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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网络大数据产品的法律本质及其法律保护
【副标题】 兼评美景公司与淘宝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者】 张建文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法
【中文关键词】 新兴权利;网络运营者;个人信息;网络用户信息;准个人信息;数据产品
【文章编码】 1001-4403(2020)01-0035-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35
【摘要】

司法实践倾向于将网络大数据产品作为竞争法意义上的财产权益,否定了适用知识产权法上的数据库或物权法上的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可能性。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新兴权利的保护方式,其优势在于可以依据较为简单的带来营业收入(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且不违反法律法规之规定的标准,即认定其为竞争法所要保护的合法权益,只要采用不正当手段侵害前述合法权益,即可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救济。但也存在脱离并将反不正当竞争法上明确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架空,而无限膨胀法定类型之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之危险。正确的做法是,既要尊重和兼顾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化规定,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适度且审慎地将在法定类型之外但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救济的行为纳入其中。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7332    
  

一、问题的提出:网络大数据产品的法律本质及其保护方式

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数据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市场交易对象,但是,对于数据的法律性质及其法律地位的认识,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实务界都处在探索和逐步认识的过程中,而作为裁判规则供给者的民法总则虽然号称“面向未来、与时俱进”,但实际上仅提供了“指引性”“法源性”{1}“原则性”{2}的规定,制定具体规则的任务仍然是悬而未决的待决而非已决问题。

在之前的司法裁判中,已经提出了保护数据的问题,如有法院认为:“数据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物,在大数据、云计算、数据革命带来的年代,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1],但是,这种所谓特殊类型的物,到底应该如何得到保护(作为何种权利的客体以及用何种法律规范予以救济等)的基本问题,在一般民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信息法等领域都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尊重和保护权利过程中的每一场冲突、每一个方案、每一次努力,都会拨动权利价值的敏感神经”{3},但是,这些意见和建议尚未得到司法实践的积极回应。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在2018年年底作出终审判决的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宝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2]中,作为大数据背景下的新型损害案件类型{4},提供了观察司法实践对此类新兴权利之裁判逻辑与保护方式的难得机会,提供了思考当企业利用数据挖掘和大数据技术获取、分析、利用具有高度可识别性的用户画像等数据产品时{5},不是如何保护个人隐私,而是如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问题。“权利的法律效力、权利的本质属性等问题只能在诉讼过程中得以验证”{6},而“这些无名的权益是否受侵权法的保护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受侵权法的保护,考验着法官,也检验着法律”{7}。

在该案中,美景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主要体现为:以提供远程登录“生意参谋”数据产品的淘宝用户电脑的技术服务为招揽,通过组织、帮助他人利用已订购“生意参谋”数据产品服务的淘宝用户所提供的子账户获取“生意参谋”数据产品中的数据内容,自己从中牟取商业利益。由此涉及了网络运营者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三个基本法律问题:一是关于网络运营者收集并使用网络用户信息行为之正当性的判断;二是关于网络运营者对于其所投入市场的网络大数据产品是否享有法定权益;三是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关于网络运营者收集并使用网络用户信息行为之正当性的判断中,涉及了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的区分标准的模糊与缠绕,也就是如何区分某些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从而对之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的问题,以及原始网络数据、衍生数据和网络大数据产品的本质及其法律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我国立法上存在模糊和空白的问题。

关于网络运营者对于其所投入市场的网络大数据产品是否享有法定权益的问题上,在理论上,至少涉及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对于其所推出的网络大数据产品是否享有法定权益,享有何种权利,是否包含个人信息,是否需要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范等问题。

在关于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问题上,蕴含了对被诉侵权行为(实际上是对被侵权的受害人)提供何种法律救济的问题,在该案中作为反不正当竞争纠纷予以立案审理,就同时蕴含了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保护和救济的方式预设,不由得令人想到:司法机关在该案中何以要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规范予以救济?缘何不适用民事立法中有关权利的本体论性质的规范,配合以侵权责任法之一般性规范予以救济?在此案中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优势何在?其局限性是否存在;若存在,其又在哪里?

