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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判例区分技术运用考察与借鉴
【作者】 雷槟硕【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司法制度
【中文关键词】 指导性案例;区分技术;实质理由;事实要点;遵循先例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178
【摘要】

为有效适用指导性案例,我们需要借鉴判例法中的区分技术。判例区分技术被用于个案的类比,能保证先例规范在后案中正确适用。为改善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困境,有必要对判例区分技术的内容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借鉴区分技术。要点选取论证以指导性案例中的“相关法条”为中心,替代区分技术中的实质理由,并作为对比中项。以法律关系为框架体系进行法律事实要点的对比,既能保证成文法国家的法律体制要求,还能通过附着于演绎推理的方式融贯个案类比推理与演绎推理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法官“会用”指导性案例的目标。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7268    
  

目 次

一、指导性案例借鉴区分技术的需求

二、区分技术的内容

三、判例区分技术的批判性借鉴

四、结语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海涅

“等者等之,异者异之”是社会最朴素的公平需求,这种公平需求在司法裁判中体现为“类案类判,异案异判”。为回应朴素的公平需求以及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目标,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公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推行案例指导制度。尽管案例运用或判例制度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有推广和运行,[1]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二·五”改革纲要之后,尤其是《规定》颁行之后,案例指导制度更直接明确地回应了“类案类判”的需求。因此,为有效落实案例指导制度的目标,贯彻作为具体施行措施的指导性案例,“类案类判”就成为关键。但“类案类判”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理念,更是一种裁判技术。作为一项价值理念,其要求“类似案件类似裁判”,“不类似案件差别裁判”;作为一项裁判技术,其要求准确判断案件的“类似”与否。法官判断案件“类似”与否的关键就是区分技术。

判例法语境下,判例区分技术是法官坚持“遵循先例”原则的司法裁判技术,其内涵不仅宣示案件相似与否,还包括具体细致的技术性内容。[2]因为区分技术经过了长久的发展与改进,其因普通法体系的建立而逐渐形成。在18至19世纪,因为“遵循先例”原则的要求趋紧,区分技术的运用受到约束,尤其是在19世纪末,严格“遵循先例”原则使得法官很难借助区分技术区分待决案件与先例。但过于僵化地遵从“遵循先例”原则,可能导致法官机械化处理待决案件,出现个案不正义的结果,并阻碍了法律的发展。基于此,英国上议院在1966年发布了惯例陈述,在该陈述中,上议院将“遵循先例”原则适度软化,使得区分技术的运用再次获得适用空间,为有效判断案件之间的相似性提供了可靠的方法。[3]

此类技术性方法的阙如正是当前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推行的短板,也是导致指导性案例适用出现困境的一个原因。因此,为改善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可以考察与借鉴判例区分技术。首先,我们需要结合我国成文法体制与演绎推理的司法推理要求,分析借鉴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其次,我们需要考察区分技术的内容。最后,对区分技术的借鉴进行批判性反思,以期获得适合我国指导性案例运用的区分技术。

一、指导性案例借鉴区分技术的需求

指导性案例与判例之间具有高度相似性。首先,两者都以个案为前提,两者都是生效裁判,经过机构性实践的安排成为特定规范性文本;其次,两者都具有特定的约束力,需要后案法官对其在符合条件的基础上予以援引适用;最后,案例适用必须符合类比推理的基本逻辑性要求,否则,缺乏逻辑保障会导致结论具有可疑性。因此,基于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考察判例使用的经验,以期改善我国指导性案例使用的现状。因为指导性案例在我国推行一段时间以来,情况不尽如人意。[4]即是说,判例区分技术可以为改善指导性案例适用提供可资利用的技术性方法。

