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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民事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与诉答程序
【作者】 应秀良【作者单位】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6【页码】 6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3411    
  
  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如何,民事诉讼法未作明文规定,实务中存在不同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3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为抗诉案件确定审理范围提供了操作规范。但是,由于在法律适用论上,对如何理解“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是否即为“抗什么审什么”存在争议,[1]仍需作进一步解释;并且,从立法论上,抗诉案件是“抗什么审什么”还是“申什么审什么”也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从我国民事诉讼现实需求出发,重点围绕抗诉案件审理范围及审理程序进行探讨。
  一、抗诉案件审理范围以及存在的问题
  对于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理论界或实务界均存在不同看法。多数观点以及审判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围绕抗诉的内容进行审理。抗诉内容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不一致的,原则上应以检察机关的抗诉书为准。[2]对此,《若干解释》也作了相似的规定,该解释第33条明确将抗诉案件审理范围限制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上述通行的做法,用通俗的说法可以归纳为“抗什么审什么”。对于《若干解释》第33条,司法解释起草者认为,本条规定对因抗诉裁定再审案件的再审审理范围仍是围绕当事人的请求进行,只不过因该请求以抗诉方式支持的方式出现,并受抗诉范围的限制。通常这种规定,将当事人主义和公权力的介入有机结合。[3]
  但是,抗诉案件审理范围的确定,涉及到对两个国家机关职能认识问题,也涉及到当事人的处分权与抗诉权的关系问题。无论抗诉理由大于或小于申诉理由,都存在检察权与当事人处分权及申诉权冲突的现象。这种冲突的存在是否符合立法意图,对于抗诉案件的审理是否有益,是否有利于申诉人利益,均值得关注。笔者认为,“抗什么审什么”的做法或者是将抗诉案件审理范围限制在抗诉范围内的规定,既不科学也不合理。
  (一)有违当事人处分原则
  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其内涵是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的程序利益及实体利益作出安排,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选择。[4]我国《民事诉讼法》在13条规定对处分原则作了明文规定。学理认为,处分原则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诉讼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开始,法院不能依职权启动民事诉讼程序;二是由当事人决定审理对象的内容和范围,而且对于诉讼标的的变更,当事人也有决定权;三是诉讼可以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而终结。[5]此外,传统诉讼法理论认为,启动诉讼程序的唯一动因在于当事人所适法行使的诉权。[6]因此,以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原则相冲突(尤其是抗诉理由超出当事人申诉理由的情形),也与民事再审制度向诉权化发展的趋势相悖。
  (二)与诉讼标的理论不符
  从诉讼标的角度看,再审案件的诉讼标的(审理和裁判对象)应当是原审诉讼标的。[7]而按照传统诉讼标的理论(旧实体法说),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所主张的请求权,据此再审案件的诉讼标的也应当是诉讼中所主张的请求权。但是,由于抗诉机关不是诉的主体,无权“代替”或“代表”当事人提出实体权利主张,否则就违反平等原则和处分原则。实务中,抗诉机关也没有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而明确的权利主张,而只提出再审事由以及案件事实和理由。因此,以抗诉书为中心而确立“抗什么审什么”的审理范围,不符合诉讼标的理论。法宝
  (三)不利于人民法院裁判
  一是不利于固定“争点”。抗诉案件如果“抗什么审什么”,意味着争点的固定应当在抗诉机关与被申诉人之间展开,即抗诉机关作为“诉方”,被申诉人作为“答方”。但在事实上,当被申诉人对抗诉内容做出答辩时,出庭检察员无法针对相应问题进行回应,因此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抗,争点也就难以固定。二是通过审判实务的观察可以发现,申诉人意见与抗诉意见不一的情形,既有申诉人无理而抗诉有理的,也有抗诉意见无理而申诉人有理的。如果将申诉人的主张排除在审理范围之外,会使得一些明显的错误得不到纠正,难以实现民事再审程序依法纠错的价值功能,也容易造成申诉人对人民法院的不满。
  (四)与抗诉权性质相悖
  从应然层面,抗诉权本质上属于法律监督权而非诉权,具有鲜明的公权力性质。检察机关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抗诉,是作为国家法律监督部门行使监督权,它的作用仅仅是通过启动再审程序,支持申请抗诉的当事人,使得人民法院能够对该案件进人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启动后,检察机关则完成了其抗诉的使命,在诉讼程序上应不再介入任何一方。[8]我国法律之所以要赋予检察院强大的民事抗诉权,主要是为了救济当事人自行申请再审或申诉之能力不足。由检察院出面,代替法律地位赢弱的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法律救济的要求,这种民事再审的公权力制约型安排实际上只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9]从实然层面,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时,虽然没有在宣读抗书书后退出诉讼程序,但是并不在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中发表任何实体意见,即便在被申诉人对检察院的抗诉行为提出质疑时,通常情形出庭检察员也不作回应。这也间接表明检察员的出庭行为只有程序上的意义,检察院派员出席庭审活动,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成为民事权益争议的一方当事人,也不等于检察机关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更不表明检察机关在诉讼中具有自己的诉讼利益(再审程序的利益之争任何时候都应当在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展开)。
  二、抗诉案件审理范围的确定
  由于检察机关对生效案件提起抗诉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一大特色,[10]因此对抗诉案件审理范围的确定并无域外法上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依托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进行创造性地思考。
  (一)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
  对再审案件是否应当全案审理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必须以当事人声明的不服为基础,对案件重新进行全面审理。[11]但是,实务界对全案审持否定态度。《若干解释》不仅针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规定了在再审申请人“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进行审理,还将抗诉案件限制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可见,我国再审案件并不实行全案审,而是受申请人或申诉人的“不服”的限制,这与域外法做法基本一致,也与我国二审案件审理范围的确定原则相同。[12]
  笔者认为,审理范围的确定既要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还应符合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不告不理”等诉讼原则。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再审案件审理不能超出当事人声明不服的范围,否则将对当事人处分权构成侵犯。再审案件尤其是抗诉案件不应当进行全案审,在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或申诉人的申诉请求范围内审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未对“部分审”作出例外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只能在当事人的请求范围内审理。浙江省高院、浙江省检察院《关于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规定,超出抗诉理由的申诉理由确有道理,且据此足以对原生效裁判予以改判的,人民法院对该部分申诉理由可以予以审理。实务中还认为,如果对方当事人认为原审裁判存在的错误与申诉人申诉理由所基于的是同一事实,可一并予以审理。[13]
  作为特殊情形,至少以下情形应当属于抗诉案件审理范围,即便是当事人未提出具体请求,也有加以审理的必要:一是,未请求事项与请求事项之间存在从属关系。《法国民事诉讼法》602条规定,如果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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