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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能动司法视野下事实真相的发现机制
【副标题】 以民商事审判为视角【作者】 李后龙
【作者单位】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类】 司法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11
【页码】 4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3438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民事审判方式一路沿着“去职权化”方向行进,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被动中立等被众多法学者认为是民事诉讼模式、制度或原则的概念,逐步被民事诉讼法学理论所吸纳;能够避免先入为主的“一步到庭”审判方式,能够凸显司法中立的消极调查取证司法观念,以及能够体现诉讼法学国际化潮流的“高度盖然性”证据认定标准,在法院内部一度盛行。然而,近10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即使是完美无缺的程序规则,加上法官对其的充分尊重执行,也无法让当事人对违背事实真相的裁判自愿接受,顶多是慑于司法强制解决纠纷的终局性而被迫接受,但还有一部分人会通过申诉信访等途径继续追求其期望的实体公正,甚至借助社会公众、有关媒体等社会舆论为其助威。这种司法国情条件下,法院在司法理念方面应当逐步从片面机械被动司法向适度能动司法转变,在民事诉讼价值方面应当更加注重事实真相的发现以实现实质公正,在审判方式的选择方面,则应当积极探索构建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的审判新机制。
  一、明确事实真相发现任务的必要性
  民事争议一般可分为事实争议和法律问题争议两种类型。司法审判实践表明,几乎不存在毫无事实争议的纯粹法律问题争议,即使存在,法官也必须以无争议事实为基础对法律争议作出裁判。所以,在民商事审判中,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便成了裁判的基础。既为基础性工作,发现真实理当成为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和基本价值之一。然而,纵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司法改革发展历程,其主流观念都是朝着早已定义的“当事人主义”道路前进。[1]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制定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较为鲜明地诠释了程序正义、被动司法的理念。法学界普遍认为,《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向抗辩制方向发展的诉讼机制,在案件事实发现方面,“把发现案件真实的风险交给了当事人”,[2]法官处于消极地听取证据的位置,而诉讼双方各自提出自己的证据,反驳对方的证据,通过这些证据来确认各自主张的事实。笔者认为,在能动司法的视野下,有必要重新认识和明确法院及法官的事实真相发现任务。
  (一)当事人对民事诉讼价值的认识:更加追求实质正义
  对于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关切不是哪种主义在绝对意义上更好,而是能比较公道有效地解决自己的问题”。[3]以我院2009、2010年度审结的二审民商事案件为例,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事实认定问题。而2009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75件民事再审案件中,因事实证据问题决定再审的有166件,占60.36%。事实表明,虽然《民事证据规定》明确了举证时限、证据失权、新证据等规则,但如果法院确认的事实与当事人的认知不相一致,当事人便会首先抛弃所谓可以彰显程序正义的证据规则,竭尽全力在程序内、诉讼外追求实质正义,当事人对司法裁判公正与否的判断,仍然是以案件实体处理结果的可接受程度作为主要乃至唯一标准,而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是否客观真实则是影响司法裁判可接受程度的关键因素。
  (二)社会公众对司法的普遍需求:更加注重公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不断发展完善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更好地为其服务。“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也毫不例外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如经济基础的某一个或几个环节发生了变化,同样也影响着法的局部变更”,[4]否则法的作用就无法实现甚至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变革持续深入,“科学发展观”及时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进行了必要的修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其理念,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公平”语义表达的变化,更加清晰地传递出新形势下的社会公平观。虽然这种变化发生于社会主义劳动分配语境下,但其中流露出的实质公平理念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公平观的主要内容。民事诉讼缘起当事人意图借助国家公权力解决私人纠纷,民事审判的过程是国家向当事人分配司法资源的过程,如果仍然坚持效率优先、形式平等观念进行分配,那么机械适用规则的后果则可能是违背社会公平观的。
  (三)现行司法实践对于发现事实真相存在的障碍
  笔者认为,《民事证据规定》下的证据规则以及基于此形成的民商事审判方式,于法院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方面存在诸多障碍。
  首先,抗辩制诉讼模式运行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双方当事人在能力大致相当的律师的代理下,通过法庭辩论获得有关争议的基本真相,以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5]但由于文化层次、认知能力和获得法律服务情况等方面的差异,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当事人诉讼能力不相称的情形,[6]致使这个前提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无法满足,直接表现就是双方当事人发现事实的能力并不相当,以致出现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利用熟悉程序规则来击败从实体法看原本是应当胜诉的当事人之怪现象。
  其次,《民事证据规定》实施后,法院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然而实践中举证通知书的内容实际上是简化版的《民事证据规定》,根本不具备个案举证指导的功能,当遇到法律知识贫乏又没有律师代理的当事人,如此的举证通知书显然很难起到提醒当事人充分举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并未建立强制答辩制度,所以案件事实是否存在争议、存在哪些方面的争议等,原告未必会在举证时限内及时获知,进而可能导致原告在举证时限内所举证据不能有效对抗被告的抗辩。
  再次,当事人是案件事实的亲历者,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因此实践中当事人作虚假陈述、不完全陈述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律师代理制度的存在,又为一些当事人故意不出庭接受询问提供了条件;一审缺席审判的被告提起上诉后才抛出足以对抗原告主张的证据,法官往往会纠结于“新证据”规则与“以事实为基础”原则之间,并且结果往往又是对规则的违反,但对迟于举证时限举证的当事人未有任何不利评价;一审中当事人未完全抗辩,直至二审阶段又提出新的抗辩主张及事实理由,法官同样会有类似纠结。
  最后,法官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极其受限,一方当事人所举证据表面上强于对方,但法官的心证往往与证据抗衡的结果不相一致,违背法官良知纯粹以证据论高下并不符合诉讼程序的价值追求。
  笔者认为,法官遵循被动司法的观念,放弃发现真实的目标,转而着力增强诉讼的对抗性,大力强调司法权的被动性,看似提高了效率,确立了规则,实现了平等,但无论是对当事人、对社会,还是对诉讼制度本身,都未必是最佳的审判运行方式,“片面强调司法权的被动性并将其推向极端显然是矫枉过正”。[7]而能动司法理念的提出,正是对司法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社会角色的自觉校正,是对司法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新调整,是对司法的社会功能的进一步领悟与认知。[8]诉讼毕竟不是体育竞技,只需根据既定的比赛规则对比赛双方的临场表现作出胜负的评判,即使被判定输了比赛的一方在赛前公认为应当胜利,也不能改变这一结果。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对当事人诉讼时的诉讼能力作出裁判,而是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则对双方当事人作出权利义务责任上的判断。所以,同样是裁判,“法官就不能像体育竞技那样只看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表现,法官也不能像赛场上的裁判员那样对当事人的诉讼外的行为不闻不问,发现诉讼外的真实恰恰是我们的诉讼制度所关注的和所尽力去实现的”。[9]故此,重新确立发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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