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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被追诉人阅卷权探究
【副标题】 以阅卷权权属为基点的展开【作者】 杨波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被追诉人;阅卷权;权属;利益权衡【期刊年份】 2012年
【期号】 1【页码】 24
【摘要】

阅卷权是专属于被追诉人的一项权利,其是被追诉人程序主体地位的一种要求,是维护被追诉人利益的一种手段。基于刑事诉讼中的利益权衡,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行使主体呈现分离状态,由被追诉人和辩护人共同行使。被追诉人对阅卷权的行使具有有限性,而辩护人行使的应是一种全面的、完整的阅卷权。未来刑事诉讼立法应在明确阅卷权权属的基础上全面构建被追诉人的阅卷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397    
  引言
  何谓阅卷权?我国台湾学者林钰雄教授认为:辩护人于审判中得检阅卷宗及证物,此项权利简称为阅卷权,属于被告最为重要的辩护权利,法理基础导源于听审原则之下被告的请求资讯权。{1}可见,阅卷是保障被追诉人了解案件相关信息、获得证据的重要途径,是被追诉人与控方平等对抗的重要前提,是专属于被追诉人的权利。在国际公约及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中,多数都承认阅卷权是被追诉人之权利。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被刑事指控的个人有权获得相当的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已经明确指出:“‘便利’必须包括辩方能够获得文件和其他必要的证据,以准备其案件的辩护。”{2}在德国,理论界通说、实务以及刑事立法对阅卷权的权属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承认被追诉人是阅卷权的权利主体{3}。《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规定的证据开示的权利主体就是被告人,根据被告人的请求,政府应当将掌握的有关证据资料对被告人公开,并供其审查、复制或照相。{4}
  与上述国际公约及各国立法规定不同,我国刑事诉讼立法规定的阅卷权主体是辩护人而非被追诉人。相应地,近年来步步推进的阅卷权立法完善的亦是辩护人的阅卷权。本文认为,被追诉人阅卷权立法规定的缺失恰是我国立法的一大疏漏,亦是阅卷权立法改革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主要原因。立法规定的缺失一方面使被追诉人本人被剥夺了维护自己权利的一个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使辩护人的阅卷权受到了不应有的限制,毕竟辩护人的权利与被追诉人的权利不可同日而语,其不具备要求法律加以特殊保护的资本,亦很容易沦为立法机关选择公权力优位后的牺牲品。基于此,本文将从阅卷权的权属辨析切人,并以此作为基点构建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被追诉人阅卷权的完善承载着人权保障的崇高目的,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被正式通过之前,期望本文能对阅卷权的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一、阅卷权权属之辨:被追诉人阅卷权的回归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新《律师法》与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均将阅卷权的主体限定为辩护人。本文认为,这是对阅卷权权属的误解。实际上,阅卷权理应属于被追诉人,是被追诉人的一项防御性权利,是其辩护权的具体制度保障。
  首先,阅卷权是被追诉人程序主体地位的一种要求。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不仅要惩罚犯罪,更要强调惩罚犯罪的活动依照正当程序进行。被追诉人不应再是消极等待被惩罚的客体,其程序主体地位已经得到全面的承认与保护。文明的现代刑事诉讼与野蛮、专横的封建纠问式诉讼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通过赋权的方式对被追诉人人权施以充分尊重和全面保障。即承认被追诉人在程序中有独立的利益主张,并配以积极的手段,使之与控诉机关保持在程序上的平等关系,能够与之进行双向、理性的交涉,而不是被压制。{5}为使被追诉人能够拥有维护自己利益的必要武器,法律设置了辩护权,阅卷权既是辩护权的内容之一,又是辩护权行使的具体制度保障。通过阅卷权的行使,被追诉人能够更好地了解控方的证据和案件有关资料,充分准备,有效地展开辩护活动。