第一,法官适用指导性案例存在技术性要求。指导性案例首先是判例。根据《规定》第2条第1款规定,指导性案例首先是一个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尽管指导性案例不仅是一个个案意义上的裁判,但其无法脱离判例基础。若法官将指导性案例作为待决案件中援引的规范性文本,需要考虑不同规范性文本在司法裁判中运用的具体要求。如果规范文本属于抽象规则型文本,法律推理方式主要是演绎推理,通过涵摄的方式勾连大前提与小前提,演绎地推出结论;如果规范文本属于具体案例型文本,法律推理方式是类比推理,行为主体通过比较个案之间的内部要素达到等置的效果。尽管指导性案例的格式与一般意义上的裁判文书具有差异,但在趋近性上,它更接近裁判文书的形式。而且,指导性案例脱胎于基础案件的裁判文书,使之与个案裁判具有密切关系。因此,指导性案例在外观形式和内容组成上属于具体案例型文本。所以,适用指导性案例首先需要满足个案比较意义上的对比技术性要求。这种技术性要求在判例法中就是区分技术,区分技术不仅包含对比的要求,还包含对比何种要点的规范性要求、如何选择要点的要求及选择特定要点的实质理由支撑性要求。在同属判例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下,类比推理的技术性要求就成为指导性案例必须满足的条件。与其完全交由法官在指导性案例适用中自行摸索,不如通过借鉴域外经验以减轻我国法官在适用指导性案例过程中的负担。并且,“法官及法律共同体的法律经验、法律知识素养和法律专业技能对于妥当进行类比推理和类似案件判断具有重要意义。”[5]因此,指导性案例本身的特点对区分技术提出了技术性的借鉴要求。

第二,当前指导性案例适用困境的现实性需求。当前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困境存在多种原因,首先,指导性案例的性质不明确,使法官、律师以及当事人对指导性案例性质的界定存在较大分歧,即使在法官内部也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不同性质的渊源存在不同适用方式。法的正式渊源都是抽象规则型文本,规定于《立法法

》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以下简称《引用规定》)第1、2、3、4、5条的规定,抽象规则型文本援引形式相对明确。《引用规定》第6条对除第3、4、5条规定以外的渊源使用方式进行了规定:“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因此,指导性案例的性质使其援引方式不明确,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其次,《规定》第7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9条规定,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相似的,待决案件法官“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该两条规定具有一定的歧义性,因为“这和常识相悖,‘应当’通常与‘依照’‘依据’搭配使用;而‘参照’通常则与‘可以’搭配使用。因此,‘应当’与‘参照’两个词汇是否能够搭配使用值得商榷。”[6]并且,《规定》第7条与《细则》第9条规定在语法上存在不符合逻辑的问题。“‘语法不符合逻辑’的第二层意思是:有些话虽然用严格的逻辑眼光来分析有点说不过去,但是大家都这样说,都懂它的意思,听的人和说的人毫无隔阂,毫无误会。站在语法的立场,就不能不承认它是正确的。”[7]相反,该两条既在语法上不符合逻辑,在日常用语上也与人们常识悖反。这就造成了法官在认知上的困境,为何“参照”是“应当”的?如果将“参照”理解为参考适用就意味着法官有自由裁量权,加之《引用规定》第6条规定法官可以对法的正式渊源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之合法性进行审查,更强化了法官对参照文件的自由裁量权。但“如果法官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援引指导性案例,则指导性案例制度就没有任何权威性,其将会形同虚设,毫无意义。”[8]因此,在面对指导性案例适用问题时,法官会觉得无所适从。再次,法官使用指导性案例的技术阙如。前文已经指出,法官的经验、技术、素养等同判例使用密切相关,但我国法官长期接触的是演绎推理的涵摄,较少接触类比推理与个案比较。“长期沉浸于制定法和司法解释环境中的法官们,对于指导性案例及其适用的陌生是相当根深蒂固的。”[9]“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乏技术依凭的状态下,法官会更倾向于用已知、熟悉的技术手段解决问题,而指导性案例适用技术并不为我国法官所熟悉。最后,隐性适用的倒逼。与不使用或逃避使用指导性案例不同,司法实践中,指导性案例存在大量的隐性适用问题。[10]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法官想转移风险和规避责任,或言之,受到实用主义与规避不利因素考量的影响;另一方面,隐性适用可以减轻法官的论证负担,既可能“懒得说”,也可能是“想说却又不知该如何说”以及“想说却不敢说”。[11]

