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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严格责任”抑或“推定责任”
【副标题】 性侵未满12周岁幼女的责任类型辨识【作者】 陈伟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严格责任;推定责任;幼女;明知【期刊年份】 2014年
【期号】 2【页码】 111
【摘要】

司法解释对性侵未满12周岁幼女所作的“明知”认定,仍然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体现。应当体系性地理解司法解释的上下文内容,而不能单独抽取某个表述孤立看待性。侵未满12周岁幼女主观明知的司法解释是坚守实体法中的罪过原则与程序法中的合理推定相结合的产物。该解释属于推定责任而非严格责任,这一合理定位既能使其与责任主义相融合而不致产生排异现象,同时又能在秩序维护与权利保障之间实现关系均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5218    

针对近年来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广受社会关注的形势,为了依法惩治此类犯罪行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3年10月23日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第19条规定,“对于不满十二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对这一司法解释性文件的陈述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地指导司法实践操作,是《意见》施行之后应予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意见》第19条:问题的提出与严格责任考察

就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行为而言,司法机关已经做出过多个解释性文件。基于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性原则,以及解释性文件中关于性侵害幼女显著不同于成年人的差异性内容,可以明显看到对性侵幼女所采取的更为严格的法律立场。尤其是《意见》的第19条,其对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的性侵害行为,直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加之性侵害幼女时,由于幼女对性自主权这一重大法益欠缺处分权,因此被害人的自愿与否并不实质性地影响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如此一来,结合《意见》第19条的文字表述来看,对性侵未满12周岁幼女的犯罪行为人,就既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也不需要被害人自愿与否的条件限制。照此理解的结果是,只要行为人客观上与未满12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就要被认定为犯罪,较之以往的处理,体现出了对犯罪行为人更为严格的刑罚处罚,似乎可谓之“严格责任”。

因此,自《意见》颁布施行以来,较多人把该第19条作为“严格责任”进入我国刑事法律的一个信号,认为在罪过原则之外,在性侵未满12周岁幼女的情形中还存在严格责任。为了对此问题有一更为清晰的认识,笔者先对严格责任作一理论上的考察。

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来看,基本上都反对刑法上的结果责任和客观责任,认为主观罪过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在此前提下,所谓的严格责任并不受推崇。{1}撇开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不谈,刑事责任来源于犯罪事实是任何人不能否定的客观存在,这也是刑事责任之所以存在的客观基础。正如学者所言,“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是指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质及其程度的主客观事实总和。”{2}由于结果责任与客观责任只强调行为的外在表现,而对行为人的主观要素完全忽视,存在为了严惩犯罪而不择手段的弊端,违背了刑罚具有报应性惩罚与功利性预防的双重目的性要求,有强化秩序而不顾权利保障的片面性倾向。由于刑事责任的存在是不法行为与责任的综合体,在不法是客观而责任是主观的观念影响下,强调主客观相统一是大陆法系的一贯传统,在此之下严格责任难以存在。

由于严格责任的概念主要来自英美法系,所以,究竟其在英美国家是如何被界定的,也是应当厘清的前提性问题。现代意义上的严格责任,往往可以分为实体法层面的严格责任和程序法层面的严格责任。实体法层面的严格责任,是指无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否具有故意、放任或者过失都在所不论,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3}程序法层面的严格责任是指,在刑事证明方面不需要控方举证来证明行为人是否存在罪过,是否具有犯罪意图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4}实体与程序层面严格责任的划分,为严格责任在一贯注重程序正义的英美法系找到了生存可能。“绝对的严格责任实际上也就是实体上的严格责任,程序上推定的严格责任也可以说是相对的严格责任。”{5}可以说,相对严格责任是通过程序救济来维系司法公正的一种路径。“由于相对严格责任在降低绝对严格责任的‘不公正’程度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它在司法实践中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青睐。”{6}

为了弥补严格责任可能存在的不公正情形,适用严格责任的国家也在不断寻求相关的救济途径。“如果被告人能够证明自己不存在与犯罪行为相关的犯意,仍然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只是惩罚有过错的行为和允许被告人辩护(抗辩事由的存在)成为体现严格责任公正性的一部分。”{7}由于严格责任过于强调功利主义,即使英美法系国家往往也不得不从程序层面通过被告人自己的“善意辩护”来消解绝对严格责任的弊端。不难看出,从绝对严格责任向相对严格责任的渐进转移,折射出严格责任在现代刑事法治下的妥协态度。

