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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海法学》
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之衔接与完善
【副标题】 以被解除强制医疗人回归社会为视角【作者】 张晓凤
【作者单位】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强制医疗;社区矫正;被解除强制医疗人回归社会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Community Correction; Discharged Mandatory Medical Treatment Person Returning to Society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08
【摘要】

从目前的制度设计来看,社区矫正制度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不存在交集。为了帮助被解除强制医疗人回归社会,应当科学衔接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这既是防卫社会的需要,也是被解除强制医疗人回归社会的需要,也是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良好运行的需要。两个制度理念的契合性、适用对象的类似性和社区矫正功能的吻合性为两个制度的有效衔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中应当明确将被解除强制医疗人纳入社区矫正制度,完善拟解除强制医疗人的评估,针对被解除医疗人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重点在于建立和完善对被解除医疗人的强制定期门诊治疗、强制定期家访评估和心理辅导。此外,在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成熟衔接的基础上,可以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适用对象扩大到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英文摘要】

In the view of the current system design, there is no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and the criminal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system. In order to help the discharged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persons return to the society, we should scientifically link the criminal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system with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The coincidence of the two systems, the similarity of the applicable objects and the coincidence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function provide a good basis for the effective convergence of the two systems. In the criminal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system,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persons under medical treatmen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for the discharged persons should focu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ulsory periodic outpatient treatment, compulsory periodic home visit evalu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In addi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mature convergence of the criminal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system and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minal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system can be extended to mental patients who limit thei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7354    
  

社区矫正制度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是我国刑事法律中的两项重要制度。从目前的制度设计来看,两个制度并行不悖,不存在交集。社区矫正制度可以看作刑罚的一种监外执行方式,适用于罪犯,根据该制度,符合一定情形的罪犯可以在社区进行监督和改造,该制度设置的初衷在于缓解监狱压力和罪犯的更好改造。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是针对特定情形的精神病人适用的刑事处遇。根据刑法的规定,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因不具备可罚性而不能被施以刑罚,但直接放回社会又会对社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因此,符合刑事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病人经过检察院提出申请,法院审理后,可以被施以强制医疗。待被强制医疗人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强制医疗机构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解除强制医疗。根据现有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强制医疗解除之后,被强制医疗人回归家庭和社会,不受任何监督和管理,缺少一个介于强制医疗机构和社区之间的过渡环节,放松了对被解除强制医疗人的监管和治疗,不利于社会的安全防卫,也不利于精神病人有效回归社会。笔者认为,稍作完善后的社区矫正制度可以作为被解除强制医疗人和社区之间的过渡环节,有必要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进行有效衔接。

一、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概要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的内容比较丰富,为了本文的论述需要,本部分有侧重点的对两个制度做简要介绍。

(一)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2013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专章规定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对象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且“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这样的精神病人经过人民检察院申请、法官审理,可以被决定施以强制医疗。根据目前的规定,法官在决定强制医疗时,并不明确强制医疗的期限。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法院审理之后,被强制医疗人符合解除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法院决定解除强制医疗。解除强制医疗之后,曾经的被强制医疗者可以不受约束地回到社会和家庭。

从精神病人处遇发展历史上看,对精神病人的隔离是防止精神病人致害和危害社会的最初手段和目标。因此,可以认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首要价值就是社会防卫。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权理论的兴起,人们逐渐认为,单纯的隔离处遇是对精神病人人权的侵犯;国家父权主义也认为,国家有责任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帮助他们重新回到社区和家庭正常的生活。因此,可以认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第二个价值是帮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社会防卫和精神病人回归社会这两个价值目标的位次关系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防卫社会价值是探寻强制医疗制度形成初衷的结果。但随着社会发展,人权理念的更新,给精神病人施以科学的治疗以使其回归社会应取代社会防卫而成为强制医疗的首要目的。[1]因此,笔者认为,在该制度的完善中,应当紧密围绕使精神病人回归社会这一价值目标。