  其次,阅卷权是维护被追诉人利益的一种手段。众所周知,现代权利的概念强调的是利益和自由{6},权利既是利益的表现,也是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刑事诉讼程序的开启源于相关利益间的排斥与冲突,诉讼程序的展开亦是相关利益竞争的延续。在复杂的利益纠葛中,控辩双方的利益之争是核心和关键。控方代表国家对犯罪进行追诉,其诉讼活动的重点必然是调查收集对被指控人不利的证据,同时也极可能在法庭上仅向法官呈现不利于被指控人的证据材料,借助其资源优势不公平地将自己置于审判上的有利地位。被指控人作为被追诉的对象,在诉讼中处于天然弱势,尽管有着比检察官更加强烈的胜诉欲望,但在自身利益的维护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这种由力量对比上的失衡导致的被指控人的利益减损是不公平的。放眼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者国际公约基于被追诉人利益保护的考量而赋予了被追诉人本人阅卷权,试图通过阅卷权的行使,最大限度地矫正双方在案件信息掌握上的失衡状态。
  综上,阅卷权是被追诉人的权利,理应受到正当程序的善待。我国立法将阅卷权确定为辩护人而非被追诉人的权利,并多加限制。这是对阅卷权权属的误解,这种误解使我国的阅卷权改革陷入瓶颈。首先,权属上的错位,掩盖并削减了阅卷权的程序价值。在刑事诉讼中,阅卷权作为被追诉人的固有权利,与公权力处于程序上的对等地位,一般不允许被限制{7}和剥夺,且需加以特殊保护。单纯的辩护人权利无法与之相比,其不具备与公权力相抗衡的程序上的对等性地位。在我国,恰恰是因为将阅卷权定位为辩护人的权利,立法才对其多加限制,任意克减辩护人的阅卷权。其次,权属上的错位,导致了当然的公权力优位。由于阅卷权被误解为辩护人的权利,与公权力相抗衡的私权利在此处于缺失状态,公权力自然取得优位。辩护人的阅卷权不但难以对公权力形成有效制约,甚至成了公权力优位下的牺牲品。实践中为保证侦查机关“顺利”办案,不允许辩护人阅卷就是典型例证。再次,权属上的错位,使被追诉人本人的阅卷权被剥夺,其辩护权大打折扣。由于将阅卷权定位为辩护人的权利,被追诉人无法查阅案卷材料,无法针对指控提出有针对性的反驳,无法为辩护人提供具有重要价值的辩护资料,更难以在法庭上有所作为,从而大大削弱了辩护的效果。最后,权属上的错位,导致阅卷权缺乏相应司法救济手段的保障。将阅卷权视为辩护人的权利,无法按照被追诉人辩护权遭侵犯的方式加以救济,从而掩盖了这一侵权的严重后果。阅卷权作为被追诉人辩护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应通过诉权的启动以程序性裁判的方式加以救济。我国相关立法规定的缺失使得该权利欠缺程序性制裁后果的保障。
  二、阅卷权背后的利益权衡:被追诉人阅卷权行使主体的分离
  阅卷权是法律赋予被追诉人维护利益的有效手段,对被追诉人意义重大。但利益权衡之下,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行使主体呈现分离状态:被追诉人行使的是一种有限的阅卷权;辩护人行使的则是一种全面的、完整的阅卷权。
  (一)被追诉人行使阅卷权的意义
  被追诉人作为阅卷权的当然行使主体,其行使阅卷权具有特殊意义,有时甚至是辩护人不能代替的。
  首先,被追诉人行使阅卷权有利于保障其辩护权的实现。一方面,如果被追诉人能充分知悉公诉机关对其指控的全部案卷材料,将使其对案件相关情况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从而更有效地参与法庭调查和辩论活动,针对指控提出有力的反驳。另一方面,被追诉人行使阅卷权亦可以便于其与辩护人的沟通和交流,为辩护人提供有效的帮助,协助其制定辩护策略赢得诉讼。另外,在个案中,被追诉人经常比辩护人更清楚案件的相关问题,如果发现对自己有利的材料但公诉机关没有提供或者没有提取,可以建议公诉机关客观、公正、全面收集证据;也可以建议律师、审判机关依法调查、提取这些证据,从而保障其辩护权的实现。{8}
  其次,被追诉人行使阅卷权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平等保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是每个案件的被追诉人都请得起辩护人,对没有辩护人的案件,如果被追诉人再没有阅卷权,将使得这些案件中的阅卷权被虚置,违背了法律适用上人人平等的原则。同时,也使阅卷权成为能请得起辩护人的少数有钱人的“专利”,这对大多数请不起辩护人的被追诉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一项制度设立和实施的目的,是应使大多数同类主体能够享用并受益;如果只对少数能请得起律师的案件进行证据披露,那就意味着刑事案件中只有少部分人受惠,而对请不起律师的占刑事案件总数约70%的被追诉人来说则无法享受到阅卷制度所带来的利益,从而无法达到制度设置的目的。{9}