严格责任自从在英美法系提出和运用以来,始终面临着来自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责难与讨伐。英国法的严格责任大多来自于制定法,在欠缺主观要件的明确规定时,往往就有严格责任适用的可能。但是,雷德(Read)勋爵认为,“已经确凿地证明:某法规某一条款明确要求犯意,比如它包含了‘明知’一词,并不说明另一个未使用要求犯意词语的条款就创造了绝对禁止之罪。”{8}而且,由于某一条款存在多种解释且产生冲突时,需要按照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进行裁判,所以英国严格责任的适用仍然受到多重限制。在美国,在史密斯诉加利福尼亚州案(Smith vs. California)中,州法院以被告人史密斯出售的书刊中有色情图书为由,对其按照严格责任判罚。但是,经上诉之后一审判决被推翻。“最高法院认为,虽然应该承认‘州当局有权创制严格刑事责任’,但从该案所涉及的第一修正案来看,其适用严格责任是违宪的。”{9}对此,美国学者胡萨克也指出:“尽管少数学者把严格责任当做文明的、科学的法律制度来赞扬,但几乎所有的权威学者都对此持保留意见。”{10}对此,德国的托马斯?李希特更是直接认为:“严格责任是不符合中国刑法的,也不符合德国刑法。此外我的印象是,即使在英美法系,这个制度也远不像其他法系的人们想象的那样重要。”{11}而且,就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英美国家的法院已不太愿意把某一种犯罪解释为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12}

因此,严格责任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在英美法国家拥有良好的生存土壤和顽强的生命力。姑且不论严格责任这一域外制度能否经过移植适应我国的水土,对其争议不断且谨慎适用的现实从侧面已经告诉我们,严格责任在英美法系同样也是根基不稳或者说是受到较大限制的。

一言以蔽之,只要坚持责任主义,严格责任就难以在刑法体系中生存。因为责任主义是以道义可谴责性为基础的,只有基于行为人主体视角进行相应的道义评判,在具备主观规范性要素的前提下匹配相应的客观行为才能刑事追责。而且,从责任主义与刑罚目的的关系层面来看,其与刑罚报应论的关系最为紧密。正如学者所说,“正是报应与预防的本质差异决定了责任主义的命运。责任主义属于报应论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是报应逻辑主导下的必然产物。在功利主义导向的预防论中,则不可能有责任主义的立足之地,刑罚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功能无法解释责任主义的基础。”{13}也正是基于此,在以报应论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责任主义作为刑事归责的根据得以确立,致使严格责任难以拥有生存空间。与之稍有不同的是,尽管英美法系有倾向功利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传统,但是,它同样不可能否定报应论而彻底拋弃责任主义。

自从严格责任的概念被引入到中国的刑法理论中,就一直受到刑法学人的质疑。由于我国传统刑法反对主观归罪与客观归罪,在实体法层面的严格责任与“无罪过则无犯罪”的原则相冲突,因此严格责任也就从来没有确立过。然而,尽管罪过原则具有不可动摇性,能不能在该原则之外容留一定的例外空间呢?具体说来,比如,性侵害的对象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以至未满12周岁幼女的情形下,对这些具有特殊性的对象,是否存在严格责任的适用空间呢?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原则还是例外:对性侵幼女是否需要严格责任的思考

实际上,主张对性侵害幼女进行更为严格保护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针对性侵幼女的行为,朱苏力教授较早就撰文指出,作为法定强奸的特定情形,应当确立严格责任,以此作为对未成年幼女自身权益的更好保护。{14}另有论者认为:“在奸淫幼女问题(法定强奸罪)的处理上,虽然严格责任的适用出现波折,但严格责任的理念一直并仍有存在的必要。”{15}“以零容忍的姿态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是民意的诉求,同样也是法治的要求。”{16}不难看出,在性侵害幼女问题上,仍然有不少论者认为要采取严格责任的立场。但是,性侵害幼女(包括未满12周岁的幼女)作为刑法中的一类特殊行为,仍然需要在刑事法律基本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判定,而不能将其作为例外。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不能因为刑事政策的需要而无视刑事法律及其基本理念