在该案中,延伸出关于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的区分标准,个人信息向非个人信息的转变,以及个人信息是否包含网络用户信息,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原始数据行为的合法性判断标准、所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基本问题。

财产秩序通常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自我运行,由社会自我调整,出现纠纷时由民法介入调整。{8}司法机关对前述基本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体现了司法实践活动在尽管缺乏必要的立法规范的情况下,以积极的能动的态度和方式,主动回应数字经济发展所提出的基本法律问题的进取姿态和有益尝试,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这种典型判决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有时会“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认识”{9},也很难说不会成为未来相关问题被进行立法解决的重要基础,成为国家理性的法律表达。{10}有学者已经指出:“由于民法典的功能越来越减缩为纠纷裁决依据,我国民法典应重点面向司法与仲裁实践,按照裁判规范的标准构造法条。”{11}。

二、网络运营者(数字经济企业)收集使用网络用户信息行为之正当性的判断标准

(一)用户信息的含混性:作为最基本分类的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的区分是第一位的,也是首要的。通常,首先通过对个人信息的内涵或本质性规定的描述,界定个人信息的定义,然后以排除的方式将个人信息之外的内容作为非个人信息。

在该案中,一审法院试图以内容和形式的区分去界定和回答信息与数据的关系问题,认为:信息是数据的内容,数据是信息的形式”,因为“涉案数据产品的数据内容虽然来源于淘宝公司所收集的原始数据,但这些原始数据只是网络用户浏览、搜索、收藏、加购、交易等行为痕迹信息外化为数字、符号、文字、图像等方式的表现形式”,并且做出了“内容高于形式”的判断,即“原始数据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在于其所包含的网络用户信息内容,而不在于其形式”。

在《网络安全法》和数字经济实践中,普遍使用“用户信息”或“网络用户信息”的术语,但是网络用户信息是否与个人信息视为等同,或者可以直接画等号,不无疑问。从《网络安全法》22条第3款的角度看,该立法实际上是将用户信息与用户个人信息做了保护程度上的区分,对于前者的保护仅限于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在提供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网络产品、服务时,负有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的义务,而对后者还提出了更广泛的不但是遵守该立法而且还要遵守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之规定的义务。

在该案中,一审法院注意到了这个区别,认为:“用户信息包括个人信息和非个人信息。前者指向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和敏感信息,后者包括无法识别到特定个人的诸如网络活动记录等数据信息。由于法律对收集、使用上述信息规定了不同的标准,同时对如何收集、使用用户信息进行了明确的规制”,因此,认为“在评判淘宝公司收集、使用涉案数据信息是否具有正当性时,首先须区分其收集、使用的涉案数据信息属于何种类型”。

法院将该案中互联网大数据产品(“生意参谋”)所涉网络用户信息,区分为两大类:一是行为痕迹信息,即“表现为网络用户浏览、搜索、收藏、加购、交易等行为痕迹信息”;二是标签信息,即“由行为痕迹信息推测所得出的行为人的性别、职业、所在区域、个人偏好等标签信息”。一审法院对此类用户信息的属性,按照个人信息的识别性功能标准进行了认定,排除了其个人信息的属性,认为:“这些行为痕迹信息与标签信息并不具备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可能性,故其不属于《网络安全法》中的网络用户个人信息,而属于网络用户非个人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国家与此相反,将网络用户的行为痕迹信息列入敏感信息之列,如2016年12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公布“宽带和其他电信服务中用户隐私保护规则”,将通信交流信息、网页浏览信息、App使用历史等均归属于敏感信息。{12}

(二)司法之创造:作为准个人信息的网络用户行为痕迹信息

网络用户信息是否具有个人信息之法律地位的判断,端赖于此类信息是否可以满足能够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自然人身份的功能性要求和标准,在不同的技术背景和应用场景中,可能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不断地甚至可能是反复地进行具体分析和具体定性。{13}

在该案中,一审法院对“网络用户行为痕迹信息”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颇具“准个人信息”的味道,认为,尽管《网络安全法》规定了网络运营者对非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是出于“网络运营者不仅对于网络用户信息负有安全保护的法定义务”,同时,“因网络运营者与网络用户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基于公平、诚信的契约精神原则要求”,“网络运营者对于保护网络用户合理关切的个人隐私和商户经营秘密负有高度关注的义务”。由此认为,之前作为不属于《网络安全法》中的网络用户个人信息,而属于网络用户非个人信息的网络用户行为痕迹信息,仍有其特殊性,需要进一步做分析和定位,认为它“不同于其他非个人信息,这些行为痕迹信息包含有涉及用户个人偏好或商户经营秘密等敏感信息。因部分网络用户在网络上留有个人身份信息,其敏感信息容易与特定主体发生对应联系,会暴露其个人隐私或经营秘密”,因此,“对于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网络用户行为痕迹信息,除未留有个人信息的网络用户所提供的以及网络用户已自行公开披露的信息之外,应比照《网络安全法》41条、第42条关于网络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应规定予以规制”。无论一审法院是否是有意提出或是无意地类推适用(“比照”)个人信息保护之规定于此类特殊的网络用户行为痕迹信息,都在客观上提出了在个人信息和非个人信息的二元格局之外,创造第三类信息类型——“准个人信息”的局面。

