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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经济法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
【副标题】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综述【作者】 胡改蓉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分类】 经济法
【中文关键词】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法;理论创新;制度完善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12
【页码】 148
【摘要】

2011年10月15日至16日,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暨第十九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经济法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这一主题,分别从经济法基础理论、宏观调控法、市场秩序规制法、市场运行监管法等角度展开了充分和深入的研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453    
  2011年10月15~16日,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暨第十九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经济法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机构的三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经济法基础理论、宏观调控法、市场秩序规制法、市场运行监管法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发展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辨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认为,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政府主导型或是市场主导型的,任何一种提法都容易将思维或者行动推向极端;市场和政府之间应互为作用,无所谓谁主谁辅。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尽快完成“四个转变”,即经济法理念由物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干预无度向干预适度转变;以权力配置资源为主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转变;由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由法律推动经济发展转变。华东政法大学顾功耘教授认为,在制定法律制度时需要特别强调政府管理体制的根本转变,政府必须从市场直接参与者的角色中退出,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功能,减少并规范行政审批,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环境,实现由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由职能政府向责任政府的转变。为实现这种转变,政府亟需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思路,改变对经济发展速度和数字的单纯偏好,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刘文华教授认为,目前经济法的研究在方向上出现偏差,集中体现在对国家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认定上。一些研究偏重于政府的绝对主导地位,而忽视了企业的主动地位和互动功能,甚至认为国家机关是权力主体,企业是义务主体,很少涉及对市场与企业的保护、扶持、促进、发展,如此一来,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势必困难。为此,经济法需要在政府与市场间进行平衡协调,建立二者的互动与对话机制。安徽大学华国庆教授认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往往以转变发展方式为借口,不当地干预市场主体活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由此必然难以实现,同时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也会被大大减弱,因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政府如何利用经济杠杆引导、促进市场主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对于经济法理论中的“国家干预论”,学者们也作了再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认为,当下应摒弃国家干预的概念,因为国家干预是建立在公私对立、公权无权干预私权的基础之上的。在该理念下,政府只能被动地应对危机。事实上,公共管理是社会化的客观要求,是经济的内在要素,国家、政府作为公共和社会的天然代表者,必须承担起经济职能,因而,政府是经济的内在要素,并非外在于人民,不应把各国政府发展本国经济的努力理解为干预。李昌麒教授则认为,现在我国经济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平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强有力的干预措施,因而,干预必不可少。同时,需要消除公权与私权相对立的误解,若公权干预不当可能会侵犯私权,但干预得当反而会保护私权,两者完全可以在互为作用中协同发展。上海财经大学单飞跃教授也认为,国家和市场、政府和私人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并非一谈到干预,两者即处于对立面。中南大学陈云良教授认为,应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两者有时是合作,有时是规制,有时是调控,但从整体来讲,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还应是一种干预和被干预的关系。湘潭大学陈乃新教授则认为,市场失灵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引起的,它可能造成经济危机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下降,从而引起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作为市场管理主体的政府和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企业相互合作。通过合作克服经济危机,求得共同发展,即企业继续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政府也增加财政收入,这才是经济法的问题,所以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提法确实不妥,提升为“合作”一词更为恰当。