实际上,在性侵害幼女问题上主张严格责任,其关键原因仍然在于该犯罪对象的特殊性,即由于其身心发育不健全,需要从刑事政策层面予以格外保护。另外,由于媒体报道了当前多起性侵害幼女的案件,从信息层面加大了公众对此的关注度,因而有从社会政策上加大对此行为处罚的较多呼声。比如,《意见》施行后媒体基本上都认为,“司法解释的出台,不但契合了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主动、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对性侵害行为提供了精准的打击武器。”{17}然而,在实体法上对严格责任予以批判与否定,其中首要的原因就在于,不能为了强调刑事政策上的被害人保护而牺牲刑事实体法的基本立场,更不能受社会形势的变动而随意拋弃原本应当遵守的刑事法治规则。北大法宝

刑事政策具有灵活性与变动性,在内涵与外延层面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刑事政策作为刑事法律活动的先导性力量,必须受制于已有的刑事法律理念与刑事法律规范,这是刑事政策在发挥内在功能时无法逾越的屏障。“既然刑事政策是对已然犯罪的处置措施,那它就必须具有权威性,而法律或者说只有法律才具有这一特征。”{18}刑事司法需要接受刑事政策的方向导引,但是与此同时,刑事司法更要直接受刑事法律规范及其基本理念的制约,刑事政策与刑事司法彼此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现实案件的处理不能以刑事政策作为直接依据,更不能超越基本理念之上随意进行例外的规则设置。

在性侵害幼女问题上,确立严格责任就是在既有的原则之上根据刑事政策的需要而改弦更张。对此,有学者指出:“严格责任实质上是传统刑法理论对现实司法需求的一种无奈的妥协,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利益权衡的产物。”{19}基于刑事政策的权力特性,隐藏其下的政治性诉求往往起着驱动作用。但是,“刑罚的有无、轻重应当是由法治的性质和规律所决定的,而不应当是由某种政治需要来任意地左右”。{20}应当承认的是,以现实司法需求作为确立严格责任的理由,确实能够反映刑事政策对性侵害幼女予以严厉处罚的决心与态度,折射出了在保护被害人层面的利益优先性。但是,刑事政策并不是对犯罪行为人的权利置若罔闻,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追究刑事责任,都是刑事政策需要合理考量的重要事项。刑事法律既是被害人的大宪章,同时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而且在较多场合下,犯罪行为人作为公权力对立面的弱者地位决定了其需要接受更多合法权益的保护与关怀。此时,绝对不能以刑事政策作为理由而随意变更刑事司法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无论犯罪对象具有多大的特殊性,都不能在违背刑事法律现有规定与基本理念的前提下采纳严格责任。{21}尤其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之后,在更为强调保护犯罪人应有合法权益的法治背景下,刑事政策并不能天然地作为严格责任的注脚。

(二)强调被害人权利不能作为严格责任的实质根据

未成年人作为一类特殊的主体,当然是值得保护的对象,而且在性侵害犯罪方面更应如此。在1984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规定,“奸淫幼女罪,是指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的行为”,“一般地说,不论行为人采用什么手段,也不问幼女是否同意,只要与幼女发生了性的行为,就构成犯罪”。在该解释性规定中,并不强调行为人的“明知”,而只是单纯将是否在客观上与幼女发生了性关系作为判断强奸罪成立与否的依据。2003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称,“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在这一司法解释中,明确要求在判定奸淫幼女时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这一要件。{22}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26日发布了《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在该决定的第51项明确废止了2003年的《批复》,其废止理由为“与刑法的规定相冲突”。可以确认的是,这里“与刑法的规定相冲突”指的就是《批复》后半段对“确实不知”的情形同样可以入罪的规定。但是,到了2013年10月23日《意见》的施行,针对未满12周岁幼女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又与先前司法解释的规定完全不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明确表示:“《意见》的出台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最大限度的司法关怀与呵护,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架起了一道不容触碰、逾越的高压线。”{23}

如此频繁地针对幼女发布一系列较为严格的司法解释,其目的当然在于保护被害幼女的合法权益。相关司法解释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了该类被害人的特殊情形,并在解释内容上作了相应的呈现。在性侵害犯罪中不可缺位的被害人是直接的利益受损者,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最为核心的也是受害者的法益,因而以此作为利益的平衡点进行法律的理解和适用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被害人权利与犯罪人权利是并行存在的两种类型,而且都是需要刑法予以保护的利益对象,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是否就是确立严格责任的理由?单纯强调被害人权利保护,必然会使得犯罪人权利被挤压而遭受不公待遇。在此情形下,究竟是以被害人权利为重还是要兼顾犯罪人的权利呢?