因此,指导性案例适用陷入困境是因为指导性案例“不能用”“不好用”,以及法官“不敢用”与“不会用”指导性案例。一方面,基于相关指导性案例“不能用”“不好用”,需要进一步规定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性质,提升指导性案例的品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判例区分技术方法,解决法官“不敢用”与“不会用”指导性案例的问题,改善指导性案例的使用环境。后者正是本文的核心主题。

二、区分技术的内容

指导性案例存在判断案例相似性的技术性需要,判例区分技术则可以提供案例相似性判断的技术方案。借鉴区分技术首先要了解区分技术的内容。

(一)通过案例看区分技术

为直观展现区分技术适用的样态,可以通过具体的判例适用作为例证进行观察,以“Mcloughlin.v. O’Brian案”(“麦克洛克林诉奥布莱恩案”)为例展开说明。[12]该案的基本案情是:

1973年10月19日下午4时左右,原告麦克洛克林夫人在邻居处获悉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遭遇车祸,她于下午6时赶到医院,目睹了她丈夫和子女的惨状,并且,她的一个女儿已经身亡。麦克洛克林夫人因此倍受打击,随后,她起诉了车祸事故中的司机以及其他当事人,向他们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她的律师援引了两个案例:一个案例是Marshall.v. Lionel Enterprise Inc案,[13]该案的案情是一位妻子在丈夫事故发生后立即赶到现场,这位妻子看到丈夫的尸体,因此受到了精神打击;另一个案例是Chadwick.v. British Transport案,[14]该案的案情是一位男子——与事故受害人无亲属关系——在救助受害人过程中受到精神损害。两案的裁判结果都是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基于此,麦克洛克林夫人的律师援引这两个先例,用以支持当事人麦克洛克林夫人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该案进入初审法院后,法官认为麦克洛克林夫人的情况与律师主张援引的两个案例不同,其他两个案件的原告都是在事故现场,而麦克洛克林夫人则是在两个小时后接到通知赶到医院。这就意味着麦克洛克林夫人的损害不具有可预见性(foreseeable)。根据“过失行为人只对具有可预见性的第三人损害负责”的规则,本案的被告无法预见事故发生后两小时赶到的人会受到精神损害,因此被告无需对麦克洛克林夫人的精神损害负责。最终,初审法官认定本案区别于麦克洛克林夫人的律师援引的两个先例,驳回了麦克洛克林夫人的索赔主张。随后,麦克洛克林夫人上诉到上诉法院,上诉法院肯定了初审法院的结论,维持原判,驳回了麦克洛克林夫人的诉求。但上诉法院认为麦克洛克林夫人的精神损害是可以预见的。即是说,上诉法院并未采用初审法院的理由,而是选择了其他理由,它的理由是“政策”(policy)。上诉法院认为,如果判决支持麦克洛克林夫人,裁判结果会扩大赔偿责任的范围,进而导致更多的人寻求精神损害赔偿,使得法院不得不面对本来不会进入到法院中的大量类似案件,会使法院案件积压的压力变大。并且,非事故现场的精神损害不易证明,诉讼上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当事人病情拖延乃至恶化。所以,上诉法院的裁判结果仍是区分前后案。麦克洛克林夫人不服上诉法院的裁判继续上诉,上议院撤销了上诉法院的裁判并指令其重审。上议院一致认为:该案的政策理由不足以区分前后案,并对上诉法院的理由进行了相应的辩驳。

