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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论东亚新法家
【英文标题】 On the New Legalists in East Asia【作者】 喻中
【作者单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分类】 法哲学
【中文关键词】 东亚;法家;新法家;法治;徂徕学;实学;李光耀;大久保利通;朴正熙
【英文关键词】 East Asia; Legalist; New Legalist; Rule of Law; Sorai; Pragmatism; Li Guangyao; Okubo Rintong; Pu Zhengxi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28
【摘要】 近代以来的新法家不仅见于中国,而且见于其他东亚国家。大致说来,徂徕学与大久保利通推行的政治实践,代表了日本近代以来的新法家。丁若镛的实学与朴殷植、朴正熙展开的政治实践,代表了韩国近代以来的新法家。20世纪60年代以后,李光耀发表的言论,李光耀推行的政治与法治,代表了新加坡的新法家。至于中国,早在19世纪中期,在龚自珍、魏源的论著中,已经可以看到新法家思想的萌芽。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梁启超,20世纪30、40年代的陈启天、常燕生,则是中国近现代新法家的主要代表。在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分别兴起的新法家,共同构成了近代以来的东亚新法家。东亚新法家既可以阐释法家的东亚性与近代性,也可以描述东亚政治、东亚文化的共同性。
【英文摘要】 Since modern times, new Legalists are not only seen in China, but also in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Sorai and political practice of Okubo Rintong introduced, on behalf of the new legalist in Japan since modern times. Ding Ruoyong and political practice of Pu Zhengxi and Yin park expansion, on behalf of the new legalist in South Korea since modern times. After 1960s, Li Guangyao's remarks, politics and the rule of law, represented Singapore's new Legalists. As for China,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works of Gong Zizheng and Wei Yuan, we can see the sprout of the ideas of the new Legalists. Zhang Taiyan and Liang Qichao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Chen Qitian and Chang Yansheng in the 30 and 40s twentieth Century were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ew Legalists of modern Chinese. The new Legalists in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and Singapore formed the new East Asian Legalists in modern times. The East Asian new Legalists can not only explain the East Asian and modern nature of the Legalists, but also describe the commonality of East Asian politics and East Asian cultur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7076    
  一、问题与旨趣
  法家作为一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法家可以指一个学派或一种学术思想。作为学派或学术思想的法家,主要体现在诸如《商君书》、《韩非子》这样的典籍中,这些典籍属于法家典籍。另一方面,法家也可以指一种政治实践。譬如秦始皇、李斯等人的政治实践,也是法家存在的一种方式,秦始皇、李斯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但还是可以把他们归属于法家。当然,作为学术的法家与作为实践的法家,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这两个方面在相当程度上是融为一体的。因为法家与其他各家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法家的学说往往是政治实践者表达的。其他各家没有这个特点。譬如,名家所讲的“白马非马论”,只是纯粹的逻辑或纯粹的学术。庄子对实际政治保持某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庄子的“逍遥游”主要在于描绘某种疏离于政治的人生境界。墨家的游侠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政治的,至少是反庙堂的。晚年的孔子、孟子主要致力于“教学与科研”。相比之下,法家的理论家与政治的实践者常常是混在一起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子,都是政治行动者兼任政治理论家。法家人物中,较少看到专职的“教学科研人员”。法家的这个特质,正是本文旨在强调与凸显的。因为本文研究的“东亚新法家”,就同时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指向:自近代以来,“东亚新法家”既阐述了新的法家学说,又推行了新的法家实践;“东亚新法家”这个概念,既指向一种理论学说,也代表一种政治实践。
