来龙去脉。其实则例的这一特点从特定的角度看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它们的这种社会针对性使我们可以较容易地把握清朝某一个时期的社会问题和时代特点。
  一、清代则例的性质
  “则例”一词在明代常为泛指,如《大明会典·重修凡例》:“户口、赋税等项则例,首载洪武间数,以纪其始”。[1]清代则例同样有泛指和专指两种情况,用作专有名词时(专指)通常指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六部院则例。
  “则例”一词在《辞源》上解释为:“成规,……清时所称的则例,指汇集会典的新例、疑义、补足等所编成的行政法典。”确实如此,各种则例是各个衙门行政的依据,是必须遵守的规制、条例。早在康熙年间,就有人指出纂修则例的必要。康熙七年(1668年),左都御史熊赐履上疏说:“伏念世祖章皇帝精勤图治,诸朝政府皆经详定,数年来有因言官条奏改易者,有因各部院题请更张者,有会议兴革者,则例繁多,官吏奉行,得以任意轻重。”所以,康熙帝建议各该有司“详察现行事例”或遵或更,“条晰具题,以便划一永遵”。贵州巡抚周人骥也上书云:“各部院衙门未纂例案繁多,请编辑成书,刊刻通行以便遵守。”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宫中现行则例》成书,朝廷即下谕言:“自今年《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为始,宫内一切事务,宫殿监督领侍卫,须恪遵定例。”可见,使各级衙门遵照钦定规则更规范地开展工作,是编纂各种则例的直接目的,所以、则例作为规则、条例.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清代各部院则例均系各部院“档案之择要汇存”,因而较之会典能够更具体、更及时、更真实地反映国家机关行政活动的情况,以至会典编纂时很多规则均直接参考或录用则例。有人曾作过这样的评述:“则例包举职掌、礼仪、营建制造、物价等事,名目繁绩,有条不紊,皆藏于官府。近人知矜贵档案,而不知则例即昔时档案之择要汇存者,且年远档案,照例焚毁,舍则例将无所取征,是则例之可贵也”,[2]对于则例史料价值的这一评说当是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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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则例是清朝中央各衙门制定的并经钦准、且为相关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所遵循的办理各项事宜的规章准则。乾隆时期被编入会典的行政法规—《乾隆会典则例》也称为“则例”,不过,它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各部门行政法规性质的则例了,而是整个清朝国家行政法规(应该也包括数量不多的刑事法规,这主要是刑部的有关部分)的总汇。康熙时期的《刑部现行则例》,虽有“则例”之名,但它不是行政法规而是刑法,它和各部院则例不同,这里不加论述。
  则例的修订,与条例大致类似。“则例必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然实际也不如此绝对。道光皇帝在道光十年(1830)二月二十日谕旨上说:“六部则例,今昔日异同者,固应随时酌改,不必定限十年重修,如有因时制宜必应更正之处,随时专折奏明改定,通行各省一体遵照。”[3]《户部则例》“计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咸丰元年(1851),先后十三次奏请纂辑成书”。[4]亦即平均每四年修纂一次。
  则例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上谕。如果系首次编纂,自然是将现行的先前所有与例义相关的上谕纂入则例之中;如果系重修、续修则主要是指上届则例颁行以来的“有关例义”的上谕,如果“无关例义者”,则“例内不复恭录”。经考查,光绪十三年(1887)吏部重修颁行的《钦定六部处分则例》有关“书役”的处分条文共49条,为谕旨者3条。[5]
  二是臣工条奏。这是则例最主要的来源。如《钦定回疆则例》卷8中“各城回子不准与安集延结亲”一条规定,便源于道光九年(1829)三月五日那彦成的奏议:“各城流寓十年以外,安集延暂准居住,……不准与回子结亲,若任其婚配,则生齿日繁,……如将所生子女与回子结亲婚娶,照例断离,治回子以嫁娶违例之罪,安集延驱逐出卡。”[6]不过,虽然各条奏一般都是经过题准或奏准、议准了的,而且已经作为“现行之案”而发生着法律效力,但是由于各条奏均系因时、因事而发,所以,在则例具体编纂或修纂时,往往需要进行必要的处理。诸如条奏内容的概括、语言文字的提炼、条奏时间的删节等等,从而使之成为一般原则性的行政法律条文。
  当然,类似这样的处理,不是纂修人员可以任意妄为的。因为,则例属于钦定,编纂中的一切,均以皇帝批准为前提。开馆要奏请,重要事项、条件变更要奏请,就是则例修成后,也还须缮具进呈御览,直待批准后,方可颁行。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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