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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部法学评论》
协议管辖在美国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可执行性
【副标题】 兼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作者】 刘畅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协议管辖;法院选择条款;可执行性【文章编码】 1674-3687(2013)04-0123-10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3年
【期号】 4【页码】 123
【摘要】

协议管辖,作为国际民事诉讼中不可或缺的制度之一,一方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一方面又符合当事人对确定性与可预期性的追求。美国对待协议管辖可执行性的态度,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否定—肯定,‘初步表面效力”—全面扩大适用兼收缩限制例外的转变历程,丰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促成了协议管辖制度在美国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确立与发展。本文按时间顺序,以美国不同时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依托,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协议管辖在美国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可执行性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2012年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案件协议管辖的规定,对我国涉外案件协议管辖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8216    
  所谓协议管辖,是指当事人得以协议方式确定管辖之法院。具体到国际民事诉讼,是指国际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以协议约定,由某国或某法域之法院受理他们之间因特定法律关系而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争端。作为国际私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协议管辖广泛存在于各类涉外案件,各国法律对此也均有明文规定,我国亦不例外。
  协议管辖作为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既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应用于管辖领域之尊重,也是保护其诉讼利益应有之意;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诉讼的确定性,又能提高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可预期性;既能有效解决国际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冲突,又能尽量避免在双方当事人都不熟悉或不方便的法院进行诉讼。总之,协议管辖制度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重要性与日剧增。正是由于其与判决的有效性、判决的可承认与执行性密不可分,美国学者荣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时候,“案件的结果往往主要取决于选择法院,法律选择变得无足轻重”。{1}
  现阶段,我国关于涉外案件中协议管辖的规定屈指可数,主要集中于《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然而,即便是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最新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涉外案件协议管辖的规定依旧存在诸多缺陷,如狭窄且定性模糊的适用范围和“实际联系”的限制规定。协议可执行性相关制度的空白不仅暴露出我国对于该制度理论与立法建构的缺失,而且也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举步维艰。在势不可挡的国际民事诉讼发展潮流—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面前,中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相较之下,美国的协议管辖制度可谓是由来已久却又历久弥新,期间历经传统意义的否定、里程碑式的突破、现代潮流的发展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积累了丰富的司法实践的同时,不断完善着协议管辖的制度内涵。故此,探讨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不但最具代表性也最具现实性,而且对于我国进一步完善相关涉外协议管辖制度亦大有裨益。
  一、美国法院早期对协议管辖/法院选择条款之否定态度
  协议管辖在美国法上表述为“法院选择条款”[1],根据当事人的合意是否具有排他性,又可分为“专属法院选择条款”和“非专属法院选择条款”[2]。前者指诉讼只能在双方合意之法院进行,后者则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在合意法院或其他法定法院提起诉讼。在非专属法院选择条款中,当事人并无排除其他法院的法定管辖权的合意,故当事人一方选择在该法院起诉亦可获得许可;相反,在专属法院选择条款中,由于此条款包含两方面含义:第一,它授予某一特定法院以管辖权;第二,它排除其他任何法院之管辖权,由此,关于法院选择条款的“可执行性”(enforceability)或“有效性”(validity)的问题便随即产生,即当一方当事人在被排除的法院提起诉讼时,法院是否应依据此种法院选择条款拒绝行使管辖权?
  (一)对法院选择条款的传统敌视