  为什么要提出东亚新法家这个概念?原因只在于,两千多年来,关于法家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二十世纪以后,关于新法家的研究亦汇聚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关于近代以来的“东亚新法家”,却是一个无人留意的主题。然而,着眼于古今与中外,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法家不仅仅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法家在近现代以来还呈现出新法家的形象。另一方面,法家不仅仅是中国的法家,法家同时也是东亚的法家,甚至还是世界的法家。至少在近代以来的东亚,法家已经生长成为一种实性体的存在:既是一种理论、学说、思潮,更是一种政治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本文试图将东亚地区近代以来自然生长起来的法家思潮与法家实践加以整合,进而抟成一个定型化的概念,那就是“东亚新法家”,并予以全景式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试图追求两个方面的学术目标,第一,从法家及新法家的角度看东亚,特别是东亚政治的某些共性,从而揭示出东亚政治的某些特质。当代学者专门论述了“东亚儒学”这个概念,并认为,宋明理学“不仅是11世纪以后主导近世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而且是近前近代东亚各国占主导地位或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体系。因而,说宋明理学是近世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是不算夸张的。”{1}(P.1)倘若近代以来的东亚有一个共享的“东亚儒学”,那么,近代以来的东亚也有一个共同的新法家,新法家也是近世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第二,从东亚的角度看法家,以揭示法家的近代性与东亚性。关于法家的近代性,学界已有较多的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的新法家以及日本近代的新法家,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详后),但是,把东亚诸国近代以来的新法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似乎还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这就是说,法家的东亚性,还是一个有待展开的主题,理解法家的东亚性是全面理解法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
  着眼于以上两个方面的旨趣,下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考察近代以来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新法家,包括各国的法家理论要旨与法家政治实践。其次,回到中国,概述中国近代以来的新法家。最后,对近代以来出现的东亚新法家进行整体性解释,既求其同,也辨其异。希望通过本文的考察,有助于证立“东亚新法家”这个新的学术概念。
  二、日本的新法家
  日本近代以来的新法家,首先是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出现的。具体地说,日本新法家大致是在江户时代(1603-1868)的中后期开始逐渐萌生起来的。针对日本近世以来的新法家,我国学者韩东育已有专书予以专门的研究(详后)。从时间上看,江户时代对应于中国的明朝末期至清代同治中兴或洋务运动开始之际。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朱子的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不过,即使是在朱子学占据了支配地位的时期,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与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古学派,就体现为对朱子学的批判。江户时代的所谓古学,就是要跨越朱子,回溯至先秦典籍。日本古学派的开山人物是山鹿素行(1622-1685),他在批判朱子学的过程中,已经表达了“侧重国家主义”的思想{2}(P.225)。这种倾向的思想,即使没有自觉的法家意识,也暗合于强调国家利益的法家学派与法家实践。