  (二)经济法立法体系的构想
  中国计量学院王艳林教授认为,无论从经济法纲要的视角,还是从稳定增长法的视角,都应尽快制定《宏观调控法》。李昌麒教授认为,当前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还有较大的随意性,应当用经济法调整和约束政府行为,尽快研究和制定《政府法》或《政府经济行为法》;同时,应加强对政府行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尤其是遏制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不可持续发展行为,将《计划法》的制定重新纳入研究视野。王艳林教授认为,在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相继发生,我国经济面临高通胀危险的时候,还应考虑研究和制定危机对策法。北京工商大学张士元教授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认为经济法学界的学者应当树立风险意识,加强灾难意识,应适时制定一部经济紧急状态法。
  (三)经济法基本理念的演进
  西南政法大学李玉虎副教授认为,经济法的理念应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发展理念、公平理念以及共享理念,三者间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公平分享,公平分享的前提便是共同享有。北京大学张东博士对分配正义理念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双重价值(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分配正义理念及其外化的经济法制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着促进以社会公正为中心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维护宏观经济社会稳定、推进体制改革与宪政转轨、保障基本人权、引导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郑州大学肖乾刚教授则强调了经济法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认为人口、资源、能源、环境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已制定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基本国策,但这些国策在实际运行中没有制度保障,亟待经济法去解决。
  (四)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陈云良教授认为,经济法学的研究应坚持整体主义,即从整体上把握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研究经济法;从整体上把握我国的国情。王艳林教授认为,经济法学研究需要回归注释法学,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发展新的方法,推动学科发展;同时,应当修正本本主义的研究范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政法大学薛克鹏副教授认为,目前经济法学理论研究存在着理论虚无主义,研究缺乏理论支撑,难以用理论诠释自己的具体制度,进而也导致了理论对实践的脱离。北京大学盛杰民教授以反垄断法为视角,认为当前竞争法的学术研究基本上以三段论为代表,即中国的反垄断法现状、外国的制度规定、如何借鉴,而这样的研究缺乏针对性,今后应注重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应深入了解立法机构、执法机构的意图,如此方可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宏观调控法的制度探讨
  (一)宏观调控法基本理论的深化
  顾功耘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有些失调,宏观调控本应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之上,但是我国政府在调控过程中却成为了“闲不住的手”,从而引发了诸多问题,如税收增长幅度过快,“富国穷民”现象突出。中南大学刘继虎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宏观调控的理念模糊,主要体现在过于强调政府主导,调控的依据并非在于补充市场不足,而是为了满足政策需要,有时为了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往往不遵循法律程序,各调控政策之间也因此缺乏协调性;同时,所采取的调控措施大多不是经济手段而是典型的行政手段,如住房限购令。华东政法大学肖国兴教授认为,宏观调控法所研究的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政府,在考量政府的调控措施如何实现宏观目标时亦应考虑企业感受,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应是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宏观调控的目标,华东政法大学沈贵明教授认为,追求良好的效益应是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之一,而效益的载体之一便是社会。对社会效益的认定应从长远、多维的角度进行评判。实施宏观调控的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可能会以自己对效益的判断来取代社会整体效益,从而可能导致调控结果的偏差,为此,就需要一部宏观调控法来界定职能部门的调控行为,同时,应建立一个专门的评估机构对相关职能部门的调控结果进行评估。