通过梳理该案的基本问题可以发现,“遵循先例”并非绝对的,尤其是1966年惯例陈述之后,严格先例原则得到了修正,法官可以背离先例。[15]但法官背离先例需要对两案进行区分,区分则需要法官对比先例与待决案件的要点。初审法院法官将“是否在事故现场”作为对比的要点,并且认为该点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原告“在事故地点”就意味着过失行为人能够预见受害人会受到精神损害,过失行为人就需要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原告“不在事故地点”,则意味着过失行为人无法预见受害人会受到精神损害,过失行为人就不需要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为麦克洛克林夫人并不在事故现场——最狭窄的字面含义范围内——所以过失行为人无法预见麦克洛克林夫人会受到精神损害。而上诉法院则认为麦克洛克林夫人的精神损害具有可预见性,这意味着该点仍属于一个需要对比的要点。并且,上诉法院法官认定麦克洛克林夫人在事故现场——知晓后立即赶往医院——这是可以合理预见的。所以,无论是初审法院、上诉法院以及最后的上议院都对该问题进行了回应,说明遵循先例需要法官将两案之间的要点进行对比。再者,在该案中,法官进行的工作不仅有要点对比,还有理由陈述工作。理由陈述是指法官选取了某个特定的要点作为对比要点,无论法官认定两案相似还是差异,都需要给出认定的理由。尽管初审法院法官对过失行为人无法预见非事故现场的损害的认定,被上诉法院推翻,但初审法院提出该论点的目的,是为证成提供实质理由:第一,过失行为人只对可以预见的第三人负赔偿责任;第二,不在事故现场使过失行为人无法预见第三人的损害。两条实质理由构成要点对比的关键。因此,当上诉法院反对初审法院的第二条实质理由时,经由该两条实质理由论证的区分要点就不再成立。相反,上诉法院提出了另外一个实质理由。无论如何,通过观察两级法院对案件区分的方法可以看出,区分技术有两个基本要点:第一,合适的对比要点;第二,支持该要点的实质理由。

(二)区分技术的要点

“麦克洛克林诉奥布莱恩案”给出了法官适用区分技术的两个基本要点,但实际上,区分技术还具有更为细致的内容,包含着系统化的步骤。

第一,要点分为关键要点与非关键要点。判例中不存在具有普遍性的抽象规则。并且与成文法规则不同,判例是具体的案例文本,无法直接实现涵摄的功能。因为涵摄功能的实现,需要规范具有抽象性、概括性以涵括不同的具体情形,而判例不具备这样的特征。相反,判例一般通过类比的方式被适用。因为类比“不是逻辑推论,而是一种比较或者等置。人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个案比较’(Fallvergleich)。”[16]但是类比有其依赖的前提:个案之间要点的对比。只有两案要点满足相似性的要求才能保证等置是合理的,因为“类比推理是有关事物之间的比较;它是把人们对已知事物的认识拓展到未知事物上;它是一种或然性的推论,而不必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其正确性取决于许多因素。”[17]确定法官需要对比待决案件与在先案例的要点之后,问题被推进到法官需要对比哪些要点。对于需要面对大量案件的法官而言,一个案件中包含的要点尽管不是巨量的,但任每一案件都需要法官重新寻找不同要点也是较大的负担。案件当事人的姓名、公诉机关的地址、肇事逃逸者驾驶车辆的品牌、过失致人死亡中被害人的性别等细节,法官无疑会逐渐了解。但法官无需将这些细节都作为类比推理的要点,因为对于案件处理来说,有些细节或者要点是不重要的。假定一个案件的要点包括a、.b、c、d、e、f、g,该案问题处置的规范方案核心是A、B、C(小写字母是指案件的具体情况,大写字母是指案件的一般性质),关于该案的处理是P:.a、b、c、d、e、f、g/A、B、C → X。其中只有a、b、c对于该案是重要的,因为a → A、b → B、c → C。[18]因此,案件之间对比的要点是指关键的要点。