  再次,被追诉人行使阅卷权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允许被追诉人阅览控方的证据等资料,对于那些经被告人阅览后认可、没有异议的证据,公诉机关就可以不用出示,免去了举证、质证等环节,在庭审时控辩双方可以集中精力辩论有争议的证据材料,审判人员也容易抓住案件争议的焦点、核心问题,节约时间,提高诉讼效率。同时,对侦控方取得的证据材料,如果能及时披露给被追诉人,不仅可以给其提供一个核对真伪、提出反驳的机会,而且能够在充分听取被追诉人意见的基础上,及时发现新线索,调整调查取证方向。
  综上,虽然辩护人可以代被追诉人行使阅卷权,但是辩护人阅卷不能代替被追诉人阅卷。作为被指控犯罪、可能面临刑事制裁的被追诉人来说,他需要辩护人的帮助,也需要独立的判断。目前,我国实践中的刑辩率偏低,因此,被追诉人的阅卷更是十分必要的。
  (二)限制被追诉人行使阅卷权的理由
  虽然被追诉人行使阅卷权有其理论上的正当性,但阅卷权背后涉及刑事诉讼中的多种利益关系,除了控辩双方的利益之争,还潜藏着被害人的利益、证人及其家属的安全、国家安全、诉讼风险等需要兼顾,不可能不计后果地完全将被追诉人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利益之上。基于其他利益的考量而对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行使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选择。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47条第7款规定,如果被告人从卷宗中获得的信息可能会危害侦查或他人的主要权利,那么其证据知悉权应受到限制。《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9条第2款规定,检察官认为有可能发生加害证人、鉴定人、口译人、笔译人或证据文书或证物记载其姓名的人及以上的人的亲属的身体或财产的行为时,或者有可能发生使以上的人感到恐怖或难以应付的行为时,可要求辩护人注意不得使关系人(包括被告人)知悉以上的人的住居、工作场所及其他通常所在场所的事项,以及不得使以上的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4条规定,当律师将其希望向顾客提交副本的材料或文书的清单告知预审法官后,预审法官得从对受害人、受审查人、他们的律师、证人、调查人、鉴定人或者其他参与程序的任何人可能受到压力的角度,反对进行此项传达。在我国台湾地区实务上,在被告可能骚扰或威胁被害人时,辩护人不得透露或交付被害人的住址、电话等相关资料。
  上述限制体现了立法在保障被追诉人行使阅卷权与保护被害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及相关公民权益之间的权衡。在实行证据开示制度的美国,亦有基于保护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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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2}David Harris and Sarah Joseph, The Intemational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United KingdomLaw, Clarendon Press(1995),p. 223.

{3}吴纪奎:《被追诉人阅卷权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8期,第20页。

{4}韩旭:《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及其家属证据知悉权研究》,《现代法学》2009年第5期,第92页。

{5}欧卫安:《对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的再认识》,《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84页。

{6}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7}不允许限制体现在对于辩护人阅卷权的无限制上,并非指对于被追诉人的阅卷权不加限制。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8}钱列阳、张志勇:《被告人的阅卷权不容忽视》,《中国律师》2009年第9期,第27页。

{9}参见前引{4},韩旭文,第93页。

{10}参见前引{1},林钰雄书,第191页。

{11}许兰亭、靳学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也应享有阅卷权》,http://wq. zfwlxt. com, 2011年10月10日访问。

{12}参见前引{4},韩旭文,第97页。

{13}参见前引{3},吴纪奎文,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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