  对于宏观调控权的主体认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席月民副研究员认为,宏观调控权并非中央政府专享,地方政府亦应具备,且法律应该更好地保护地方政府的调控权,关键是要协调好地方调控权与中央调控权的关系。对此,辽宁大学郭洁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央调控和地方调控还应该注意衔接问题,尤其是在时点上;同时,地方权限有多大、通过谁授予也应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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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宏观调控具有较强的政策性特点,但与会学者还是强调应实现宏观调控的法律化。郭洁教授以金融危机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为例指出,宏观调控应尽快从政治向法律转变,否则会造成调控目标的不稳定以及调控后果的非常规。中国人民大学徐孟洲教授认为,应积极推进宏观调控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划分各个部门的宏观调控权。席月民副研究员也认为,宏观调控的立法问题应被重新重视,这样可以在修改宏观调控的子部门法时,对部门立法权予以控制。厦门大学卢炯星教授认为,宏观调控有三大支柱,即计划与规划、财税、金融调控,与此相应,今后应加强对《规划法》的研究,建立以公共财政理论为支撑的公共财政法律体系,同时加强金融调控的立法。江西师范大学漆丹副教授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国家宏观调控,尽管我们不可能用经济法来保证宏观调控措施是正确的,但是必须建立一种制度能够让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决策以及实施时,形成一种自我循环的和反思的机制。暨南大学李伯桥教授也认为,由于宏观调控的虚化,政府的调控行为缺乏约束,为此应尽快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制度具体化。
  (二)财税法的制度发展
  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制度创新,暨南大学周显志教授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是一个可怕的态势,应建立劳动者薪酬收入与经济发展联动增长的机制,尤其是应促使农民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应逐步削减行政开支,增加公共产品生产和供应的比例。
  在财政支出方面,李昌麒教授认为,民生财政支出的形式主义倾向造成了新的不公。目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报告都显示公共财政在向民生倾斜,这种倾斜固然必要,但也应注意绩效,不能不计风险地盲目追求规模扩大,将来应通过一定的法律措施,如制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法》,对民生财政的使用方向作出规定,并处理好公平与绩效的关系。对于政府采购法的制度适用,南开大学何红锋教授认为,目前有两个突出问题亟待研究:一是与招标投标法的适用协调;二是采购价格的确定。对于后者,山西大学董玉明教授认为,由于政府采购兼有宏观调控的职能,因而,价格确定不能简单地按市场价为参照,还应考虑宏观调控的需求。
  对于我国目前的税收授权立法,华中科技大学彭礼堂教授提出了三点反对理由:其一,涉及增加公民负担或者说公民财产减少的事项应该禁止授权;其二,税法是对财产的剥夺,应严格遵守税收法定主义;其三,从各国税收实践看,授权调整税率具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即必须是为了国家利益。因而,目前我国税收授权立法的长期化、常态化极不正常,应予禁止。对于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划分问题,周显志教授认为,现行的税收体制造成了强中央弱地方的局面,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体制必须进行改革和调整,应建立缩减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法机制。
  非税收入管理是财政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此,浙江大学谭立教授认为,我国目前非税收人的管理体制较为混乱,法制建设尤为滞后,如收缴主体不统一、非税结构不合理,为此,需要完善相关制度,主要是提升相关法律制度的位阶,建立配套机制;理顺非税管理职能,改进收缴管理方式等。
  (三)金融调控法的制度推进
  云南大学周昌发老师认为,应建立金融调控预警制度,成立金融调控预警委员会、设计预警指标体系、建立信贷风险制度和预警纠偏机制。清华大学博士后沈朝晖认为,政府在调控金融的同时,金融市场也在规范政府的融资行为,这种规范依靠的首要条件是强大的市场基础和投资者力量。但目前中国的投资者还不具有强大的市场力量与独立性。通过金融市场来规范政府主要依靠市场中已经成熟的三大投资者保护制度:一是信息披露,要求政府披露财政状况及对资金的运用;二是要对投资者负责;三是当政府处于财政危机状况时,债券持有人能对政府具备一定的公共参与权。
  (四)产业政策法的制度检讨
  安徽大学华国庆教授以风电、新能源等行业的无序发展为例,阐述了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政策法的必要性。对于如何具体构建产业政策法,顾功耘教授认为,应遵循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理念,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市场的资源配置,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
  对于区域产业转移问题,福州大学丁国民教授认为,产业转移的制度供给非常重要,但目前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相关法律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由于制度缺失,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便有着强大的话语权,且政府的运行机制没有受到相应的制约,这不利于区域产业转移的顺利实施。此外,国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应当有所作为,应从宏观层面对各地区进行通盘考虑,而不能任由各个地区争相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对此,华国庆教授则认为,产业转移主要是市场主体间的行为,是在两者间建立一个利益共享与利益补偿的机制,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华东政法大学任超副教授则认为,产业转移本身有市场选择的成分,但如果过分强调市场选择也不妥当,否则会造成地方政府间的无序竞争,因而,需要中央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对各地区进行宏观层面的布局。