  山鹿素行对朱子学的批判,破中有立,它作为一个起点,开启了日本近世的新法家思潮。徂徕学就是对山鹿素行的思想延伸。山鹿素行“对宋学的批判方向,后被徂徕学大大发展”{3}(P.32)。从思想演进的脉络来看,日本近代新法家思潮的兴起与徂徕学的兴起是同步展开的,甚至可以说,日本近世的新法家思潮主要就是由徂徕学派的几代学人在薪火相继的过程中培育而成的。依据韩东育在《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一书中的论述,日本近世新法家的兴起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荻生徂徕(1666-1728)所代表的“脱儒”经世学的形成。在朱子学居于统治地位的江户时代,荻生徂徕重点发展了所谓的“经世学”,他的思想主要体现为对儒学的背离。在徂徕学的形成过程中,荻生徂徕为自己的理论灌注了以非原理主义、非理想主义、非道德主义为特征的时代精神,“这个过程,实现于徂徕对思孟程朱之正统儒教的否定和向荀子与早期法家的思想转换。”荻生徂徕写下的两部著作——《读荀子》与《读韩非子》,“便是对这一转换的历史记录。”{4}(P.72)从思想渊源来看,“徂徕的学术直觉来自日本的生活实际”,但是,先秦法家典籍却充当了徂徕学术的酵母。徂徕的理性认识,主要“落实于几乎是他著书史上的第一部作品——《读荀子》(宝永三年,1706)中。所谓‘荀子胜礼记,而世人不知荀子,何以能读六经邪’,无疑使《荀子》取得了群经之上的位置,尽管《荀子》从未升格至‘经部’。可如果说荀子给徂徕的最大启示是‘天人’关系的切断和‘公私’关系的疏离,那么,韩非的意义则表现为‘人情’的提升和‘法术’的坚守。成稿于宝永六年(1709)的《读韩非子》,极大地推展了韩非子‘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人情好利’原理和‘一断于法’的政治学原则。”{5}由此可见,荻生徂徕的《读韩非子》,可以说是日本近世新法家的第一部思想文献。基于“人情好利”的功利原则,与基于“一断于法”的政治原则,正是先秦法家的核心主张。
  第二个阶段体现为太宰春台(1680-1747)对“脱儒入法”的推进。太宰春台接续荻生徂徕的思想,既批判儒家的心性论,又正面阐述法家的人情论。太宰春台认为,“政治的实质就是人情。于是,刑罚实施的原则,就应当以人情为转移。那么,人情的实质又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法家的“好恶二事”。“什么是世人的好、乐、喜?曰:富贵饱暖。什么是世人的恶、苦、忧?曰:贫贱饥寒。为政者倘是之不察,则小无以为家,大无以为国。这表明,对人情归趋和走向的捕捉,已成为春台政治论的基本点。值得注意的是,春台的这种政治人情论,与法家、特别是韩非子的有关论述之间,有着令人惊诧的相似。”{4}(P.158)总结起来说,太宰春台把他的历史观与哲学观“展开于实践的层面上时,以‘藩营经济’和‘税制容忍’等法家式主张为核心的‘富国强兵’策,便旗帜鲜明地走上了舞台。当然,春台的学说中,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从整体趋势上看,可以说,春台阶段的‘脱儒入法’倾向,比起徂徕来,已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而且,在法家重视的同时,他还进一步引入了道家思想,甚至已埋下了通过韩非来解读老子这一徂徕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性伏笔。”{4}(P.213)
  第三个阶段主要体现于海保青陵(1755-1817)的法家思想。海保青陵是日本近代化的思想先驱,既是启蒙思想家,也是日本“彻底合理主义”哲学的代表性人物。这里需要注意的关键是“合理主义”之“理”。那么,要“彻底”符合的“理”到底是什么?原来就是韩非所说的理,“青陵与韩非间最重要的理论关联,是‘理’。当然,青陵‘合理主义’的中心概念,也正是‘理’”,然而,“令人瞩目的是,青陵所言之‘理’,竟遍布于《韩非子》、特别是《解老》篇的各个角落。据统计,通《韩非子》全书,‘理’字共出现84次。单《解老》一篇,就达41次之多。从内涵上看,除了《和氏》等篇中的‘理’以外,大都与青陵所言之‘理’吻合。”{4}(P.227)“对韩非子‘理’论高度认同的青陵,同时更以法家所鼓吹的‘大智’者之功‘霸道’为合乎‘天理’的最高级政治形态。他说:‘霸道者,智者之役也。……如有锐气者,如锥之末,非锋芒刺人者不能为也。’在他看来,历史上最值得尊重的‘霸道’实践家,是管仲”,青陵认为,“‘有智’、‘能断’且能‘乘势’的管仲,当然是符合法家标准的最合适人选了。”因此,“可以断言,青陵充斥着法家论说的‘霸道论’特别是他的孔子批判标准,实来自法家诸子,特别是韩非子”。{4}(P.234-235)概括地说,“支撑海保青陵理论体系的骨骼框架,是法家理论。法家导入的原因,大体有三。首先,是来自日本现实的呼唤。在西方近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大规模涌入前,日本社会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人们的‘利’意识,亦高度发达。”“以‘人情好利’说为理论出发点的法家,特别是韩非哲学之所以引起海保青陵的持续兴奋,说起来也是哲学思想史上的一种自然现象。其次,徂徕说的学统使然。青陵的思想,在整体之理论倾向性上,曾受到过徂徕与春台的重大影响。实际上,在两位先哲的理论流脉当中,早已潜伏了法家的大量主张”,“这可以被视为蕴涵于学派内部的法家思想资源。”第三,“青陵的‘彻底合理主义’,终于使‘徂徕派经世哲学’的理论走向被推至当然的逻辑终点——‘完全入法’以及‘新法家’的正式登场。”{4}(P.260-261)因此,海保青陵标志着日本新法家思想的正式形成。
  日本学者小林武的研究表明,“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当中国的卢文弨、王念孙、顾广圻等学者对韩非子做‘低调’处理的时候,日本的荻生徂徕、服部元乔、户崎允明、宇佐美惠、河野龙子、小川信成、海盐道记、蒲坂圆、海保青陵等一大批学者,正致力于一场韩非复兴运动。”{5}这场韩非复兴运动,促成了日本近世的新法家思潮。当然,日本近世新法家思潮在19世纪初期正式登场,并不意味着日本新法家的盛极而衰,恰恰相反,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明治维新,恰恰就是日本新法家从思想转向行动,从理论变成实践。因为明治维新的实质,就是一场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的政治改革运动。
