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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与我国反贿赂犯罪法的完善
【作者】 范红旗邵沙平【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国际公法
【中文关键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反贿赂犯罪 国际法治 中国法治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5
【页码】 67
【摘要】

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专门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最新法律成果,反贿赂犯罪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应完善反贿赂犯罪立法以推动反腐败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我国应完善《刑法》的相关规定,为将来实施公约作好法律准备。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9916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在控制腐败方面的第一个全球性和全面性的国际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该公约在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反腐败的国际法律合作,形成了治理腐败犯罪的最为完整、全面而又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书。该公约不仅为国际社会反腐败规定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奠定了反腐败的国际合作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基础,还将推动各国治理腐败的法律制度和观念的更新,有助于国际社会在治理腐败方面形成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的良性互动。
  我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之一,积极参与了该公约的起草工作并签署了该公约。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认真研究该公约内容以及《公约》将对国际法治和中国法治产生的影响,以为将来《公约》的实施及时作好必要的法律准备,并积极推动反腐败领域国际法治和中国法治的进程。本文结合《公约》关于反贿赂犯罪的有关内容,考察我国反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对完善我国反贿赂犯罪法提出立法建议。
  一、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早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就开始以决议的形式推动国际社会反腐败的国际合作。进入21世纪后,联合国在推动打击反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就是联合国工作的重要成果。[1]该公约将反洗钱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对洗钱与腐败犯罪均作了重要规定。《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的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公约》还要求各缔约国考虑将涉及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务员的行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公约》还明确规定了法人责任[2]。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公约,它所确立的打击腐败犯罪的综合性原则和对策使国际社会反腐败的国际合作进入了新阶段。但是,由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并非一个专门性的反腐败公约,难以适应反腐败的专门需要。因此,国际社会决定缔结一个专门性、全面性、全球性、综合性的反腐败公约。2000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在维也纳设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负责这一公约的谈判工作。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是这一工作的结晶,是联合国成员国共同努力推动的结果,反映了国际社会反腐败国际法律合作的最新进展。
  与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相比,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控制洗钱与控制腐败结合起来,将腐败犯罪作为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但2003年《公约》扩展了腐败犯罪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洗钱犯罪的适用范围。以贿赂犯罪而言,作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贿赂犯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腐败犯罪的主要内容之一。根据2003年公约第3章(定罪与执法)的规定,贿赂犯罪具体包括四类行为:(1)贿赂本国公职人员。(2)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3)影响力交易。(4)私营部门内的贿赂。
  与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相同,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明确规定了法人犯贿赂罪也须承担责任的原则,《公约》第26条规定:(1)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符合其法律原则的必要措施,确定法人参与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应当承担的责任。(2)在不违反缔约国法律原则的情况下,法人责任可以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3)法人责任不应当影响实施这种犯罪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4)各缔约国均应当特别确保使依照本条应当承担责任的法人受到有效、适度而且具有警戒性的刑事或者非刑事制裁,包括金钱制裁。
  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出,2003年《公约》对贿赂犯罪的规定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反行贿与反受贿并重。
  第二,反贿赂本国官员与反贿赂外国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并重。
  第三,反公共领域的贿赂和反私营部门的贿赂并重。
  第四,反自然人犯罪与反法人犯罪并重。
  2003年《公约》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其规定之全,适用范围之广,调整面之宽前所未有。可以预见,作为一个专门性的反腐败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使国际社会反腐败的国际法律合作出现多方面的突破性进展。
  二、我国反贿赂犯罪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比较
  贿赂犯罪历来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重要犯罪之一。从1979年的《刑法》到1988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再到1997年的修订《刑法》,我国反贿赂犯罪立法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我国《刑法》根据犯罪同类客体的原理,将贿赂犯罪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中,包括了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单位行贿罪等一系列罪名。另外,针对在公司、企业当中发生的行贿受贿行为,《刑法》第3章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从这个意义上与,上述两罪也属于贿赂犯罪的范畴。除了典型的贿赂行为以外,对于一些非典型的贿赂行为,我国《刑法》也加以了明文规定。如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或者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行为及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行为,分别以行贿和受贿论处。应该说,我国对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是比较完善的。
  将我国《刑法》有关贿赂犯罪的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较,可以看出:
  (—)《公约》有关贿赂犯罪的规定,有的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已有相应的规定或反映。
  第一,《公约》规定的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罪正是我国《刑法》中贿赂犯罪类型,对于这类贿赂犯罪完全可以依照我国《刑法》中的行贿罪和受贿罪予以认定。
  第二,《公约》所规定的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罪可以为我国《刑法》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所囊括。在我国,非国有单位发生的行贿受贿行为,如果受贿方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而不构成行贿罪和受贿罪,则可以上述罪名加以认定。
  第三,《公约》规定的影响力交易罪虽然在我国《刑法》中没有直接的体现,但根据《公约》的规定,所谓的影响力应当来自于公职人员或其他人员所具有的职权或地位。当有人(单位)利用这种影响力索取或收受贿赂,而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时,根据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这种情况应当解释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收受贿赂”。因此,所谓的影响力交易行为完全可以受贿罪或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进行处罚。
  第四,公约规定的法人责任也是与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原则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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