  (五)区域经济的立法设想
  华国庆教授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否需要统筹规划,如何在法律框架内规范、有序运行?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区域规划法,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机制推动区域经济协调的发展。上海外贸学院殷洁教授也指出,应尽快建立我国的区域经济法。对于如何构建,顾功耘教授认为,要在协调发展的理念下着力处理好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同时注重与国家产业政策的结合,避免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互模仿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最终实现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化。
  (六)国有企业的定位之辩
  目前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有些失范,本应成为履行社会责任典范的国有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效果并不理想,且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现象明显,这在根本上不符合经济法的理念。为此,顾功耘教授认为,应进一步调整国有企业存在的领域,改变现有的市场结构,优化国有经济的监管和运营机制。对于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问题,史际春教授则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与民争利关键是看与谁去争。若不是跟劳动者去争薪酬,而是跟资本私人所有者争利,则这个利争得越多越好。国有企业如果经营得好,用其所得利益再去扩大再生产,或纳入公共财政,增强民生支出,亦无不可。
  (七)“三农”问题的法律思考
  由于城市的无限扩张,农村耕地在急剧减少;同时,由于劳动力外出,农村土地撂荒的情况也极为严重。对此,李昌麒教授认为,应建立我国的《小城镇法》、《反耕地撂荒法》。
  对于目前的“强农惠农”政策,山东政法学院张卫华教授认为,在农民属于弱势群体、农业属于弱势产业的客观条件下,完全市场化的手段难以使农业获得和其他行业相同的竞争力,这就需要国家利用宏观调控手段给予其特别的倾斜和支持,这和经济法的功能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为此,构建“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使有关的制度常态化、法律化,就需要加强有关的经济立法。安徽财经大学欧阳仁根教授则从经济法的视角就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土地要素进行了分析,并认为现阶段国家的很多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依赖于县市政府具体操作,那么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三化同步”中,对如何体现城乡统筹,尤其是如何实现农业用地与建设用地的转化、如何保护农民权益、如何设置农村的土地权利体系值得特别关注。对于目前出现的资源型移民问题,内蒙古财经大学包桂荣教授认为,目前资源型移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统一的补偿标准,移民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同时,没有充分考虑移民的承包经营权问题,国家或地方政府有必要尽快出台关于资源型生态移民的制度规范,以保护原农牧民的合法权益。
  三、市场秩序规制法的制度思辨
  (一)反垄断法实施的推进
  如何评价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情况,上海交通大学王先林教授认为,应从三个视角来审视:首先,理性和客观地看,有些问题,如垄断企业被拆分、垄断国企降价,都不是反垄断法本身所能解决或应该解决的问题;其次,历史地看,在反垄断法实施仅3年的情况下评价反垄断法的实施情况有些欠妥,况且反垄断法实施时正赶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势必会影响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最后,全面地看,反垄断法的实施除了要通过执法机关的“案例”或法院的审判“案例”这些有形方式外,更需要的是无形的、不能形成“案例”的,但成本更低、更应该鼓励的、效果更好的守法方式。
  对于反垄断法实施中遇到的困难与阻力,深圳大学叶卫平副教授认为,反垄断法实施中的障碍主要来自于政府。在中央政府层面,主要体现在与产业政策缺乏协调机制;在地方政府层面,主要涉及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锦标竞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国教授也认为,反垄断法实施三年多来,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竞争政策的地位基本没有被确立。由于缺乏竞争政策优先产业政策的理念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调机制,反垄断法的实施自然很难。厦门大学游钰副教授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可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体的政治、法律环境。影响反垄断法实施效果的原因很多,但法律责任的不足难辞其咎。中国政法大学时建中教授认为,我国反垄断法是全世界法律责任最轻的一部反垄断法,只规定了民事责任、部分行政责任,没有刑事责任的规定;即使是民事责任,也有诸多不足。
  对如何推动反垄断法的实施,吉林大学陈兵老师认为,可以借鉴美国早期

  ······爱法律,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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