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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简化审理程序的意蕴与重构:基于认罪认罚从宽的应然向度
【英文标题】 Study on the Implications and Reconstruction of Simplification of Trial Procedure Based on Necessary Orientation of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作者】 步洋洋
【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简化审理程序;意蕴;庭前认罪协商制度;认罪审查;证明标准
【英文关键词】 simplification of trial procedure; implications; pre-court plea bargaining system; plea review; proof standard
【文章编码】 1000-5072(2018)06-0066-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66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被确定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程序“从宽”的一种体现,简化审理程序如何在此宏观制度下保障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实现公正、效率,以及第三种社会价值——和谐的动态平衡,就构成该程序本身存在的正当性与运作顺畅性的基本前提,成为当前刑事简化审理程序需要迫切关注和解决的核心议题。立足于简化审理程序的意蕴以及同认罪认罚从宽应然联系,基本刑事立法应当通过确立庭前认罪协商制度、明确简化审理的庭审重点、强化庭审之上以律师帮助为核心的相关制度保障等立法方式,在总体上妥善处理好简化审理程序庭外和庭审的基本关系,用以保证现代刑事司法之外在价值、内在价值以及经济效益价值于简化审理程序体系下的内在统一,进而实现简化审理程序的体系重构。

【英文摘要】

The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Under this macro system, how simplification of trial procedure,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leniency, guarantees the protection of the defendant's basic procedural rights, achieving fairness, efficiency, and a third kind of social value-a harmonious dynamic balance, constitutes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ogram itself and the premise of smooth operation and becomes the core issues that urgently need to be addressed and resolved. For this reaso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implified trial procedure and the necessary orientation of leniency system on guilty plea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art from the implication of simplifying the trial procedure and propose the reconstructing process of the simplified trial procedure in the context of this system: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e-court plea bargaining system, a clear simplification of the trial ’ s focu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ourt-based approach to the protection of relevant systems with lawyers as the core, the overall simplification of the ba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rial and out-of-court proceedings is well handled. The inherent unity of value, intrinsic value and economic benefit value of modern criminal justice in simplifying the trial procedure system must be guarante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1591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简化审理程序的内在联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尽管对西方的恢复性司法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有所借鉴,但却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1]可以被看做是结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长期与犯罪作斗争的经验积累所提出的一种中国方案[2]。在该项制度下,国家与被追诉人平等协商,通过特定的实体或程序利益之“交换”,促使其自愿认罪,不仅充实了诉讼权利的内涵,强调并尊重了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而且强化了被追诉人意愿对诉讼进程变化的实质影响。依我国的传统法律观念视之,“认罪认罚从宽”实乃一种实体法概念,因而其在实体法上的规定较多,如坦白、自首、缓刑、假释等,而程序法上的认罪认罚从宽则相对较少。然而,作为一项旨在通过特定的实体或程序利益之“交换”,促使被追诉人自愿认罪的有机制度和程序整体,认罪认罚从宽本身属于一项宏观的政策性制度,具有集合性、实体和程序于一体的综合性特征。[3]在此一制度下,被追诉人通过其认罪认罚的行为与态度,获得了实体从宽或程序从宽的法律后果。从被追诉人的角度来讲,只要其获得了相较于普通程序更为有利的程序适用,就可以认为是程序“从宽”。概言之,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的“程序从宽”主要体现为侦查机关变更、解除强制措施;起诉阶段的“程序从宽”则主要表现为检察机关可以适用不起诉,或者向法院提出认罪认罚从宽的量刑建议;[4]而在审判阶段,相较于遵循较为严格的原则、规则和制度规范,具有程序完整和相对复杂特点的普通程序,当前的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等程序内容本身即属于程序“从宽”。
