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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罗马法上的永佃权制度与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
【作者】 张红霞【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分类】 民法总则【期刊年份】 1999年
【期号】 9【页码】 3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5171    

农地承包经营制度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一制度的缺陷日渐明显,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阻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农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笔者认为,罗马法上的永佃权制度对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应当予以足够的关注。

一、罗马法上永佃权制度的基本特征

永佃权渊源于古罗马法,是以支付佃租为对价而永久在他人土地上进行耕作或牧畜的权利。在罗马法上,永佃权被视为一种独立的物权,因其以对土地的占有、使用和从中获得收益为目的,所以被归入用益物权的范畴。永佃权一般基于与土地所有人订立永佃契约而产生,具有如下基本法律特征:第一,永佃权是以耕作、牧畜为目的存在于他人土地上的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永佃权人在其权利受到侵犯时,享有物上请求权和占有诉权等一系列物权性权利。第二,取得永佃权须以支付佃租为对价,支付佃租是永佃权人的基本义务。第三,永佃权人在不破坏土地的前提下,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享有土地。永佃权人除有权获取孳息外,还可以设立役权或抵押权,可以赋予用益权和转租永佃权。[1]永佃权人的权利,几乎和所有权不相上下。[2]第四,永佃权具有永久性,一般无期限限制,即便有,也相当之长。

罗马法永佃权制度的上述特征也正是其优点之所在,永佃权所具有的物权性使永佃权人在其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得到切实有利的法律保障;永佃权取得的对价性使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在法律上有所依归;永佃权人享有权利的充分性使其在土地经营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主性与灵活性的同时,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挖掘土地的潜力;而永佃权所具有的永久性又能极大地鼓励佃农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安心务农。所有这些都使永佃权制度对促进古罗马时期生产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后世许多国家的民法典,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的民法典均借鉴此制度对永佃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我国,永佃权制度发端于封建时代初期(土地租佃在汉代已经出现,其后代代相传),至清代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稳定的物权形态。[3]国民党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民法》对永佃权制度也有较为详尽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永佃权制度被作为剥削手段而取缔。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弊端引发了我国学界对永佃权制度价值的重新思考,也由此引起了我国学者对农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应否借鉴罗马法永佃权制度这一问题的众多争论。

二、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借鉴罗马法永佃权制度的必要性

关于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应否借鉴罗马法上的永佃权制度,学者们见仁见智。有的学者针对承包经营制的弊端,认为有必要在我国实行永佃权法律制度。有的学者则认为不能接受这种观点,认为这类制度本属于落后的封建制度的残余,他国法上实际已不存在,我们又为何要确认呢?[4]还有学者认为,重建永佃权制度似有动摇公有制之嫌,为社会接受的可能性甚微。尤其该制度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地主等剥削者受益,广大劳动人民根本无法成为权利主体,因而现代中国的亿万农民,在感情上会难以容忍,如果将其在现代法中发达起来,实在有些勉强,未必可行。但站在健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保护国有耕地,从而凭借法律手段杜绝承包经营中出现的短期行为等不良现象的立场观之,在立法中借鉴永佃权制中的某些合理的成份及其做法,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思路,颇值立法者参考。[5]笔者认为,反映土地租佃耕作关系的永佃权制度与土地的所有制性质无关,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借鉴罗马法永佃权制度的必要性是由罗马法永佃权制度的上述特征和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固有缺陷所决定的。笔者认为,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主要有如下几点缺陷:

第一,农地承包经营制度是以承包合同的形式设计的,农户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质上是一种债权,这种债权性质不利于对农户土地使用权利的切实保护。众所周知,债权保护与物权保护相比较,后者的效力明显优于前者。农地承包经营制度实施以来,发包方任意撕毁承包合同,严重侵犯承包方合法权益的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这与承包经营权属于债权应该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民法通则》将农地承包经营权放在“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一章中加以规定,有些部门立法在加强对农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方面也试图赋予其某些物权权力,但从现实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上看,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仍然具有明显的债权性质。[6]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条件下,继续维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质,对于维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地的市场性流转,以及农用土地制度的稳定都起了阻碍作用,因此,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物权,使农民不仅能以“违约”而且还能以“违法”为抗辩理由维护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利,已越来越成为学者们共同的呼声。[7]

第二,我国现行的农地承包经营制度要求承包人按承包经营合同的各项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承包人的自主经营权受到较大限制不利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农地使用效率。在承包制实行初期,农民在取得承包经营权以后,只能自己经营,不得将土地转包、出租、抵押、互换、入股等。随着改革的深入,在新一轮农地承包经营过程中,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规定,“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间,对承包标的依法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上述规定依然强调“经发包方同意”,并以此做为承包方转包、转让等受法律保护的必要前提,承包人的经营自主权依然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这已经“愈来愈不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符合土地使用权合理流动的改革方向,不符合效率优先的原则。”[8]

第三,现行农地承包经营制度中的承包经营期限偏短,不利于保护土地资源。开弓没有回头箭

根据我国新《土地管理法》第14条和第15条的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期限依承包人的不同而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的,承包期限为30年;另一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的,承包期限由双方当事人通过承包合同进行约定。前者30年的承包期限相对于需要长期投入的农业用地经营来讲应该说是比较短暂的,容易引发农业用地经营中的短期行为,而后者通过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的办法虽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但这种约定的承包期限随意性较大,可长可短,在法律没有规定承包期最低下限的情况下,发包方或承包方出于私利、约定短期承包期限的情况便不可避免,其结果同样会导致短期行为的发生,不利于保护土地资源,且“在农村,土地为人民安居乐业之本,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性,故土地使用权年限偏短,对社会稳定有所不利。”[9]

上述农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缺陷决定了这一制度改革的必然性。同时也说明农地承包经营权只有改革成农地使用人享有充分经营自主权的永久性的物权,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使农地使用权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得到切实有利的法律保障。因此,借鉴罗马法永佃权制度所具有的物权性、永佃权人享有权利的充分性以及永佃权存续期限的永久性等优点,对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借鉴罗马法永佃权制度改革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具体思路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与罗马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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