(二)社区矫正制度

目前,我国尚无《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制度相关规定存在于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中。关于社区矫正的性质,官方界定为“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和“非监禁刑的执行活动”。但在学界对社区矫正的性质一直争议较大,综合起来看,前期的主要观点有行刑说、社会处遇说、矫正教育说、救助监督说、混合说等。近年来,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断深入,争议的焦点逐步集中在行刑说和矫正教育说。[2]

根据相关规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其针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五种罪犯。[3]该制度把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放到社区里,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在社会力量的协助下,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教育和改造。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人员确定专门的矫正小组,制定矫正方案,根据社区矫正人员情况采取个别教育、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定期向司法所报告遵纪守法、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社区服务和社会活动的情况,参加公共道德、法律常识、时事政策等教育学习活动,参加社区服务。若社区矫正人员服从监管规定,未出现法律规定但情形的,矫正期满后,司法行政机关解除社区矫正。对于具有法律规定情形的社区矫正人员,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如对于缓刑、假释人员撤销缓刑、假释予以收监执行刑罚,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进行收监执行刑罚。社区矫正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降低刑罚的执行成本,提高刑罚的执行效率,也更有利于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取得了很好的实施效果。

有学者提出我国的社区矫正模式偏离了刑罚本质,缺乏惩戒功能,“虽关注社会治理创新,却忽视刑罚执行本质;虽注重教育帮扶,却轻视监管惩戒,社区矫正履行惩戒功能缺乏应有的法律权威”。[4]但从目前的整体制度设计来看,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仍属于“惩罚或者注重监管型”的社区矫正。[5]有学者甚至主张应当将已纳入全国人大、国务院的重点立法项目的“社区矫正法”更名为“社区刑罚执行”。[6]笔者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社区矫正制度是一个非常具有生命力的制度,其可以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和法治发展的需要而做出调整。一旦将社区矫正制度与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进行衔接,一方面,社区矫正制度现有的监管性可以避免被解除强制医疗人危害社会,保护社会的安全;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制度至少在两个制度衔接的部分可以呈现出更多的保护性和福利性,以帮助精神病人更好地回归社会。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衔接之必要性

笔者认为,鉴于刑事强制医疗对象的特殊性,曾经被强制医疗人直接从强制医疗机构回归到家庭,缺少了中间环节的过度和衔接,对社会安全带来了一定的隐患,不利于社会防卫,不利于精神病人回归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正常运行。因此,有必要衔接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将被解除强制医疗人纳入社区矫正对象,使被强制医疗人能在社区中进行监管和治疗,这既是社会防卫的需要,也是精神病人回归社会的需要,更是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良好运行的需要。

(一)社会防卫之需要

可能考虑到了精神疾病难以治愈或根治的特征,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的解除条件是“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意味着被强制医疗人不是因为“被治愈”而解除强制医疗,而是因为“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但众所周知,对正常人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已经可以说是全世界刑事法领域的一个难题,更何况对于心理和精神曾经错乱过的被强制医疗人的人身危险性判断。因此,对于被强制医疗人是否已经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明确回答的问题。这样无疑留下了被解除强制医疗人危害社会埋下了隐患。

精神病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疾病,治疗持续时间长,恢复缓慢,难以根治,具有反复性和难治愈性。刑事强制医疗制度适用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一般为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在此以比较典型的严重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为例来简要探讨一下严重精神疾病的情况。精神分裂症终生患病率高,大多数患者呈现慢性病程,一旦罹患,病情易迁移或反复发作,目前药物治疗不能从病因角度根治疾病。一旦复发,会使治疗难度加大,难以症状缓解,并且更难恢复到之前的功能水平。因此,为改善患者长期预后,关键在于预防复发。为了预防症状反复或复发,患者急性期症状缓解后仍需要继续服用药物。但由于治疗持续时间较长,[7]服药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高,部分患者存在病耻感等原因,导致患者难以坚持服药,使病情反复。[8]因此,虽然被解除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在解除强制医疗的当时或当时的一段时期内被认为已经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但精神病的特征决定了其在解除强制医疗回归社会之后仍有可能旧病复发,具有人身危险性。