答案是明确的,即无论是被害者权利还是犯罪人权利,都是刑法不可偏废而需要同时保护的利益。在权利保护层面,无论怎样进行比较权衡,都欠缺牺牲行为人利益而张扬被害人利益的实质理由,更没有逾越现有法律规范而以被害人利益至上为由确立严格责任的正当根据。实际上,无论是对犯罪行为人的保护还是对被害人的保护都不是毫无边界的,从来都只是在二者之间进行协调平衡,而没有采用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或者一方完全压制另一方的做法。刑事追责作为责任承担的一种方式,必须回归到刑事法律的框架体系中来,按照刑事法律的现有规范进行操作,这一底线是不能动摇的。如果只是依照利益权衡来进行司法运作,那么,既没有实质理由说明究竟哪一方的利益是超越于另一方的,也没有任何根据表明为何会因利益保护的重要性而无视现有的规范束缚。{24}而且,反过来说,如果只是因为权利保护的优先性而确立严格责任,那么,除了性侵害幼女的行为以外,其他犯罪之所以被纳入刑事法律之中,也都是因为具有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被侵害而有刑罚处罚的必要性,这样一来,所有的犯罪都有确立严格责任的必要。这与当今的刑事法治原则以及责任主义的立场是格格不入的。

(三)严格责任具有强求预防效果而忽视报应公正的最大弊端

《意见》的内容是在现实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带有较为明显的目的性预期,即以更为严格的追责方式来预防其他犯罪人不重蹈覆辙,让其他社会主体不因侥幸心理作祟而有逃脱处罚的动机。简言之,之所以在性侵害幼女方面存在着较之于成年人更为严格的责任追究,就是希望获得更为良好的社会效果,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对此,波斯纳指出:“对严格责任之犯罪,诸如法定强奸,予以惩罚会有所收益;这种惩罚之威胁会促使潜在违法者更好绕开受到保护的那一类人,因此也就更安全地保护了这类人。”{25}对性侵害未满12周岁幼女适用严格责任,就是要通过此种更为严厉的处罚方式来威慑潜在的犯罪人,使其因为可能较之普通犯罪付出更多的刑罚成本而停止犯罪的脚步。

问题在于,通过威慑来强求刑罚预防效果的做法被称为“消极的一般预防”,它不是通过对刑事法律规范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目标,也不是通过良好的社会政策来让行为人弃恶从善。帕克指出:“越轨的双方自愿同意的性关系问题的最独特的一点可能在于,对此最强有力的制裁是社会耻辱。很少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类刑法发挥了其威慑影响力,且即便没有这类刑事制裁,也不会存在这种威慑影响力。”{26}毫无疑问,单纯通过更多的刑罚配置与惩罚付出来实现刻意追寻的刑罚效果,体现了人为张扬刑罚机能和基于重刑主义实现预防效果的心理依赖症。有学者指出,“从刑罚的目的来看,绝对责任的设立更侧重于对犯罪的惩治而不是预防。因为在主观罪过上即使是无过失都不能成为被告人的辩护理由,因此,他在预防犯罪方面几乎是没有作用的。”{27}而且,即使能够产生某种效益或结果,在刑罚与刑事责任的追究上,也仍然不得不谨慎行事。对此,冯亚东教授早已指出:“刑法不应当以冤枉无辜来保障所谓社会的利益(长远看会损失更大的利益),即使概率极小,但至少在立法上必须杜绝这种可能性。”{28}

过分夸大刑罚严厉惩处的预防效果,所导致的最为直接的不利后果就是报应性公正随之遭受贬损。“严格责任片面地强调社会危害性,却置意志自由的有无于不顾,这样的刑事责任虽然体现了效率观念,但是却在根本上违背了公正与公平观念,既难以使所谓的犯罪人认罪服法,也不能满足社会大众报应的心理需求”。{29}刑罚的惩处是具有道义基础的,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难可能性与其主观认识和辨认能力密不可分。“如果他确实已经尽了他的能力,运用了他的注意,那么对他定罪会违反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而且这种定罪的不公平性会导致对法律的讽刺和践踏。”{30}报应作为刑罚存在的本质性内核,是预防目标必须时刻固守的基本底线,如果直接逾越报应而强求预防之下的功利性诉求,必将打乱报应与功利之间原本井然有序的逻辑位阶,使得功利可以不受报应的束缚而放任无羁,致使刑罚的或轻或重完全取决于预防效果而显得变动不居,这在法治社会与刑罚理性时代无论如何都是应该避免的。报应性公正强调的就是“罪当其罚”或者“罚当其罪”,通过不枉不纵的定罪和量刑实现罪刑均衡。报应性公正不仅只具有入罪机能,同时也具有合理的出罪功能,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主客观两方面并在评价犯罪是否成立时全面权衡,而不能因为功利性效果的需要就忽视报应性,更不能对报应性要求视而不见而随意通过刑罚来追求其原本不能胜任的重负。