  在理论研究层面,由于我国目前的各种简化审理程序均以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认罪为基本前提,因而某些学者亦将其统称为认罪案件的审理程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简化审理程序已然构成了以“认罪”、“从宽”为基本概念特征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项下的主体程序制度内容。在简化审理程序当中,被追诉人对于控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予以承认,控辩双方的关系也并非普通审理程序中的单纯对抗关系,而是由对抗转为适度合作协商,带有明显的协商性司法的特征。[5]不过,由于简化审理程序中被告人认罪的预设化和庭审程序的简约化,其享有的基本权利无疑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或缩减,因此如何在保证审判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公正、效率,以及第三种社会价值——和谐的动态平衡,就构成此一程序本身存在的正当性与运作顺畅性的基本前提,并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刑事简化审理程序所需要迫切关注和解决的核心议题。
  在笔者看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简化审理程序下的庭审制度与庭审程序设计应当在总体上沿着妥善处理好庭外和庭审关系的进路展开。概括而言,一方面,应当在法庭审理之外充分做好庭审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利用庭前会议的机制平台进行证据展示,以保证辩方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进行利益权衡,作出是否自愿认罪的选择判断,从而为认罪协商制度的展开奠定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则应当根据简化审理程序的认罪特征,将法庭审理之重点放在对被告人认罪表示的自愿性和明知性的审查,核实被告人认罪的事实基础,以及在以量刑为核心的审理程序中决定在何种从宽幅度内进行量刑等方面,以确保简化审理程序的公正性,发挥法庭审理对于简化程序适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及控辩认罪协商之效力、结果的最终决定作用。
  二、认罪认罚导向下庭前控辩认罪协商制度的建立
  与传统的单方面施与刑罚的“加强型司法”不同,认罪协商制度,或曰认罪协商程序,强调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话,[6]其代表了一种合意引导下的刑事程序,是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价值、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衡平。就概念而言,认罪协商制度一般是指检察机关在取得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前提下,与被告人就某些案件处理问题在法律限度之内进行的协商,并在经由法院审查后可以按照协商结果予以处理的一项诉讼制度。从两大法系国家刑事司法的实践现实来看,协商程序既突破了传统庭审模式的限制,又打破了不同法系间的观念壁垒,已然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审判实践形式。除英美法系国家率先践行的辩诉交易制度外,在职权主义庭审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随着刑罚目的论及刑罚适用观念的转变,尤其是刑事犯罪比例的上升,形式丰富的协商机制亦被先后引入。[7]不仅如此,在国际法层面,协商制度也受到推崇。[8]
  (一)两大法系国家庭前认罪协商制度的模式比较
  从世界范围来看,关于控辩认罪协商制度的具体样式,当属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辩诉交易与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量刑协商最为典型。受法律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等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认罪协商制度的具体设计在两大法系国家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特别体现在制度适用范围与协商的内容之上。
  首先,就制度适用范围来讲,英美法系国家基于传统的自由平等、契约精神,以及矫正当事人主义庭审模式下过分强调双方的对抗、竞技的立法意图,基本上未予限制控辩协商的案件适用范围,此种协商可以在任何案件的答辩程序中进行。而除德国外,[9]大陆法系国家普遍会限制控辩协商的适用范围,将其限定在轻罪案件之中。[10]大陆法系国家之所以将控辩协商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在轻罪案件中,一方面与其刑事立法普遍以特定案件可能适用的刑罚轻重程度作为划分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其长久以来形成的职权查明原则、实体真实原则以及有罪必罚的诉讼观念,即通过采用协商程序减少司法机关在那些占刑事案件绝大多数的轻罪案件中的资源投入,以使法院能够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少数复杂、疑难、重大的案件中去,突出发挥刑事审判在查明案件真相与准确适用刑罚上的积极作用。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其次,从协商的内容来看,英美法系国家的协商制度在协商内容上极为广泛,控辩双方不仅可以就量刑进行协商,同时可以就指控的罪名和罪数进行协商。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控辩双方之间的认罪协商则一般仅得在量刑层面上进行。如顾永忠教授所言,在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下,控辩双方在罪名和罪数上提供协商法律空间和现实动机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美国刑罚所采用的“碎片化”的犯罪构成要件模式与数罪并罚情形下对所判刑罚的简单相加原则,二是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情况下,由陪审团审判所带来的不确定的、充满变数的审判结果。[11]其实,协商内容的不同,从本质上反映了两大法系国家诉讼文化层面的差异。在汪建成教授看来,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观、高度发达的契约观念,以及以当事人为主导的诉讼模式都为协商内容的广泛性奠定了基础。[12]而大陆法系国家一贯强调发现真实的诉讼目的,贯彻职权查明的诉讼传统,决定了无论是基于罪行法定原则还是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都只有国家才是认定犯罪事实和定罪的唯一权力主体,因此控辩双方的认罪协商只能在量刑层面展开,并需经过法院的严格审查。
  应当说,英美法系国家控辩协商的适用范围及协商内容更为宽泛,因而在提高诉讼效率、实现程序分流方面发挥着更为明显的作用;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设计下,协商程序受到的限制和审查更多,因而在确保犯罪事实的真实性、认罪的自愿性、检察官量刑建议的适当性,以及认罪程序运作的合法性等方面的保障力度更大。
  (二)我国庭前认罪协商制度的建构进路
  任何一个国家的认罪协商制度在具体的制度构建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特定诉讼制度之建构,除了应当遵循普遍的适用内容和适用规范外,亦应当与本土的诉讼价值观念、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制度发展的水平及需要相适应。立足于法治国家的有益经验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笔者认为我国当下认罪协商制度的构建应该围绕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展开。
