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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与法律》
核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
【英文标题】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Nuclear Damage Compensation
【作者】 刘风景郑建保【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核损害赔偿基本原则;核安全法;国际公约
【英文关键词】 Basic Principles of Nuclear Damage Compensation; Nuclear Security Law;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文章编码】 1003-9945(2014)02-0204-1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2
【页码】 204
【摘要】

核能的和平发展和利用,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科技成就之一。核电站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开始起步,到本世纪已经达到了商业化发展的水平,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能源。但是,核能的和平利用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随着前苏联切尔诺贝利和日本福岛等重大核事故的不断发生,核安全特别是核损害赔偿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对与核损害赔偿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各国国内法进行系统整理,总结出核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可为我国制定《核安全法》提供有益的经验。

【英文摘要】

Utilizing and developing nuclear energy peacefully is a great scientific achievement for human in 20th Century. For instance, nuclear energy station, which launched in the last 50 years of 20th Century. has reached a common application in business this century and utilizing of nuclear energy benefits human a lot. however, it also brings great risks. With the serious nuclear accidents happened in Chernobyl,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Fukushima, Japan, nuclear security, especially nuclear damage compensation continually arouses more attention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summariz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nuclear damage compensation,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making of the Nuclear security law of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4206    
  目次
  一、核损害赔偿基本原则概述 206
  二、国际公约的核损害赔偿基本原则 207
  (一)严格责任原则 208
  (二)唯一责任原则 209
  (三)责任限制原则 211
  (四)强制责任保险或财务保证原则 212
  三、各核大国的核损害赔偿基本原则 213
  (一)美国 214
  (二)法国 214
  (三)德国 215
  (四)加拿大 215
  (五)英国 216
  (六)日本 216
  四、核损害赔偿基本原则的中国立法 217爬数据可耻
  (一)核损害赔偿基本原则的立法状况 217
  (二)以《核安全法》的制定为契机,完善核损害赔偿制度 218
  1.提高核损害赔偿的责任限额 218
  2.延长诉讼时效 219
  3.增加“优先受偿原则”的规定 220
  一、核损害赔偿基本原则概述
  凡事有利必有弊。核能的开发与利用,往往伴随着核事故与核损害。核事故发生后,应该如何界定核损害的范围?完全赔偿虽有利于保护受害者与环境,但却可能使核营运人不堪重负,严重影响核能和平利用的发展速度;不完全赔偿会置无辜公众和环境于无尽的危险之中,但却刺激了核电事业的飞速发展。{1}这关涉到人权保障、环境保护与促进核电事业发展等价值目标之间的艰难平衡,需要法律做出明确的规定。
  对于核损害的界定,是在核电事业的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完善的。1960年《巴黎公约》{2}中并没有关于“核损害”的直接定义,但却在核装置运营者的责任范围条款之中有所涉及。依照1960年《关于核能领域的第三方责任公约》(Convention on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Energy of 29th July 1960,以下简称《巴黎公约》)第3条a款的规定,核装置的经营者对下列情况负责:(1)任何人身损害或者死亡;(2)任何财产或者损失,但是必须证明这种损失或者损害是由该装置中的核燃料、放射性产物或者放射性废物引起的核事件造成的,或者是由来自该装置的核物质引起的核事件造成的。从《巴黎公约》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条文的表述中并没有关于环境损害赔偿的规定。1986年前苏联乌克兰地区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含有高度放射性的物质随风飘到芬兰、丹麦和波兰等一些北欧、东欧国家,除了人身和财产之外,还造成了重大的环境污染。核损害造成的环境污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暴露了现有公约的不足。于是1997年《〈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议定书》(以下简称《维也纳议定书》),对“核损害”进行全面的修订。“新的核损害定义除指‘生命丧失或人身伤害和财产的损失或损害’这两部分之外,又增加了(1)由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引起的经济损失;(2)受损坏环境(轻微者除外)的恢复措施费,但必须是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的措施;(3)由于环境的明显损坏所引起的收入损失,此收入系来自环境的任何利用或享用方面的经济利益;(4)预防措施费用,以及由此措施引起的进一步损失或损害;(5)环境损坏所造成的损失以外的任何其它经济损失。这些规定实际执行起来有很大的灵活性,为将其限定于适当的范围而不致任意扩大,该议定书进一步规定了‘恢复措施’和‘预防措施’”。{3}“恢复措施”,是指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旨在恢复或者修复受损的环境组成部分,或者引入与之相当部分的合理措施,而且只有国家法律确定的人才有权采取此类措施。“预防措施”,则限制核事件发生之后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为防止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上述损害而采取的合理措施。