  明治维新的灵魂人物大久保利通(1830-1878)认为,“实力乃国之精神,政之基础”,国家“有独立之权,备自主之体,驰骋宇内,号称帝国者”,必须“内谋人民之安宁康福,外与各国和亲贸易”,“相互精研奋勉,夙夜遑暇”。大久保利通主张“宏强大之威德、扬隆盛之治化”,他认为政治家的头等大事,就在于“实力的培养”。{6}大久保利通还认为,日本必须“折衷和、汉、洋法,以适时应世”,他强调“变革是当今急务”。这些主张及其实践表明,大久保利通几乎就是一个急于变法应世的“商鞅”。通过访问俾斯麦治理之下的德国,大久保利通还萌生了效妨俾斯麦之意,他说:“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他立志“用俾斯麦的强权,缔造英国式的富强”,他认为,“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系于人民是否勉力于工业。”{7}
  大久保利通推行的明治维新,虽然给后人留下了专制政治的印象,“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专制,迅速创造出一个现代日本也是不可能的。为了推进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开创一个和欧美国家平起平坐的国家,谁来主宰大概都会蒙受专制者的恶名。”而且,大久保利通时代的专制,“是公正无私的专制,虽然把强权集中于一人之身,身边还是清廉的。死后判明他还有巨额的债务,有的说八千元,有的说两万元”{8}。这就是说,大久保利通虽然以专制的方式行使权力,但他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私利;他是为了让日本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是为了日本的富强。大久保利通作为日本近代化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作为日本转型近代国家的创始人,他对变法应世、国家富强的追求,表征了日本近代新法家的实践形态。
  对于大久保利通在明治维新过程中表现来的法家特质,福泽谕吉(1834-1901)给予了强有力的思想论证。1875年,距离大久保利通去世还有三年,福泽谕吉写成了一部名著《文明论概略》,此书认为:“从目前世界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个地方不建立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成立政府的。如果政府善于保护人民,人民善于经商,政府善于作战,使人民获得利益,这就叫做‘国富民强’。不仅本国人引以自豪,外国人也感到羡慕,而争相仿效其富国强兵的方法。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世界大势所趋,不得不然,虽然违背宗教的教义。所以,从今天的文明来看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在各国人民的私人关系上,也可能有相隔万里而一见如故的例子,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只有两条。一条是平时进行贸易互相争利,另一条就是一旦开战,则拿起武器互相厮杀。换句话说,现今的世界,可以叫做贸易和战争的世界。”{9}(P.184)这个战争的世界就是法家思想、法家实践赖以滋生的“战国”格局。至于“贸易”,则是追求财富的基本渠道。由此看来,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具有浓厚的“法家文明论”的色彩;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可以视为日本近代新法家理论与实践的思想总结。
  三、韩国的新法家
  如果说日本近代的新法家具有思想与实践并重的特点,那么,在近现代的韩国,新法家在思想上的凝聚不够厚重,但在实践上的体现却比较充分。当然,与日本近代新法家一样,韩国近代的新法家首先也是以思想的形态体现出来的。
  韩国近代的法家思想主要见于韩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实学。根据高丽大学教授尹丝淳的观点,实学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以性理学作为实体内容的实学,这种性理之学的实质是程朱理学。这种实学重在修己,忽视经世安人。按照《大学》里的八条目,这种实学侧重于前半段,亦即侧重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忽视后半段,亦即忽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实学,与韩国近代的新法家思想居于并列、并立的地位。其二,是“脱性理学”的实学,这种实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也是利用厚生之学。这种实学主张“四民平等、奴婢制的改革、工具机械的制作、货币的流通、市场经济的扩大以及东西文物的交易”。这种实学刻意偏离程朱的性理之学,聚焦于祛等级化、功利化,偏好物质财富、工具器物,具有明显的近代化倾向。这种意义的实学以丁若镛(1762-1836)为代表,他强调治国安民,主张培养“攘夷狄,裕财用,能文能武,无所不当”的人才,堪称这种实学的集大成者{10}。这种实学,可以理解为韩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新法家学说。
  就像日本的徂徕学是对朱子学的背离一样,以丁若镛为代表的韩国实学,主要也体现为对朱子学的背离。正如我国学者所见,“丁若镛认为要把中世纪的性理学转换成世俗的实学,并使之具有近代性,首先要批判作为其始作俑者的朱子学。因此对丁若镛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解,只能从批判朱子学开始。”{11}在相当程度上,丁若镛的实学,就相当于日本的徂徕学。