二审法院在较为简略的二审判决中,提到了网络用户行为痕迹信息的定位问题,但是并没有确认也没有回应一审法院的“准个人信息”的观念。二审法院认为:“应当明确,淘宝公司所获取并使用的是用户进行浏览、搜索、收藏、架构、交易等行为而形成的行为痕迹信息,至于行为人性别、职业、区域及偏好等信息不论是否可从行为痕迹信息中推导得出,亦均属于无法单独或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而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脱敏信息,与销售记录属于同一性质”,在这里,二审法院将行为痕迹信息和标签信息区别分析,只分析了标签信息属于脱敏信息,不符合个人信息内在的且必须具有的识别性功能要求,因而不适用个人信息保护之规定,从二审法院关于“淘宝公司未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其收集的原始数据系依约履行告知义务后所保留的痕迹信息,故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之表述来看,似乎二审法院并不认可一审法院所提出的对特定的网络用户行为痕迹信息,即留有个人身份信息的网络用户信息比照个人信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的意见,从其逻辑上的表述而言,仍然是维持了个人信息和非个人信息的二分法的基本格局。法小宝

笔者认为,在目前世界上个人信息保护发达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主流观点而言,并无准个人信息之创造,这是因为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的区分标准也是有其弹性、动态性和限定性的。其弹性体现为功能性标准,也就是所谓的识别性要求作为区分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的核心标准,而对于识别性的判断,又因为不同的技术环境和应用场景而有所不同,体现了其中的弹性空间与对未来发展的前瞻性适应;其动态性体现为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之间,并非一概而论固定不变,相反,在特定的情况下,如经匿名化处理之后,个人信息即变成非个人信息,而在识别技术对非个人信息进行个人性识别之时,这些匿名化处理过的非个人信息要重新成为个人信息,再度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范对之进行保护;其限定性体现为,个人信息之识别性的实现,“如果个人的识别需要不合理的时间、努力或资源,则不视为是可识别的”[3]。所以,在该案中,一审法院所提出的“准个人信息”的创造实无必要。也就是说,在对某项信息是否为个人信息的具体判断中,只要存在识别性功能,且该功能的实现不需要不合理的时间、努力或者资源之投入与花费,则即可认定为个人信息,否则,将被认定为非个人信息,确无创设“准个人信息”之必要。个人信息属性之认定与个人信息保护之规定如影随形,一旦认定为个人信息,则个人信息保护之规范立即对之适用。提出或者维持不具有识别性之非个人信息却又类推适用个人信息保护之规定的中间类型,确无存在之必要性。

(三)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的相互类型转换

在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个人信息可能转变为非个人信息,而非个人信息也可能转变为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转换为非个人信息的情形,我国《网络安全法》已经在42条第1款第2句作了规定,即作为但书条款存在的“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情形,而且该条款在目前已经构成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性支撑性法律规范基础。正如在本文所研究的案例中,一审法院也指出了“涉案生意参谋数据产品所使用的网络用户信息经过匿名化脱敏处理后已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从而认为公开其中的数据内容对网络用户信息提供者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实际上,在《网络安全法》生效(2017年6月1日)之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已经将匿名化的个人信息排除在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之内,如有法院认为:“网络用户通过使用搜索引擎形成的检索关键词记录,虽然反映了网络用户的网络活动轨迹及上网偏好,具有隐私属性,但这种网络活动轨迹及上网偏好一旦与网络用户身份相分离,便无法确定具体的信息归属主体,不再属于个人信息范畴”,因“百度网讯公司个性化推荐服务收集和推送信息的终端是浏览器,没有定向识别使用该浏览器的网络用户身份”,故“百度网讯公司在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中运用网络技术收集、利用的是未能与网络用户个人身份对应识别的数据信息,该数据信息的匿名化特征不符合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要求”[4]。