  自法院选择条款在美国出现之初,美国法及其司法判例即对此种条款“嗤之以鼻”。最早认定法院选择条款无效的判决可以追溯到1856年的Nute v. Hamilton Mutual Insurance Co.[3]案。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在哪一法院或哪一国进行诉讼是由普通法基于便利的考量预先设定的,当事人选择法院之自由既有损法律的完整性,又给法院审理造成不便”,因而这种选择不具有可执行性。
  在当时,不管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都将专属法院选择条款视为一种对美国司法权的威胁,以及一种规避法律的方法。在他们看来,法院选择条款对于“排除其他任何法院”的约定意在“剥夺”法院的法定管辖权,而法定管辖权是由法律制定的,并非私人协议所能约定,此种“剥夺”因违反公共政策(ublic policy)故而应属无效。尽管公共政策理论一直受到广泛批评,如英国伯勒(Burrough)法官就曾在Richardson v. Mell-ish[4]案中将其比作“一匹桀鹜不驯的马,一旦你骑上去,你根本无法知道它会把你带向何处”;但是,毋庸置疑,它是美国不予执行法院选择条款最古老且最经典的抗辩。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在最常被援引的Home In-surance Co. v. Morse[5]案中的判决意见:“当事人预先订立的旨在排除法院管辖权的协议,应属非法与无效的法律行为。”以及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在Carbon Black Export, Inc. v. The S. S. Monrosa[6]案中对该理由的细化明确,即“在争议发生之前预先订立的旨在排除法院管辖权的协议,因违反公共政策将不会被执行。”
  作为当时美国法院普遍遵循的规则,“剥夺说”(the“ouster doctrine”)也为美国众多学者所推崇。科宾(Corbin)教授就曾据此在《科宾论合同》中对法院选择条款提出质疑:“两个人的私下协议怎能限制或改变联邦和州法院的管辖权。”除此之外,美国于1893年通过的《哈特法》[7](Harter Act)也为“剥夺说”提供了立法支持。根据该法的规定,所有经可航行水路运输的国际货物都由本法来支配,无论当事人意愿为何。尽管该法并未明确涉及法院选择条款,但是法院通过在审判实践中严格适用该法从而使当事人的违背本法规定的法院选择条款因触犯公共政策而归于无效。
  (二)承认法院选择条款的萌芽
  尽管美国法院一直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法院选择条款,但无论是“造成法院审理不便”还是“剥夺说”都没有就“公共政策”本身的含义予以说明,仿佛其是不解自明的。而这种含混的判决依据虽一直被法院当做“挡箭牌”持续援用到20世纪中期,但由于它始终缺乏真实基础的支撑,因而必然要遭到诸多怀疑与挑战。
  此时,伴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美国许多下级法院开始质疑公共政策依据的正当性,其敌对态度日渐发生改变。这种改变见诸于韩德法官(Judge Hand)在1949年Krenger v. Pennsylvania R. Co. [8]案的赞同意见书中的论述:“事实上,至少在今天,我不相信针对此种合同还存在绝对禁忌;用《合同法重述》(Restatement of Contracts,§558)的话来说,法院选择条款只有在不合理时才是无效的……这种理论(法院选择条款不具执行性)现在残存的显然不过只是一种普遍敌意,法院尽管能够克服,却仍使其持续至今”。这种改变同时促成了1955年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Wm. H. Muller& Co. v. Swedish American LineLtd.[9]案中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决。对于该案当事人以排他性法院选择条款约定争议由瑞典法院管辖,法院主张“对于选择外国法院管辖之条款的绝对禁忌已经不复存在;相反,它(法院选择条款)只有在不合理时才不具可执行性”。
  然而,公共政策“禁忌”自美国建国伊始便已根深蒂固地渗透于美国各级法院,并非一朝一夕便可改变。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1958年的Carbon Black案中选择固守公共政策而否认法院选择条款便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由于联邦法院拒绝对第二和第五巡回法院对于同属海事案件中的法院选择条款的相异判决发表意见,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不得不放弃其业已建立的“合理性标准”判定而重回传统规则。然而,尽管此时法院选择条款在美国法上的效力尚不明确,但是毫无疑问,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法院选择条款)真正的问题并非法院是否被剥夺了管辖权,而是法院在特定案件中是否应当对自身的管辖权加以抑制,从而赋予当事人在法院选择协议中所表明的意愿及效力。”{2}
  于此同时,承认法院选择条款效力的趋势也体现在当时的相关立法活动中,进一步侵蚀也“剥夺说”的根基。
  (1)1968年《选择法院示范法》[10]。第二节—协议在本州诉讼和第三节—协议在另一地点诉讼分别规定了:本不享有管辖权的某州法院能够因当事人的协议选择而获得管辖权,只要符合特定条件;以及本享有管辖权的本州法院只要当事人协议选择诉讼在另一州进行,就应当撤销或终止诉讼,除非存在例外情况。{3}
  《选择法院示范法》虽非法律文件,但其在协议管辖这一尚待探索的领域的首次尝试无疑是成功的,而且对美国一些州的立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关于“合理”、“方便”的措辞也反映出美国在对待法院选择条款效力问题上开始倾向于将自由裁量权交予法官把握的早期萌芽。
  (2)1971年《冲突法重述》(第二次)。作为对以往法律和司法判例的整理汇编,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也关注到协议管辖领域的新动向。其第80条[11]采纳了Muller案的判决依据,首次承认了一定条件下法院选择条款的可执行性。1986年对《冲突法重述》(第二次)的修订,又进一步将“不能排除一州的司法管辖权”删除。由此,法院选择条款的可执行性在美国立法得到全面确认。