  在具体内容上,丁若镛的实学强调富国强兵,他在《技艺论》中写道:“农之技精则其占地少而得谷多,其力轻而谷美实”,“织之技精则其费物少而得丝多,其用力疾而布帛致美”,“兵之技精则凡所以击刺防御转输修筑之功皆有以盖其猛尔获其危者矣”,“百工之技精则所以制造宫室器用以致城郭、舟船、车舆之制而有以坚固便利矣,苟尽其法而力行之则可富也,兵可强也,民可裕而寿也”{12}。丁若镛对国富兵强的追求,与法家思想具有较大的相通性。在《经世遗表》中,丁若镛又说:“兹所论者法也,法而名之曰礼,何也?先王以礼而为国,以礼而道民,至礼之衰,而法之名起焉。法非所以为国,非所以道民也。揆诸天理而合,错借人情而协者,谓之礼。威之以所恐,迫之以所悲,使斯民意竞竞莫之敢者,谓之法。先王以礼而为法,后王以法而为法,斯其不同也。”{13}这种关于“以礼为法”与“以法为法”的区别,旨在表明,他自己的著作是“以法为法”。在《钦钦新书》的“序”文中,丁若镛指出:“昔子产铸刑书,而君子讥之,李悝作法经,而后人易之。”尽管如此,丁若镛仍然要编写作为裁判指南的《钦钦新书》,虽然,这部书“体现了他的双重性——即作为儒学者所谓亲的家族主义和作为实学者拟确立公权力的国家主义思想。”{14}(P.284)这就是说,丁若镛既认同儒家的某些价值观,同时也吸引了法家的立场与思想。我们虽然不宜把丁若镛直接定性为法家人物,但是,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直接包含了法家的思想——特别是“以法为法”、“富国强兵”的思想。因此,在韩国近代,作为学术思想的法家,主要寄生在以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思想体系中。
  在近代以来的韩国,较之于学术思想形态的法家,作为政治实践的法家更为引人注目。大致说来,政治实践中的法家主要以朴殷植、朴正熙为代表。
  先看朴殷植(1859-1925)。据学者考证,青年时代的朴殷植无意于传统的科举考试,他偏好的是经世之学,他说:“除了科举,难道没有经世之学?”在求学阶段,朴殷植研读丁若镛的实学著作,师事于丁若镛的弟子申耆永和丁观燮。1904年2月,以争夺中国东北和韩国为目的的日俄战争爆发,同月,日本逼迫李朝政府签订《日韩议定书》,旨在将韩国变成日本的军事基地,日本独霸韩国的野心日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朴殷植在他主编的《皇城新闻》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宣传独立精神与爱国思想。后来,朴殷植又相继主编《大韩每日申报》、《西友》、《西北学会月报》、《韩族公报》,继续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爱国、自主、自强精神{15}。
  在思想上,朴殷植发挥了《周易》中的“变易”思想,认为天道运行,皆无长此不变之理,物极必反,随着事物运动的推移,其本质将逐渐发生变化。由旧变新,又由新变旧,而新由旧而生,并非无中生有,这就是事物运动的规律。他说:“盖凡物之理,久则老,老则生弊,故天下之良法美观,行之既久,其本质渐渝。旧必而为新,非永持其不变之相者,新亦由旧而生,非突现于本无之中者。”他认为,发展变化并不是旧事物的复归,而是“革故鼎新”,否则“道不能存,而民不可救矣”。他基于上述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强调改革当时陈旧而腐败的封建制度的必要性,强调由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的必然性{16}。从朴殷植的整个言论与行动来看,他与我国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救国主张及其实践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说梁启超是中国复兴法家的重要代表(详后),那么,在同时代的韩国,朴殷植则是与梁启超相对应的人物。在朴殷植的言行中,体现了韩国近代的法家思想与法家实践。
  在朴殷植之后,朴正熙(1917-1979)是韩国近代以来法家精神的主要实践者。在韩国史上,从1961年至1979年是朴正熙主政的时代,或可称之为朴正熙时代。韩国延世大学教授金世中认为,这个时代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政治上权威主义日益加深”与“经济上成功地实现了高度的产业化”,“换句话说,韩国通过18年的朴正熙时代,在政治方面经历了权力的集中,安全机构和官僚机构的地位和功能的强化,议会和政党等代议机构的地位和功能的弱化,大众参与政府的实质和制度的弱化,以及市民权利的萎缩等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在经济方面,韩国却经历了人均所得的惊人增加,国民福利的全面提高,经济结构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贸易量的急速增加等经济现象。”应该如何解释朴正熙时代的政治权威主义与经济飞速发展并存的现象?金世中在比较了新古典主义、依附论与制度主义三种理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朴正熙时代政治权威主义和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可从制度主义得到恰当的解释。”{17}金世中的这种解释,主要体现为一种经济解释。
  朴正熙的传记作者丁满燮对朴正熙时代做出了政治性的解释:“朴正熙执政时期的韩国,当时并没有一个完善的民主和政治体系,而且社会非常腐败和不稳定。他一方面利用军管和独裁的政治手腕,使韩国有一个适合于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一方面大力整治腐败,从自己做起,做到非常节俭和清廉,对官吏的要求非常苛刻,确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腐败得到比较有效的节制,让老百姓对政府产生最起码的信任。”{18}(P.203)这就是说,朴正熙的政治权威主义,是现实政治的产物。