实际上,无论是在入罪门檻还是量刑规定上,现有法律都已考虑了幼女的特殊性。比如,在构成要件上,幼女自愿与否并不影响本罪的判定;在既遂标准的认定上,对幼女性器官的“接触说”较之于普通情形下的“插入说”也使得既遂变得更为容易。另外,刑法第236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法定从重的量刑情节更是体现了对幼女的特殊保护。但是,反观现实中不断发生的性侵幼女行为,并没有因为刑罚更为严厉而带来可以验证的此类犯罪减少的明显效果。这也说明了试图单纯通过分配更多的刑罚来收获预防之效,并不像严格责任主张者认为的那样就是当然之理。基于犯罪发生原因的多元化,预防之策也必须对症下药,如果撇开现实原因不谈,试图依靠更重的刑罚来实现预期,这已经被理论与实践所否定,除了减损刑罚的公正性价值之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令人意外的收获。

(四)严格责任的司法路径不能以量刑酌减来取代罪责有无的判定

不加区别地把与不满12周岁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一概作为“明知”,最大的现实问题在于,如何保证在特殊情形下对行为人的刑事处罚是公正的?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其是未满12周岁的幼女,也要按照强奸罪予以论处,这样的处罚是否过于严苛?毕竟,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人的心理年龄已经较之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生理发育特征也与上一辈同时段的人有着明显差异,加之幼女本身还可能采用欺骗手段,行为人对幼女真实年龄的判断并不总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对此,苏力教授提出:“当然,我也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幼女也可能有欺骗的动机,但是只要行为人事先问了年龄或看了证件之后‘上当受骗’,那么在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男性行为人在法庭上可以将这一情节提出来作为一个合法的辩解,法官在量刑之际可以而且我想一般也会予以适当考虑的,甚至法官可以在司法中创立这样一个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解。”{31}其含义非常明确,即在行为人确实不明知对方是幼女的情形下,可以通过量刑情节的适用来调节宣告刑,从而纠正刑罚适用过于严苛的不公正现象。

然而,问题在于,行为人欠缺主观明知的认识要素,这原本是行为人实施行为的主观构成是否与具体罪名的故意要件相契合的问题,牵涉到的是犯罪成立与否的实质决断,而不是量刑轻重的裁量问题。如果行为人的主观要件难以充足,那么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就不存在,正是基于此要求,责任主义在定罪与量刑中都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此,马克昌教授指出:“没有刑事责任,绝不可能适用刑罚,只有存在刑事责任,才可能适用刑罚。”{32}显然,责任之有无与责任之大小不可等而视之,前者理当优先于后者进行考虑,不能逾越责任有无的预先判断,而在量刑过程中把无责任的行为通过减损刑罚量度的方式予以处理。

从司法裁量的一般逻辑顺序来看,先确定行为是否犯罪之后,才会具体考量行为人需要适用多重的刑罚。如果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达不到犯罪所要求的程度或者不符合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就根本不可能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刑罚裁量。从根本上说,不能逾越罪与非罪的判断而直接跨越到量刑阶段上去,也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对犯罪成立与否的限制,更不能超越刑法的已有规定而以刑罚轻重反过来引导定罪机制。{33}这样的处理方式明显违背司法裁判的实践操作逻辑,属于先入为主地以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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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英]鲁珀特?克罗斯、菲利普? A ?琼斯:《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苏力:《司法解释、公共政策和最高法院——从最高法院有关“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切入》,《法学》2003年第8期。

3.陈兴良主编:《中国刑事司法解释检讨——以奸淫幼女司法解释为视角》,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4.[美]道格拉斯?胡萨克:《刑法哲学》,谢望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张云鹏:《刑事推定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6.何洋:《论法定强奸罪中的严格责任理念》,《河北学刊》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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