  一般地,法律原则是指在一定法律体系中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的、稳定的法律原理和准则。法律原则既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内容和价值取向;又确定了行使自由裁量权合理范围的依据,可以防止由于适用不合理的规则而带来的不良后果。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因而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在核损害赔偿领域,核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是指侵权人承担核损害赔偿责任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由于核损害具有特殊性,“一开始就引入了不同于一般民事责任的法理,经过此后的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尤其是关于核损害的国际公约所沿用和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一套专有的处理核损害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综合国际公约以及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核损害赔偿基本原则,主要有严格责任原则,唯一责任原则,责任限制原则,以及强制责任保险或财务保证原则等”。{4}可以说,核损害赔偿基本原则对整个核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实现至关重要,同时,核损害赔偿原则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有必要放在学术的显微镜之下,做细致的考察。
  二、国际公约的核损害赔偿基本原则
  目前,在核损害赔偿领域内的公约有7个,1960年《巴黎公约》与1963年《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的补充公约》(以下简称1963年《布鲁塞尔补充公约》),以及2004年《巴黎公约》与2004年《布鲁塞尔补充公约》,这四个公约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OECD)主持下制定的,因此也被称之为OECD体系或《巴黎公约》体系。另外三个公约是:1963年《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以下简称1963《维也纳公约》)、1997年《维也纳议定书》和1997年《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这三个公约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以下简称IAEA)的主持下制定的,因此也被称为IAEA体系或《维也纳公约》体系。
  (一)严格责任原则
  通常,民事领域实行过错责任原则,以行为人主观上存有过错,作为对其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观条件。如果行为人没有故意或者过失,即使发生损害,也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核损害赔偿领域比较特殊,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即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据法律规定应由与造成损害结果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执行这一原则,主要不是根据责任人的过错,而是基于损害的客观存在,由法律直接加以特别规定。{5}严格责任原则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西方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机器在重工业中大量使用,事故灾害时常发生,产品存在的缺陷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有时一旦发生事故造成损害,想要查清楚事故发生的原因非常困难。在此种情况下,再以过错为归责原则,往往使受害者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为了使受害者得到更加充分的保护,严格责任原则被提了出来。“严格责任的适用是由于责任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并非法律地位的不平等。而是难以避免的社会分工造成的不平等。法律就是要把这种不平等通过无过错责任原则矫正过来。”{6}严格责任原则的确立,在法理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是从对个人主观方面的要求来体现民法的公平原则,那么严格责任原则,则是从整个社会利益均衡的角度,来体现法律的实质公平。
  在核损害赔偿责任法律制度中,就采用了严格责任原则,“即核装置的运营者不论其有无过错,只要发生了核事件并造成核损害,便要承担全部责任。事实上,对于像核电站这样复杂的装置,要受害者弄清谁是事故的责任人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沿用一般民事责任的原则,受害者便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7}另一方面,对于营运人的免责事由,公约也是在随着核电事业的发展不断变化。1960年《巴黎公约》第9条核事件所造成的核损害的责任完全归结于核装置的营运者,包括在核物质运输中发生的核事件所致核损害的责任。赔偿由于核事件造成损害的权利,只对按照本公约对损害负有责任的运营者行使。同时该公约第9条还规定“运营者对于直接由于武装冲突、敌对行动、内战、暴乱等行为引起的核事件所造成的损害不承担责任。”“对于直接由于异常巨大的自然灾害引起的核事件所造成的损害也不承担责任,除非装置国的法律作出相反的规定。”{8}但是,1997年《维也纳议定书》第4条第3款规定:“如果营运者证明核损害是直接由于军事冲突行为、敌对行动、内战或者暴乱所引起,营运者不负本公约规定的任何责任。”新的规定对于免责事由的范围仅限制在“军事冲突行为、敌对行动、内战或者暴乱所造成的损害”。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有可能在设计和建造核装置时就考虑到一些自然灾害的风险而加以预防,自然灾害免责条款已经不再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二)唯一责任原则
  在核工业发展的初期,不论是供应商还是制造商,都担心如果核设施发生核事故涉及产品责任而适用一般的产品责任法,就会因此而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而都不愿意承揽这类合同。1960年《巴黎公约》第6条规定:“任何非运营者对核事故造成的损害一律不承担责任”;同时该条第6款规定:“要求赔偿由于核事件造成的损害的权利,只可以对按照本公约对损害负有责任的运营者行使”。这意味着,公约将在缔约国领土内发生的核事件所造成的损害责任完全归于核装置的运营者,甚至包括在核物质运输中发生的核事件所致核损害的责任。这体现了唯一责任原则。唯一责任制意味着运营者对其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没有追索权,只在两种情况下才有例外:(1)如果核事件是由于蓄意造成损害的行为或失职所产生,追索权只能对有此行为或失职的人行使;(2)合同上明文规定追索权。追索权只限于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但实际上供应商在签订合同涉及第三方核责任时都非常小心,都要求写明核装置的运营者要对核损害承担唯一责任。另外1963年《维也纳公约》第10条也规定:“除本公约另有规定外,任何非运营者对核损害一律不承担责任”,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运营者是核损害的唯一责任人。和《巴黎公约》一样,它也规定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追索的权利,即:“(1)如果书面合同上有明文规定;(2)如果核事件是由于蓄意造成损害的行为或失职所产生,则对有此行为或失职的个人有追索的权利”。{9}