  我国学者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促成了朴正熙时代的政治权威主义。第一,二战以后,韩国的政治体制直接照抄美国,当时的韩国政治家相信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理论,主张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与美国化。这种脱离现实基础和超越历史文化的政治实践,直接导致了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朴正熙认为,建国以来韩国政治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上迷失了方向,未来的政治发展应当考虑到现实的国情、历史的传统和西方的一般经验,在对民主观念缺乏正确理解和没有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准备必要的条件的情况下,一切民主的实践都会失败。第二,“经济的落后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又为韩国的权威主义政治赢得了现实的基础。”第三,“战后世界形成的‘冷战’这一特殊的国际环境,朝鲜半岛南部资本主义与北方共产主义的抗争,对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这是对朴正熙时代政治权威主义盛行的文化解释与政治解释。
  丁满燮还在法治主义的标题下,描述了朴正熙的法治实践:“朴正熙政府时期,通过立法制定了涉及工业化、自主国防、国民福利及人权等”多个方面的政策,譬如说,为了解决当时困扰农村的高利贷问题,1961年通过出台《农渔村高利贷整治法案》,将农民从高利贷问题中解放出来。后来,朴正熙政府还相继通过了《生活保护法》《儿童福利法》《请愿法》《助学贷款法》《军烈属保护法》《职业安定法》《前科犯保护法》以及对孤儿院等监护设施管理人员进行规定的系列法案。这些法案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军烈属及出狱人员提供了生活保障。为了保护企业不受高利贷的困扰,1971年8月3日,韩国政府通过了紧急法案对此加以整顿。法案的推行,使得企业利润不再流向高利贷放贷者。“朴正熙政府时期通过的这些法案,对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汉江奇迹’,发展自主国防、国民福利及教育产业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8}(P.214-215)这就是说,正是朴正熙的法治主义,推动了韩国经济发展的“汉江奇迹”。当然,朴正熙法治主义的政治背景是非民主的。“三选改宪与维新体制从根本上看是非民主性质的。这也是朴正熙被看作是军事独裁者的原因所在。这基本上是一种共识。”{18}(P.216)
  朴正熙在自己写成的《我们国家的道路》中,对自己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关切进行了解释,他追问:“难道就没有办法使国家复兴吗?难道就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民族的衰败面貌,同时建设一个健全的、民主的福利国家吗?难道就没有办法来完成一场‘人的革命’以便使我们的人民不再说谎,抛弃趋炎附势、游手好闲的恶习,重新成为勤劳的劳动者,实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没有穷人的繁荣和丰裕的国家吗?”{20}正是为了建设一个繁荣而丰裕的国家,朴正熙选择了权威主义、法治主义以追求国家的富强。当然,朴正熙推行的法治主义受到了学界的批判,譬如韩国济州大学教授金富灿认为:“执政者们开口必称韩国是法治国家,一有机会就夸耀法治主义。然而只要翻开我们的宪政史,就可看到权力政治和人治主义独占鳌头,法治主义已经丧失了其规范存在的意义,非常可怜地被冷落在教科书中的某一角落。在韩国,法治主义仅仅是宪法中存在的抽象原理罢了,现实中对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行为还未起实效作用,依旧未摆脱残缺不全的状态。我们的公民长期未能摆脱过权力。”{21}(P.415)
  这样的批判表明,朴正熙的法治主义并不是以个人自由、个体权利为价值目标的法治主义,而是与政治权威主义与国家富强目标相伴随的法治主义。这样的法治主义正是法家的法治主义。学者对朴正熙法治主义、权威主义的批判,恰恰写照了法家政治在朴正熙时代的兴起。朴正熙,正是韩国政治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新法家。
  四、新加坡的新法家
  上文的研究表明,在近代以前,在日本与韩国的历史上,都有一个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因此,日本与韩国的新法家,都是通过疏离、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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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陈来:《东亚儒学九论·前言》,三联书店2008年版。
  {2}陈荣捷:《朱熹》,三联书店2012年版。
  {3}[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
  {4}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
  {5}王明兵、王悦:“从‘中国原点’到‘东亚史学’——韩东育教授学术足迹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