第二,法官选取特定要点需要有实质理由支撑。在案件的符号化处理中,我们可以假定A、B、C是重要的,但具体的案件无法仅通过符号化的方式妥善裁判。因为符号化乃是将具象世界单义化,通过公式化的数理逻辑形式处理类比对象。一旦涉及具体案件,符号背后的具体内涵就无法完全符号化。因为法律并非完全单义的,符号在具体案件中表现为不同权重的要素,“类比对象随着语境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内涵,承载丰富的意义。”[19]所以,在案件对比中,法官选取对比位点需要价值理由的支撑。因为在个案中认为特定要素是重要的,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活动需要依赖实质理由的内容。而且,司法裁判并非一个单纯的决断性判断活动,其还需要赢得公众认可,尤其是案件当事人的接受。因此,裁判说理就是必然要求。相应的要点选取也需要给出实质理由,以期赢得公众的支持。再者,判例制度之所以能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脱颖而出,也是因为其在习惯法转化为判例规则的机构实践中赢得了公众的认可。故此,要点选取工作的进行需要说明要点选取的实质理由。如“麦克洛克林诉奥布莱恩案”中,初审法院之所以选择“不在事故现场”作为对比要点,是因为该要点得到了“过失行为人只对具有可预见性的第三人损害负责”这一理由支持。

第三,后案法官负责抽取裁判规则。“真正用来裁判当前案件的裁判规则由决定法院作出。而从先例的判决理由中所蕴含的规则到最终可适用待决案例的裁判规则的转换过程正是判例法制度下法律推理的实质与核心。”[20]如果裁判规则抽取由后案法官负责,则区分工作全部交由待决案件法官进行。既然案件对比与裁判规则抽取工作交由待决案件法官,不特定的后案发生时,如何保证不同法官能在类似案件中选择相似的要点,就成为区分技术的另一个难点。因为严格先例原则转化为柔性先例原则,赋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与成文法国家不同,判例法中不存在唯一确定的规则给法官设定范围,必须采取其他措施解决这一困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首先,通过陪审团与法官分享判决权以及将不确定(underdetermined)作为发展框架进行适用。[21]透过陪审团进行事实判断约束法官的权力专断,通过法律中不确定的部分作为发展性框架推动法律(包括判例法)良性发展。同时,也使得法官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规范抽取与案例对比活动。其次,借助法律职业共同体分享的法感以及法律概念、法律价值体系等共同知识。必须认识到的是,法官并非在一个非法律世界进行创造性的活动。相反,判例法系国家的法官是在一个充斥判例的世界进行司法裁判活动,任何一个法官都无法脱离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行完全独立的司法活动。法官群体在有意无意地践行着“承认规则”,共同的“承认规则”实践作为经验与群体规则具有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会对法官形成批判性压力,一旦某个法官脱离共同体经验与职业规范,他就会感受到其他法官的批判性压力。[22]“法官是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在社会之外思考法律;普遍的知识环境,以及反映和保护该环境的共同语言,对特异性(idiosyncrasy)施加了现实性的制约,对想象力施加了概念上的限制。正规法律教育及挑选法律人担任司法、行政官员之过程不可避免的保守性,进一步增强了向心力压力(centripetal.pressure)。”[23]为此,无充分理由的待决案件法官一般不会选择背离先例。而且,法官并非独立于社会存在的;相反,法官深深嵌入在整个社会之中,因此他需要明晓基本的社会经验。这些社会经验不仅构成对法官行为的必要向心压力,还构成裁判的必要补充。“现代社会中的法官要胜任审判工作,需要大量的实践性的、具体的社会经验作为其形成正当性裁判的有益补充。”[24]尤其是对于适用类比推理的案例对比而言,这种推理方式是建立在认知水平、生活经历、职业经验等自身要素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基础之上。[25]最后,审级与裁判说理的双重作用。“遵循先例”不仅仅依靠判例内容的说服力,还凭借审级产生约束力。同时,在审级制度的基础上,如果法官选择背离先例需要进行裁判说理。即是说,对先例的要点选取需要实质理由支撑。同样,要点对比之后的背离工作更需要说理工作。“判决书说理的关键在于,基于案件的关键事实找到适合于本案的规范依据。”[26]因此,关键事实相似的依据可以通过先例获取,但关键事实不相似的,则法官不能借助先例中的规范依据裁判待决案件。