  第一,认罪协商的案件适用范围及协商内容。在控辩认罪协商制度中,可协商的案件适用范围及协商内容其实关系重大,不仅直接影响到被告人认罪的积极主动性,同时关涉到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朴素价值评判。据此,各国在控辩协商制度的具体设计时,无不根据本国的诉讼文化传统、制度发展需要以及当下制度移植的承受能力对其进行谨慎设定。就协商制度的案件适用范围来讲,由于认罪协商本身属于对被告人认罪行为所带来的节约司法投入、节省定罪后的改造成本的肯定和鼓励,因而理论上应当得到最大程度的适用。在笔者看来,基于现行立法下的简化审理程序皆以认罪为适用前提,因此原则上属于简化审理程序适用范围的刑事案件就可以适用控辩认罪协商制度。在制度确立伊始,可以先从基层法院审理的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的案件起步,并随着制度的完善和推广,逐步扩大其适用范围,打破法院级别和审级的限制。
  而对于我国认罪协商制度建构下的协商内容,笔者主张将其限定在量刑协商之上,禁止控辩双方进行罪名协商和罪数协商。一方面,尽管我国当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因素,但我国的情况不同于美国,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具体犯罪大多是集合行为,也就是一种犯罪常包含数个或数种具体行为,同时在刑罚的计算上采取限制加重的数罪并罚原则,即使在所判刑罚均是自由刑的情形下,数个所判刑罚也不得简单相加,最终执行的刑罚总量受严格限制,并不会出现如美国刑事诉讼一般,一名被告人被判决犯有多个,甚至数十个罪名,并被科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自由刑的情况,因而不存在罪名和罪数协商的法律空间。[13]另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素有追求客观真实与起诉法定主义的诉讼传统,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社会法制观念都强调有罪必罚和违法必究,在司法独立性不高,司法机关尚不能有效排除外界不当干扰的现实背景下,罪名和罪数协商极有可能带来法外因素的不当渗入,引发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质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允许控辩双方进行罪名协商和罪数协商亦缺乏现实的社会容忍基础。不仅如此,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具有双重的法律属性,其不仅仅是公诉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而监督机关的性质和职权亦决定了检察机关不应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罪数和罪名上的交易和协商。相较而言,量刑协商则基本上不存在上述问题,其本身系在犯罪事实已经查明的情况下而对被告人认罪态度和认罪行为的特定“奖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也明确规定了对于自首、坦白、当庭认罪等情形可以分别给予不同的量刑奖励,为量刑协商的展开提供了基本的规范依据。
  第二,认罪协商的时间安排及制度效力。从两大法系国家的立法规定来看,控辩认罪协商既可以在审前程序进行,也可以在审判程序中进行。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e)条第(5)项规定,辩诉交易应在传讯时或在法庭确定的审判前的其他时间通知法庭存在答辩协议;而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控辩协商应当在法庭调查前进行。典型的认罪协商程序,一般是在审前程序中达成协商,然后在审判程序中予以确认。我国目前尚未在庭前阶段建立独立的认罪程序,但《高法解释》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被告人的认罪表示主要是送达起诉书副本时进行。据此,基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笔者认为认罪协商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庭前的准备阶段进行,而庭前进行的认罪协商则完全可以利用庭前会议这一机制平台,在充分的证据展示基础上达成协商合意,并在法庭之上接受审查。由于庭审中的认罪协商势必造成诉讼中断,影响法庭审理的集中性,背离了简化审理提高诉讼效率的制度初衷,因而应当受到严格限制。
  由于控辩双方在认罪协商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基本一致的定罪和量刑意见,因此随着控辩认罪协商制度以及以“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处罚令程序”为体系内容,层次化明显、繁简差距合理的简化审理机制的建立,立法完全可以将审前的认罪协商制度与简化审理程序的适用衔接起来。概括而言,控辩双方在达成认罪协商合意后,仅需根据协商协议中的量刑范围作出适用何种简化审理程序进行处理的选择即可。如果控辩双方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认罪协商合意的,则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特定简化审理程序的申请,该申请应与起诉书、全部案卷材料以及控辩协议书一起提交给人民法院;倘若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达成认罪协商协议,则双方均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适用相应的简化审理程序,并由人民法院围绕认罪的自愿性、有无事实基础、量刑建议的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审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控辩认罪协商制度的效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控辩双方达成的协商协议或曰协商合意书具有启动简化审理程序的效力,控辩协商之合意除未通过法院审查外,应当被视为启动简化审理程序的当然事由;二是控辩双方的合意对法院具有相对约束力,法院经过审查,原则上应当在控辩双方的合意范围内作出判决,但经审查存在违反法定情形的除外,以在充分尊重控辩双方意思自治的同时,发挥法庭审理对于控辩认罪协商之效力、审判结果最终确定的决定作用。
  第三,认罪协商程序中的被害人权益保障。正当程序要求与程序结果存在利害关系之人应当有权参与到程序之中,并提出有利于自己之主张。由于抚慰被害人是刑罚实施的目的之一,因此,对于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认罪协商制度的适用还应当考虑被害人的感受及对其造成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认罪协商程序中对于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应当重点围绕两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一方面,认罪协商制度应当充分保障被害方的知情权,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应当将起诉书连同控辩双方达成的协商协议一并送达被害人;另一方面,被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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