  二、美国现代肯定协议管辖/法院选择条款的“里程碑”—1972年The Bre-men案[12]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从上文不难看出,美国20世纪中期以后的法院判决对于法院选择条款之传统“剥夺论”的“离经叛道”造成了此后20年美国下级法院判决结果之间的多番冲突,这一混乱的局面直到197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Bremen案做出最终判决才得以告一段落。该判决使此前悬而不决的法院选择条款的效力争议得以尘埃落定,使其不确定状态得以明确彰显。Bremen案的判决结果不仅在联邦法律意义上具有拘束力,而且对于各州法律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堪称美国协议管辖制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判例。
  (一)案情介绍
  本案系海事争议。双方当事人分别为美国公司Zapata Off-Shore(简称Zapata)和德国拖船公司Un-terweser Reederi(简称Unterweser)。双方定有拖船合同,约定由Unterweser的Bremen号拖带Zapata的Chaparral钻井平台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至意大利。合同中规定有法院选择条款:“任何因本合同产生的纠纷应交由英国伦敦法院审理。”此外,合同中还包含两项有利于Unterweser的免责条款。
  1968年1月5日,Unterweser的拖船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启程,四天后,拖船航行至墨西哥湾的公海时遭遇强烈风暴,Chaparral钻井平台受到严重损害。紧急时刻,Zapata指示Unterweser将Chaparral钻井平台拖至最近的避难所—位于佛罗里达的坦帕(Tampa)。1968年1月12日,Zapata不顾合同中的法院选择条款,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Unterweser公司就其过失行为承担3,500,000美元的违约赔偿。Unterweser公司则以受案法院不具有管辖权及不方便法院为由,要求驳回或暂停原告之诉,并要求依法院选择条款将案件交由英国法院管辖。1968年2月,在联邦地区法院作出判决前, Unterweser在伦敦法院对Zapata提起违约之诉。Zapata出庭抗辩其管辖权,但伦敦法院依法院选择条款驳回其抗辩。
  与此同时,Unterweser在美国的诉讼面临困境:其六个月的限制责任主张期间即将届满,而联邦地区法院仍未就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定。权衡之下,1968年7月2日,Unterweser向联邦地区法院提出限制责任主张,随后,该法院发出不得在其他法院诉讼之禁令。六个月期间届满后不久的1968年7月29日,联邦地区法院依传统观念认定法院选择条款违背公共政策,故而判定其不具可执行性;且依不方便法院亦不足以驳回或暂停原告之诉讼,故而驳回被告之诉讼请求,并依Zapata之动议,禁止Unterweser在伦敦法院为进一步诉讼行为。
  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依据Carbon Black案的判决依据,以八票对六票维持了地区法院判决。
  联邦最高法院后发出调卷令,复核管辖权问题。
  (二)联邦最高法院判决
  联邦最高法院以八票对一票推翻原判决,认定:作为该合同重要组成之法院选择条款,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除非被申请人(Zapata)能够举证证明该条款的执行不合理或不公平。
  对此,笔者总结,联邦最高法院承认法院选择条款效力的理由主要有:
  1.有利于美国商业扩张。在过去二十年,美国见证了其国内企业向海外发展业务的强劲势头,见证了距离不再成为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的阻碍。如果法院无视合同中当事人合意之法院选择条款,固守一切争议需依美国本国法在美国法院解决的狭隘观念,美国商业的发展无疑将受到严重限制。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的时代,Carbon Black案的观点已无多少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应是更加有利于美国经济全球发展的法院选择条款,因为此一时代,将世界市场发生之贸易行为限于本国法和本国法院已经不切实际。
  2.所选法院为中立且具专门知识之法院。本案争议为海事纠纷,所选法院为伦敦法院。作为国际贸易的双方当事人,既然无法实现固守在各自本国法院解决纠纷,则期望在一中立且经验丰富之法院解决争议。在海事争议领域,伦敦法院素来具有良好声誉,于双方皆有益处。
  3.法院选择条款不存在不合理或使之无效之其他情事。导致法院选择条款无效之情事包括内容之不合理和条款本身的瑕疵。Zapata欲以在伦敦诉讼造成其不便,构成不合理情事为由主张法院选择条款无效。对此,法院难以支持,因为在本案中,钻井平台遭遇风暴拖至美国避难纯属偶然事件,Zapata主张之不便在其订约时已经可以预见,其并未要求修改该条款足以证明其已经过慎重考虑,故其主张不能构成不合理抗辩。
  除此之外,对于构成法院选择条款本身之瑕疵,如欺诈、不正当影响或强势议价力情形皆需Zapata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在本案中,Zapata显然无法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明。
  4. Bisso案确定之公共政策不适用于本案。上诉法院认为依Bisso v. Inland Waterways Corp.13案执行法院选择条款有悖公共政策。最高法院不予认同并指出,Bisso案之判决系以美国领海内之拖船案件为判决基础,不适用于本案之国际水域。如果某一争议系“实质美国争议”(essentially American controversy),当事人自然不能通过协议外国法院管辖及外国法为准据法来规避美国法律的适用,然而在国际贸易领域肯定协议管辖之效力并不损及美国国内的公共政策。
  (三)The Bremen案的影响
  “一种法律在初成立时,都有其环境上的需要,并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是这种环境。”{4}美国法院在选择法院条款上的态度转变亦是其时代环境变迁的现实需要。自本案后,在联邦法律体系以及海事领域,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法院选择条款之“初步有效”(prima facie valid)规则得以适用。尽管该判决对各州不具直接拘束力,但是由于本案判决说理清晰、符合贸易全球化潮流,亦得到许多州的遵循。除此之外,该规则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海事领域,并且逐渐扩展至民商事活动之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美国的贸易实践。