此外,被解除强制医疗人的家庭监管的能力一般有限,往往难以很好地承担监管责任。[9]因此,有必要通过社区矫正制度对被解除强制医疗人进行跟踪和监管,以避免因疏于监管而重新对社会造成危害。

(二)精神病人回归社会之需要

精神病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疾病,单纯依靠家庭和社区的力量不能有效帮助被解除强制医疗人回归社会。一方面,精神疾病是一种耗费金钱和心力的疾病,“超过半数患者最终出现精神残疾,给患者、家属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10]精神疾病恢复缓慢,需长期服药、按时复查,每个精神病人家庭都因长期背负着治疗和照顾之责而不堪重负,往往造成家庭的贫困,不能给予精神病人提供很好的后期治疗。另一方面,精神疾病的特殊性决定了精神病人的社会功能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被强制医疗人在强制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期间处于相对封闭的空间,即便此时精神疾病经过救治而得以缓解,但社会功能仍不能得以立即恢复。因此,要使被强制医疗人更好地回归社会,帮助其增强社会功能,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有学者研究表明,“社区居民对精神病人的理解有限、偏暴力认识,”“社区居民倾向于将精神病人进行预防性的隔离”。[11]因此,单纯的将被解除强制医疗人毫无监管的放回社会会给社区带来一定恐慌。同样,在这样的社区环境下,也不利于被解除强制医疗的治疗和回归社会。因此,需要在社区和被解除强制医疗人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区。

此外,被解除强制医疗人的回归社会还需要家庭和社区都不能给予的其他辅助手段:首先,心理辅导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曾经患有精神疾病者往往具有心理上和人格上的缺陷,科学的心理辅导是他们回归社会的重要心理支持因素。心理辅导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知识的专业人士进行。其次,如前所述,精神疾病具有反复性、长期性和难治愈性,必要的定期家庭随访或门诊治疗对被解除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更好地回归社会具有重要作用。最后,通过培训,使得精神病人掌握工作技能是其保障自身基本生活和回归社会的重要基础。

由此可见,做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之间的衔接是帮助被强制医疗解除人较快、较好回归社会的需要。

(三)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良好运行之需要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未要求人民法院在做出强制医疗决定时确定强制医疗的期限,也并对人民法院解除强制医疗时被强制医疗人实际被强制医疗的最短期限做出要求。精神疾病的特征决定了该病不是一个短期内可以治愈,或者可以根治的疾病,且从医学手段上,也难以对该病症是否治愈提供一个严格的科学判断。这就导致对于刑事强制医疗的解除与不解除的条件上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一旦解除了刑事强制医疗,就意味着昔日的被强制医疗人处于无人监管之境,一旦其在被解除强制医疗之后实施致害行为,社会公众自然会热议为何将存在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放回社会的话题,做出解除决定的法官一定会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在未来无法预测的情形下,在法官的知识背景并不足以帮助他评判精神病人是否已经达到了解除强制医疗的条件下,估计不会有太多的法官愿意承担因错误解除强制医疗而使得被解除强制医疗人致害的风险。由此而带来法官会在是否解除刑事强制医疗上的谨慎态度,甚至为了防止出现社会风险和职业风险而怠于做出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上述情况无形的制约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良好运行。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向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意见,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可以想见,在社会公众对精神病人致害高度敏感关注的背景下,在精神病人是否治愈难以得出准确评价和家庭监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强制医疗机构主动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信心和动力有多大?精神病人家庭主动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积极性有多大?以湖南省强制医疗所为例,该所精神病患者有456名,这些人中,收治时间最长的已达36年。近7年来,该所有80余名病人康复后,回归了社会和家庭。由家属和监护人提请解除的仅占5%。工作人员表示,“病人出去后如果再犯事,怎么办?这可能是老百姓最大的担忧。”“80%的病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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