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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自治与变迁:农民政治心理嬗变的历史图像与反思
【英文标题】 Reflection and Historical Imag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easa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作者】 王琪瑛【作者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
【分类】 中国宪法【中文关键词】 农民;政治心理;村民自治;社会变迁
【英文关键词】 peasant;political psychology;villager autonomy;social transformation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8)05—0108—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5
【页码】 108
【摘要】

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嬗变经历了一个个阵痛的过程。从传统文化中的臣民思想,渐变到了“革命意识”和群体本位心理阶段,又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孕育了自治精神和自治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培植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一种政治冷漠或政治狂热都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英文摘要】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easa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has undergone great hardship.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peasants submitted to the authority.Gradually the consciousness of revolution is raised and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Chinese peasant enters a new phase.Through reflecting on history,Chinese peasant has conceived the idea of autonomy and established the autonomy system.Due to the majority of China’s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it will be a continual process to cultivate the citizen consciousness and democratic spirit,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will be affected by any political apathy or political mani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3581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整体变迁。在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职业分化、农村社会的流动、农村现代化、村庄自治等鲜明主题织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村庄社会的画卷。然而,作为表象的存在这些画卷无法客观地描绘出村庄主体的精神图景与心理变动机制,特别是农民政治心理的嬗变过程。“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1}因此,要对农民的政治心理嬗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图像,就必须对中国乡村民主进程有一个全景式鸟瞰,才能认识到传统文化因素在农民政治心理变化中的作用以及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会通。
  一、“臣民意识”与政治生存伦理
  农民政治心理是农民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在长期的各种形式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信仰与价值、政治制度与现象、政治行为与生活的心理取向,是农民作出参与或不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的心理势能状态或者准备状态。
  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使农民在潜意识状态下形成了“臣民意识”和低限度的政治生存伦理,它对于农民形成现代政治人格具有很强的抵触作用,因此,分析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农民政治心理就成为研究的前提和关键。
  农民的传统政治心理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依附权威的政治心理
  由于农耕文明在中国存在的时间较长,农民对于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就像孟德拉斯所说的那样:“农民在内心深处坚信,他的土地是独特的,因为他是惟一了解、爱恋和拥有它的人。认识、爱恋和占有,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即使在农业劳动者以理性的和经济的方式对待土地资本的时候,他依然对土地保持着深厚的情感,在内心把土地和他的家庭以及职业视为一体,也就是把土地和他自己视为一体。”{2}这种生存理性使农民具有很强的政治依附心理,他们习惯于被动地受人支配,而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这种依赖心理反映在社会现实中就是“清官”、“明君”思想和“长老统治”思想。一方面,土地的碎片化耕作使农民处于一种分散的态势,缺乏政治主体意识。当农民在无力解决自身生存问题的时候,总是企盼有“明君”和“清官”的出现,希望皇帝轻徭薄赋、清官为民请命。另一方面,“明君”和“清官”的人数毕竟有限,而农民对于宗族和家族等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联结的区域共同体的政治认同要高于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于是,作为传统礼俗执行者的族长的权力要强于家长,各房共同制定的“族规”的力量要强于家庭内部的权力。族长往往是由家族中具有一定势力的、辈分较高的长者担任,所以又可称之为长老统治。实际上,长老统治是父权制向社会的一种延伸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礼俗和纲常关系导致了农民个体在精神和行为上的萎缩,扼杀了社会发展前进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保守、封闭、内耗的政治态度
  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乡村社会网络,很容易使农民产生保守、封闭、内耗的政治态度。保守和封闭主要表现在农民碰到自己熟悉的人如家人、族人、同乡的人或熟人时能够比较容易地表现自身,而对陌生人则表现出一种排斥和警觉。个体互动的保守性、封闭性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因循守旧、盲目排斥外来的、先进的政治文化;而且,它还会造成农民群体相互内耗,无法超脱日常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他们的人际关系表面上平和舒缓,实际上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3}。相互内耗使农民关注于眼前的利益与利益争斗,使现代民主意识的培育缺乏土壤和有效机制,无法有效地组织农民去抗争。
  第三,重人治轻法治的政治理念
  在传统社会里,乡村与国家治理的理念是人治的理念,它主要体现在礼治和德治上。礼治,就是把调整社会等级、尊卑和长幼有序的规范制度化,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谋求国家与民众的政治统一性。德治则是用儒家的伦理学说来规范人际关系、人伦关系,通过道德的内省与反思实现个人的理想,从而维持政治社会的良I生运转。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社会是“融国家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确为中国的事实”{4}。“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改造,是形著与社会礼俗,不形著与国家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由社会演成的习俗,靠此习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4}276
  这种重礼治轻法治的政治理念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导致理性政治组织的退化,产生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在乡村政治事务的管理上就更多的表现为人情关系和无“讼”关系。
  第四,低限度的政治生存伦理
  传统宗法社会里的农民奉行“缴了皇粮一身轻”的政治格言,对皇权的合法性基础具有一种不容怀疑的政治倾向。只有在失去土地,社会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的时期,农民才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挑战皇权。在起义的过程中,产生了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叛思想、钟相、杨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均平思想、“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免赋思想、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政治大同理想。但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不是失败,就是被封建地主阶级利用,被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农民的政治反抗只是为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
  二、“革命意识”与群体本位心理
  从1920年代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农民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传统农民的政治心理开始发生变化,并具有了一些现代意识。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农业经济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培育了中国农民强烈的“革命意识”和群体本位心理。“革命意识”的主题就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要用暴力手段,采取“零和”博弈的方法,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被视为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5}。与“革命意识”相对应的就是群体本位心理,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每一个个体却没有独立的政治人格。“革命意识”和群体本位心理在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土改中的政治认同、经济合作化运动中的政治信任、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狂热和政治怀疑。
  第一,土地改革时期的政治认同
  土地改革是共产党人实现其“耕者有其田”政治理想的有效途径。通过土地改革,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在农村很快地建立了起来,也为党的政策在农村顺利地贯彻奠定了基础。“千载难逢的土改,是农村的暴风骤雨,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它使饥肠辘辘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自此,衣衫褴褛的农民从心理认定,跟着共产党走就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共产党在贫苦农民中的威信如日中天。党无论采取怎样的步骤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开始往往都是一呼百应。”{6}这一时期,农民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同时也要看到,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农民要求绝对平均的倾向。通过对阶级成分的划分,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失去了作为群体和个体的原有人格特征。
  第二,农业合作化初期到中期的政治信任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为了迅速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家在农村开始施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很快地过渡到了较大的经济合作组织。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党和政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确是一种积极和进步的选择,反映了广大农民特别是许多贫苦农民的愿望与要求,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因而,农民对国家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度进一步增强。
  第三,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狂热和政治怀疑
  到人民公社时期,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重新回归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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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可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

{2}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4.

{3}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以来的嬗变(M).上海:三联书店,1998:75.

{4}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25.

{5}戴玉琴.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34.

{6}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M).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出版社,1999:3.

{7}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8—49.

{8}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66.

{9}陈大斌.兰考板话(G)//穆青等.激变的农村,新华出版社,1983:255.

{10}阿尔蒙德,西维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成都:马殿君、阎江华,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203.

{11}吕普生.农民政治心理的变迁与基层民主制度的推进(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4):51.

{12}王志强.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综述(J).中国农村观察,2004(4):64—65.

{13}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J).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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