  三、协议管辖/法院选择条款可执行性之例外情事
  尽管法院选择条款以其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等优点赢得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和学者的赞赏[13];然而该条款并非放之四海皆可行,其亦存在适用限制。这些限制构成了执行该条款之例外情事。需要指出的是,鉴于Bremen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初步表面有效”原则,证明法院选择条款不具执行力之例外情事由申请不执行人承担。
  (一)非为专属法院选择条款
  如前所述,法院选择条款可执行性首要前提就是该条款必须为排他性的法院选择条款。实践中,美国法院多以协议之用语及当事人外部举证来判断条款是否具有排他性属性,“如果协议指定具体的管辖地(ven-ue),则认为其是排他性的;如果协议只指定管辖权(jurisdiction)而不指定具体的管辖地,则是非排他性的。”{5}例如在Thomas S. Keaty, v. Freeport Indonesia, Inc.[14]一案中,当事人双方对于法院选择条款[15]的理解截然相反:原告认为其并未放弃在其他法院诉讼的权利,只是指明“如果在纽约州诉,纽约州法院具有管辖权”;被告则认为该条款是排他性的,案件只能由纽约州的联邦法院管辖。最终法院根据协议只指定了管辖权未指明具体的管辖地而支持了原告的主张,该案的法院选择条款因不符合排他性要求而不具有执行力。[16]
  (二)合理性标准(reasonableness test)—法院选择条款不合理或不公平
  合理性标准最早见于1949年Krenger案Hand法官的意见,后Muller案和相关立法都有所涉及。具体而言,合理性标准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
  1.在协议管辖的法院审理给当事人造成实质不便(substantial inconvenience)。在国际贸易交往中,商人为获取高额利润必然要承担相应风险,相互妥协,选择在非本国法院进行诉讼便是其中之一。这种妥协虽然客观上会给当事人诉讼造成不便,但是这种不便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之时即能预见到的,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构成实质不便。所谓实质不便,必须是选择法院条款本身给当事人诉讼带来极为严重的、不可预见的不便利。然而,如何具体把握这种程度上的界限,美国法又一次将自由裁量权交到法官手中。在Cop-per—weld Steel Company v.Demag—Mannesmann—Boehler1 7案中,法院对照Bremen案以三点理由认定法院选择条款构成实质不便,因而不具可执行性:(1)本案所涉合同之履行地在美国境内,证人及合同潜在客户亦位于美国;(2)本案所选法院非为中立法院;(3)本案所涉合同系德国公司向美国境内扩展业务,如允许其固守本国法院管辖无疑对美方当事人极为不公。
  2.当事人缺乏实质救济(lack of an effective remedy)。造成当事人缺乏实质救济的情形包括:(1)协议管辖之法院无权审理此类案件;(2)选定法院无法向被告送达传票;(3)选定法院不具诉讼标的管辖权。{6}具体到特定案件,该例外情形常常与其他事项相结合,共同构成不合理理由。
  (三)有效性标准(validity test)—法院选择条款存在合意瑕疵
  所谓有效性标准是指有关诉讼地点的合意是因欺诈、不正当影响、一方强势议价能力、错误陈述、胁迫、显失公平或其他不正当方式取得,因为此项条款本身存在效力瑕疵,故而不具执行力。
  欺诈、错误、胁迫等情形系基于合同法之一般理论,而不正当影响和强势议价能力则多存在于定式合同,典型表现为:固定的格式内容,条款本身晦涩不清,弱势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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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Friedrech K. Juenger. Choice of Law and Multistate Justice(special edition)[M].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5.52.

{2}张茂.美国国际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83.

{3}Willis I.M. Reese. The Model Choice of Forum Act[J]. 17 Am. J. Comp. L. 1969. 294-295.

{4}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51.

{5}叶斌.国际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海牙“被选法院地法”规则的优与劣[J].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10(13):96.

{6}Lars O. Lagerman. Choice of Forum Clause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What Is Unjust and Unreasonable?[J]. Interna-tional Lawyer. Vol. 12. No. 4. 787.

{7}高凤仙.美国国际私法之发展趋势[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0. 163.

{8}William M. Richman. Carnival Cruise Lines: Forum Selection Clauses in Adhesion Contracts[J], 40 Am. J. Comp. L1992. 983.

{9}l.inda S. Mullenix. Another Easy Case, Some More Bad Law: Carnival Cruise Lines and Contractual Personal Jurisdiction[J].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Spring 1992. 325-326.

{10}A. J.科宾.科宾论合同[M].王卫国,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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