  {6}姚传德:“大久保利通、朴正熙、李光耀政治现代化思想比较”,载《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S1期。
  {7}姚传德:“‘用俾斯麦的强权,创英国式的富强’——评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思想”,载《学术界》1994年第6期。
  {8}[日]佐佐克明:“大久保利通”,杨孝臣译,载《外国问题研究》1982年第4期。
  {9}[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10}[韩]尹丝淳:“实学意蕴及其嬗变”,载《当代韩国》1997年第1期。
  {11}韩英:“试论丁若镛对朱子学的批判”,载《当代韩国》2003年第3期。
  {12}朱七星:“朝鲜封建社会末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载《延边大学学报》1979年第S1期。
  {13}[韩]朴秉濠:“韩国法与伦理道德”,载《法学家》1993年第3期。
  {14}[韩]李元泽:“19世纪朝鲜丁若镛的复仇论——以《钦钦新书》《经史要义》为中心”,载林乾主编:《法律史学研究》第1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5}杨昭全:“朴殷植与韩国独立运动”,载《韩国研究论坛》2009年第2期。
  {16}李敦球:“韩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朴殷植”,载《当代韩国》1997年第1期。
  {17}[韩]金世中:“朴正熙权威主义体制和经济发展”,朴炳奭译,载《当代韩国》1995年第1期。
  {18}[韩]丁满燮:《朴正熙:经济神话缔造者的争议人生》,王艳丽、金勇译,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
  {19}郝宏桂:“朴正熙集权统治与韩国的政治现代化”,载《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2期。
  {20}姚梅琪:“朴正熙的‘建国大纲’”,载《发现》1989年第Z1期。
  {21}[韩]金富灿:“韩国法治主义的意义及界限”,载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编:《法制现代化研究》第5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2}陈新民:“李光耀的法治观——以中国法家思想来验证”,载《国家政策论坛》第4期。
  {23}王晓薇:“‘法家’李光耀”,载《华夏时报》2015年3月26日第1版。
  {24}[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
  {25}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27}[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版。
  {28}[新加坡]韩福光、华仁(Warren Fernandez)、陈澄子:《李光耀治国之钥》,张定绮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
  {29}[韩]孙承希:“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载《复旦学报》2003年第3期。
  {30}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对儒家传统的冲击》,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版。
  {31}程燎原:“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32}喻中:“著书定律:章太炎对法家的重述”,载《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33}[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
  {34}[清]魏源:《魏源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
  {35}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36}朱维铮点校:《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3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38}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
  {39}宋洪兵编:《国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复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0}喻中:《法家三期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41}喻中:“毛泽东的法家观”,载《理论探索》2017年第1期。
  {42}[美]狄伯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何兆武、何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3}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版。
  {44}姚传德:“大久保利通、朴正熙、李光耀经济现代化思想比较研究”,载《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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