  按照我国传统的侵权责任法理论,凡是对造成损害有过错的共同侵权人均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责任主体可以是多个,受害人可以同时对他们行使要求赔偿的权利。例如《侵权责任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42条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43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与此不同,核损害赔偿责任法律制度实行的是唯一责任或者责任集中的原则,在有复数责任主体的场合,法律只规定其中之一承担赔偿责任,而其他责任人则不直接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核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实行唯一责任或者责任集中原则,将核事件的责任全部归结于核营运者,其他任何人包括制造商或者供应商等都不承担责任。在这种原则之下,即使核事故是由核设施制造商或者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等引起的,制造商或者供应商也不承担责任。{10}试问,如果要一个提供设备价值不高的供应商承担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的核事故风险,那么还有哪一个供应商敢为核电站供货呢?或者他只好为这种风险投保,同时提高其设备价格,最终把相应的风险负担转到了业主方。
  核损害赔偿法律上的责任集中具有两层含义:一是除非法律有特殊的规定,核设施的营运者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核损害承担责任;二是核设施营运者只承担核损害民事责任公约所规定的责任,而不承担核损害民事责任公约未规定的责任,或者营运者对于与核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公约相一致的国家法律规定外的核事件造成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11}这一原则充分体现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促进核电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一旦发生核事件造成核损害,“将责任主体限定在核设施的营运者,可以使受害者方便快捷的实现损害赔偿请求权,不会造成因为可能存在众多的责任主体进行索赔而出现的诉累。”{12}尤其是在发生跨界核损害的情况下更为复杂,实行唯一责任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事故为例,福岛发生核事故不仅给日本国内民众的人身、财产和环境造成了损害,而且大量的放射性的物质也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和环境等造成了损害。如果不明确唯一责任原则,对于中国的受害者来说无法判断最终的责任主体,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福岛核设施的制造商或者供应商是谁。
  (三)责任限制原则
  为了鼓励、保障核能事业的发展,需要对核损害赔偿责任加以适当的限制,由国家或者社会来合理地分担一部分风险,不能让投资者承担一切赔偿责任。在核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责任限制是指,核设施营运人对一次核事故造成的核损害,都只在一定的索赔期内承担一定限额的赔偿责任。这一原则,是对运营者承担绝对责任的一种补偿,也是对营运人承担风险责任的合理分散,以打消投资者承担无限责任的忧虑。”{13}“1960年《巴黎公约》实行的是责任限制原则。该公约规定营运者对每一核事件所造成损害的最高责任限额为1,500万SDR(Special Drawing Right,特别提款权,以下简称SDR),{14}不包括应由其支付的诉讼费用和利息。同时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即缔约国考虑到运营者获得保险或其它财政保证金的可能性,可以由立法规定高于或者低于此数的责任额,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低于500万SDR”。{15}或认为某些核装置或者运输中的核物质不大可能造成大的核损害,也可规定一个较低的责任额。但是,1986年前苏联乌克兰地区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1960年《巴黎公约》的不足,于是1997年《维也纳议定书》对责任限额进行了修改,规定对于一次核事件所造成的赔偿额,由核装置国限定为:不少于3亿 SDR或者不少于1.5亿SDR,甚至考虑到所涉及的核装置或者核物质的性质以及发生的核事件的可能后果,规定一个更低的但不少于500万SDR的数额,条件是当所需赔偿额超过1.5亿SDR或者500万SDR时,核装置国应确保用公共基金提供超出部分直至3亿SDR之间的差额。{16}上述责任额不包括主管法院判决的利息和费用。因此,核设施的营运者对每一核事件所造成的核损害承担的赔偿数额是固定的,当赔偿数额超过最高限额,运营者就不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具体数额的确定,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作出相应的规定。核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原则,除了包括“最高赔偿限额”的内容外,还包括“诉讼时效”方面的要求。1960年《巴黎公约》第8条规定:“如果在核事件后10年不提出诉讼,则本公约规定的要求赔偿的权利即告丧失,同时还允许缔约国立法规定,受害者已知或理应知道受到了损害和运营者的责任之日起不少于2年,但最多不超过10年,有提出诉讼的权利。并且这2年应该包括在上述10年期限之内。”{17}10年期限的规定是因为相关的国际公约确立了责任与保险相一致的原则,保险公司认为,若规定的期限超过10年,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很难准确判断损害和核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考虑到核损害的特殊性,许多国家认为对于人身所遭受的伤害,很可能在10年之内不能完全显露,主张可以适当的延长。所以1997年《维也纳议定书》第8条规定:“受害者知道或者本应该知道受到核损害以及责任人之日起的诉讼时效限定为3年。如果在3年以内未起诉,则要求赔偿的权利应该服从主管法院法律规定的时效。但是就生命丧失和人身伤害提起诉讼的时效,延长自核事件发生之日起30年。如果是因为核事件发生时所涉及的核材料被盗窃、丢失或者抛弃等原因造成的损害,自事件发生之日起,诉讼时效为20年。
  (四)强制责任保险或财务保证原则
  侵权行为社会保障化理论认为,对于特殊的侵权行为,除了由侵权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以外,还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分散风险。此理论对于核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在核损害赔偿领域,将损害赔偿责任与社会保险和政府
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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