但是,数据分析技术在飞速发展,当前的匿名化不代表永久的匿名化。{14}182从匿名化数据被再识别的风险角度而言,我国关于个人信息匿名化的规定较为简单,应当考虑建立匿名化数据再识别风险的防范机制,对于具有较高再识别风险的匿名化数据的控制者课以额外义务。{15}根据《人权保护指引:大数据时代下个人数据处理》[5]第6条“匿名化”的要求,只要数据能够识别或重新识别个人,就应采用数据保护原则;控制者应根据数据的性质、使用环境、可用的重新识别技术和相关费用、考虑所需的时间、精力或资源,评估重新识别的风险(控制者应证明为匿名数据采取的措施是充分的,并确保去除识别的有效性);技术措施可与法律或合同义务相结合,以防止相关人员被重新识别的可能性;控制者应根据匿名技术的发展,定期审查重新识别风险的评估。该意见值得作为对于匿名化的再识别风险的防范与救济的参考。对由于新的技术之应用或技术环境与应用场景之变化而导致能够被用于再识别个人的匿名化信息,应当脱离非个人信息的范畴,重新成为个人信息,从而适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此外,还存在比较特殊的情形,即由于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会导致出现由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组成的数据集。笔者认为,对于此类情形,如果其中的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可分,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适用于数据集中的个人信息部分,而在数据集中的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密不可分的情况下,则应对之适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这一点也与欧盟议会《非个人数据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框架条例》的规定相同。[6]

(四)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网络用户信息行为的正当性判断规则

对于如何判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网络用户信息行为的正当性问题,尽管该案的判决提到了诸如规则公开性检测、用户同意检测、行为合法性检测和行为必要性检测等四个方面,从而认定企业收集使用网络用户信息以及其数据产品公开使用网络用户信息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但是局限于一审法院的裁判理由仍嫌不足,有必要从整个裁判的角度来思考其正当性的判断。整体而言,一审法院在处理该问题时,主要是使用了两歩检测。

第一,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的属性检测。首先遇到的就是“网络用户信息”的概念,必须将其放在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的二元区分格局下进行分类上的归纳与整理,确切地定位网络用户信息的性质和归属。在这个过程中,司法机关遇到了网络用户信息的含混性难题,司法机关一方面认为,在该案中,主要由行为痕迹信息和标签信息所构成的网络用户信息不属于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而是属于网络用户的非个人信息;另一方面,又认为网络用户行为痕迹信息不同于其他非个人信息。对网络运营者所收集、使用的网络用户痕迹信息,应比照关于网络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应规定予以规制,蕴含了“准个人信息”的观念。显然,在该案中,法院提高了对非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

第二,对非个人信息(网络用户信息)比照个人信息的保护检测。在这个检测过程中,包含了比较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的实体性与程序性检测。首先,是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信息行为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检测。司法机关主要是从形式性角度进行的检测,根据《网络安全法》41条的要求,作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16},“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包括:(1)是否公开了收集、使用规则;(2)是否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3)是否经被收集者同意,也就是是否尊重被收集者的选择权问题;(4)是否符合必要与最少限度”要求。

其次,是对网络运营者提供信息行为(公开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其收集的网络用户信息)的“事先另行取得明示同意”检测。也就是说,根据一审法院的观点,“网络用户向网络运营者提供信息是基于对该网络运营者信息安全保护能力的信赖,如果网络运营者公开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网络用户信息,网络用户信息安全将面临新的不可预测的风险,超出了网络用户对信息安全保护的原有预期。因网络运营者对于网络用户信息的安全负有法定保护义务和审慎注意义务,网络运营者公开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其收集的网络用户个人信息、个人行为痕迹信息的,应事先另行取得被收集者的明示同意”。实际上根据《网络安全法》42条第1款第一句第二段的规定,只需要取得被收集者同意即可,但是法院将该要件更进一步明确和提高到了该同意必须是事先的、单独的、明示的,更进一步加强了对网络用户信息的保护力度和强度。但是,在该要件检测中,一审法院并非采取正面的检测,而是使用了《网络安全法》42条第1款第二句的但书条款——“匿名化信息例外条款”,用以替代“事先另行取得明示同意”检测。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了匿名化信息例外条款的规定,就可以认为是无须或已经通过“事先另行取得明示同意”检测。

最后,对使用来自第三方所收集的网络用户信息还需经过“三重授权许可使用”检测。此种检测主要是针对网络运营者使用来自第三方,也就是其他网络运营者所收集的用户信息的情形,这种情况在《网络安全法》中并无直接规定,唯一可能相关的规定是42条第1款第一句后半段即“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从其中的文义看,其核心要义只是规定了作为第三方的网络运营者向其他网络运营者提供个人信息时必须经被收集者同意。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运营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由网络运营者之间的协议来确定的,以此作为使用关系合法化的依据。因此,司法机关在这里认可了大数据产业发展中有关使用其他网络经营者所收集的个人信息的惯例,即所谓的“三重授权许可使用规则”,这个机制通常是通过网络运营者在收集用户的信息时向用户取得的授权加上网络运营者相互之间进行的授权所构成的,也就是网络用户授权网络经营者、网络经营者授权第三方、网络用户授权第三方。已经有学者提出“数据共享也应当获得信息权利人的的授权”{17}。