综上所述,区分技术是“遵循先例”原则指导下的司法适用技术。该原则包含“类案类判”与“异案异判”两种内涵。无论何种内涵的实现,法官都需要进行先例与待决案件之间的对比工作,这便是区分技术的作用所在。区分技术要求后案法官在选取先例与后案关键事实要点的基础上进行对比,满足相似性要求的,抽取先例中的裁判规则解决后案的问题;否则,法官需要背离先例,但需要给出背离的实质理由。而且,案件相似与否与后案法官对先例裁判规则的认识密切相关,即事实相似性判断与个案裁判规则相似性判断是联结在一起的。其中,要点选取凭借的是一般社会经验与职业共同体共同知识基础之上的实质价值判断。

三、判例区分技术的批判性借鉴

“中国实行案例指导制度,是同世界两大法系的逐渐融合趋向分不开的。”[27]首先,我国属于成文法体制国家。在司法裁判活动中,法官倾向于运用演绎推理的涵摄方式裁判案件。演绎推理的涵摄依赖作为大前提的抽象性概念,但抽象性概念并非总是能够成功涵摄。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对事物的归类在边界情况下陷入模糊,使得人们无法按照涵摄的方式将小前提定义中的全部要素归于大前提中所描述的客体种类之中。”[28]即是说,演绎推理无法解决其前提的全部问题,涵摄的前提需要具有全域的稳定性、确定性。但具备全域的稳定性、确定性在属于规范性事业的法律领域是不可能的。其一,“经验科学……逻辑上不可能从有限数量的单称语句中,推导出无限的全称命题。”[29]除非证明法律是1+1=2的自然科学类的描述性事业。其二,涵摄使用的演绎推理大前提并非单义的,与数字概念不同,无论语义、语用还是语法上,法律概念都存在边界情形与歧义可能性。因此,我们无法完全单独借助涵摄解决所有法律问题。在涵摄无力解决的情形下,借助与演绎推理相互竞争的其他推理逻辑是可行的选择。两大法系作为两类推理逻辑的典型代表,为我国司法改革提供了域外经验,大陆法系提供演绎推理的涵摄经验,英美法系则提供类比推理的个案比较经验。案例指导制度就是在两大法系融合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指导性案例需要融贯演绎推理与类比推理两种方式。而且,我国的成文法体制与演绎推理的推理方式,要求指导性案例适用必须遵从相应的体制和技术。因此,我们借鉴区分技术改善指导性案例的使用环境并解决指导性案例适用遇到的问题。但这绝不等于照搬照抄。在区分技术内容的基本要点基础上,我们还要结合成文法体制对指导性案例提出适用要求。为此,需要着重处理以下四个问题:第一,要点是何种要点?第二,要点选取的依据是什么?第三,要点选取也需以实质理由为基础吗?第四,类比推理活动如何回归到演绎推理的涵摄中去?

(一)对比要点是法律事实要点

通过区分技术对比要点不仅是判例法的特定要求,还是作为区分技术基础的类比推理的逻辑性要求。因此,批判性借鉴之后的区分技术必须符合类比推理的逻辑性要求。前文指出,对比的要点分为关键要点与非关键要点,关键要点是得出最后结论的决定性要素;非关键要点同最终结论的得出无直接密切的联系,如故意杀人罪中当事人的体重与案件审理并无关系。因此,在要点对比之前,法官需要选取对案件本身具有重要影响的要点。并且,对比的要点是法律事实要点。“确定比较点的过程并非一个单纯的事实发现过程。”[30]在判例法中,先例经由发现规则得出个案规范,到后案发生时,后案法官是在规范事实的基础之上对


  ······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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