三、网络运营者(数字经济企业)对其所提供的网络大数据产品是否享有法定权益:竞争法意义上的财产权益

网络运营者(数字经济企业)对于其所提供的网络大数据产品,到底享有何种法定权益的问题,直接面对了网络大数据产品的法律本质以及其权利化的路径和方式问题。

前者意味着必须界定网络大数据产品的法律本质(nature),也就是其“特征、外观和活动方式”{18}2,特别是要界定出其与个人数据之间的混沌纠葛的边界关系。因为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司法机关将要进行财产权利的界定,到底是网络用户的财产权利,还是网络运营者(数字经济企业)的财产权利,这就是在当前数据权利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最为困难的产权界定难题,到底是把该权利归属于网络用户,还是将该权利归属于网络运营者?司法机关在理论界尚未对该问题提出更权威更具共识性和统一性的解决方案时,不得不提前面对并且不得不努力对大数据产业发展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做出解答,尽管其解答可能不是整体性的,而是应激性的决、疑式的。司法机关如何论证网络大数据产品的财产性质及其配置规则,不能不令人激动和期待。

后者意味着对于此类网络大数据产品的法律保护到底要遵循何种路径,由于立法上存在的空白,导致学术界对其提出了各种构想,如物权法模式、知识产权法模式以及独立的权利类型的模式。在该案中司法机关提出了“竞争法意义上的财产权益”定位,又意味着什么?其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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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崔建远.《民法总则》的制度创新及历史意义[J].比较法研究,2017,(3).

{2}张鸣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定[J].中国法学,2017,(2).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3}夏勇.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J].法学研究,2004,(3).

{4}叶名怡.个人信息的侵权法保护[J].法学研究,2018,(4).

{5}彭岳.贸易规制视域下数据隐私保护的冲突与解决[J].比较法研究,2018,(4).

{6}亨利·莫图尔斯基.主观权与诉权[J].巢志雄,译.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9,(1).

{7}张志坡.认真对待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侵权责任法》第2条之得失与改进方向[J].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6,(4).

{8}陈柏峰.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9,(1).

{9}耶鲁·卡米萨.法学教授为什么应当学术写作[J].刘磊,译.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8,(1).

{10}余成峰.罗马史上习惯法的源起与流变——一个法律思想史角度的考察[J].比较法研究,2018,(3).

{11}朱广新.民法典编纂:民事部门法典的统一再法典化[J].比较法研究,2018,(6).

{12}胡文涛.我国个人敏感信息界定之构想[J].中国法学,2018,(5).

{13}丁晓东.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法学研究,2018,(6).

{14}马民虎.《网络安全法》适用指南[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

{15}张晨原.数据匿名化处理的法律规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16}梁泽宇.个人信息保护中目的限制原则的解释与适用[J].比较法研究,2018,(5).

{17}王利明.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J].现代法学,2019,(1).

{18}克罗波西,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第3版)[M].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9}泮伟江.如何理解中国的超大规模性[J].读书,2019,(5).

{20}刘德良.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J].法学研究,2007,(3).

{21}JACOB M. VICTOR.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toward a property regime for protecting data privacy[J].123(2) Yale Law Journal 523(2013).

{22}曹博.论个人信息保护汇中责任规则与财产规则的竞争与协调[J].环球法律评论,2018,(5).

{23}张新宝.普遍免费+个别付费: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新思维[J].比较法研究,2018,(5).

{24}Савельев А.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закону от 27 июля 2006 г.№149- ФЗ 《 Об информаци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вых технолоиях и защите информации,(постатейный). М.:Статут, 2015. С.64.

{25}熊丙万.中国民法学的效率意识[J].中国法学,2018,(5).

{26}左卫民.迈向大数据法律研究[J].法学研究,2018,(4).{27}马长山.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J].法学研究,2018,(4).{28}黄茂荣.论民法中的法理[J].北方法学,2018,(3).

{29}张建文.新兴权利保护的合法利益说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

{30}张建文.国家的信息职能与信息立法的基本原则[J].法学杂志,2017,(11).

{31}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32}龙卫球.如何理解民法总则立法目的和依据[N].检察日报,2017-03-23,(03).

{33}张恒山.论权利本体[J].中国法学,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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