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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经济刑法中危险犯的立法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Study of Dangerous Crime in Economic Crime Legislation
【作者】 涂龙科【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科研人员}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经济刑法;抽象危险犯;过失危险犯
【英文关键词】 economic criminal law; abstract dangerous crime; involuntary dangerous crime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8
【页码】 165
【摘要】

危险犯的采用及其在立法上的扩展是立法对风险社会的回应,也是经济犯罪立法的重要特征。通过对近年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的分析,可以发现《刑法》在大量增设经济犯罪罪名的同时,经济犯罪的危险犯的成立范围也大大扩展。同时,出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预防社会风险等方面的现实需要,在经济刑法中设立抽象危险犯颇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基于维护经济秩序安全的需要,可以考虑在经济刑法中谨慎地规定过失危险犯。

【英文摘要】

Dangerous crime and its legislation in the expansion is not only a legal response to risk social,but also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crime legislation. Analyzing the economy of our country criminal legislation in recent years,we can find that the economic crime has increase rapidly in criminal law,meanwhile,the risk of economic crime committed has been greatly extended. For early protection of the legal interests,and the prevention of social risk and other practical needs in economic criminal law,establish abstract danger crime has its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 Based o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conomic order and social security,we can consi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involuntary dangerous crime in economic crimina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7452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分工的日益发达,社会面临的风险愈多愈大,某一事态一旦失控,带给社会的可能危害愈深愈广。为了保护社会,有效遏制行为危害的蔓延和深化,立法者将犯罪的成立条件前置,将惩罚有关犯罪行为的范围前移。刑事立法上惩罚犯罪行为环节的前移,是对风险社会的立法回应,危险犯是其中的重要立法形式。危险犯的采用及其在立法上扩展,是现代社会刑事立法的重要特征。危险犯主要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经济秩序、侵害环境资源等犯罪中。其中,由于破坏经济秩序而被惩处的危险犯是危险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经济刑法中危险犯的立法趋势
  我国1997年修改《刑法》,在大量增设罪名的同时,危险犯的成立范围也大大扩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可以构成危险犯的罪名大量增设
  1997年《刑法》修改时,立法者对之前颁布的大量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等经济刑法条文加以归纳、整理,在新《刑法》第3章单独设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该罪不但增设了不少新的犯罪行为类型,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危险犯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为例,该节共有从第140条至第150条11个条文,总计9个罪名。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该节关于危险犯的规定有第141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罪;第143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除此之外,1997年《刑法》还在货币犯罪等经济犯罪中设置了大量的危险犯。经济刑法中有关危险犯的条文大大扩张。
  (二)单位可以成为危险犯的主体
  1997年《刑法》肯定了之前有关附属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例,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同时,经济刑法条文中也设置了相当多的单位构成危险犯的条文。仍旧以《刑法》第3章第1节的规定为例,《刑法》第150条明确了单位构成该节犯罪的处罚规定。也就是说,该节中有关危险犯的规定,不但自然人可以构成,单位也可以成为该类危险犯的主体。
  (三)过失危险犯的出现
  1997年《刑法》中不但设置危险犯,并且对于理论上素来有争议的过失危险犯,《刑法》也作出了立法规定。最为典型的是《刑法》第330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该罪在主观上要求是过失,在客观上只要“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就可入罪,并不要求传染病的实际传播。至于在经济刑法是否有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是否应当在经济刑法中设立过失危险犯,本文后面将加以详述。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1997年《刑法》修改之后,针对经济社会、科技文化迅猛变化的现实,适应《刑法》对实践有效规制的需要,经济刑法立法上出现危险犯的立法不断扩展的趋势。以食品安全卫生的刑法立法为例。2002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四)》将第145条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的构成要件由“严重损害人体健康”修改为“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由此,该条由结果犯变为危险犯。修改之后,第141、第143、第145条三个的基本构成是具体危险犯,第144条规定的是抽象危险犯。立法上之所以将第145条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由结果犯修改为危险犯,其原因在于“近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地方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的情况较为严重,一些个人或单位甚至大量回收废旧的一次性注射器、输液管等医用材料重新包装后出售。这些伪劣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一旦使用,必然会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如果等到使用后,危害结果发生了才追究刑事责任,为时已晚,要求将《刑法》规定的构成这类犯罪的标准修改为,只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就构成犯罪。”[1]立法者关于该修正的立法说明,明确地表明了扩大危险犯的处罚范围,以有效控制社会风险的立法意图。
  综观之,在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上,危险犯有明显扩张的趋势。其中,既包括具体危险犯,也包括抽象危险犯。关于抽象危险犯的设置,通过抽象危险犯来保护经济刑法中的所谓“超个人法益”的法理的正当性,国内学界极少有人关注。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经济刑法中抽象危险犯的合理性
  在刑法理论上,危险犯是与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实害犯指对法律所保护法益进行了现实侵害的犯罪。危险犯的成立则不要求行为对法益实施了已经完成的现实侵害,而只需要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发生即可予以刑事处罚的犯罪。根据构成要件要求行为导致的危险程度,危险犯可以分为具体的危险犯和抽象的危险犯。具体危险犯是以行为造成的对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来加以处罚的犯罪。
  抽象危险犯的采用,是《刑法》上对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表现,目的在于预防犯罪行为社会危害的深化和蔓延。在刑事立法上,抽象危险犯从以前的自然犯,如放火罪,向法定犯转移。在破坏经济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立法中,抽象危险犯有明显扩张的趋势。例如,我国台湾学者林东茂总结归纳认为,在普通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数量少于实害犯与具体危险犯;但是,附属《刑法》与特别《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则数量相当多……《证券交易法》、《银行法》、《食品卫生管理法》当中都有为数不少的抽象危险犯。观察国内近一、二十年来的附属《刑法》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抽象危险犯是立法者用来保护某种制度或机能的主要手段。[2]此外,德国刑法学界也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
  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导致没有实际侵害法益、甚至没有侵害法益现实危险的行为,单纯因为《刑法》的规定,而要受刑事惩处。学界对此有诸多的质疑之音。在德国,抽象危害行为在《刑法》中的引入意味着刑事责任大大扩大了,并且,这种立法方式与传统的德国刑法理论不完全一致,因此,这种行为受到了批评。[3]其理由是,在经济刑法中,采用抽象危险的立法例,不针对行为结果,而惩罚行为本身,是《刑法》调整范围的重大扩张,“可能会让《刑法》变成‘嫌疑刑法’。”林东茂教授总结批评的具体理由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是与除罪化趋势相冲突;其二是违反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其三是可能违反罪责原则。[4]
  笔者认为,抽象危险犯的设立,确实是现代社会中刑法手段的扩张。在刑法理论上,也是对传统的结果责任主义的突破。虽然抽象危险犯面临刑法理论上的诸多质疑,但是,作为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引导下的刑法进化选择,抽象危险犯的设立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理由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法益保护的早期化,预防社会风险的需要
  如前所述,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分工的日益发达,现代社会逐渐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风险既包括来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公共风险,如高压电缆、电子病毒、核辐射、转基因食品,也包括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等制度性风险。在经济刑法领域中,需要面对如货币制度、金融安全、食品安全等制度性风险。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之间联系的愈加紧密,风险源越来越多,可以触发风险的契机日益增加,任何一个微小的行为说不定都会产生“蝴蝶效应”,掀起一场风暴;另一方面,一旦发生风险,可能导致的危险更加深重,带来的灾难不堪设想。在风险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后,《刑法》逐渐蜕变成一项规制管理事务。作为风险控制机制中的组成部分,《刑法》不再为报应与谴责而惩罚,主要是为控制风险进行威慑;威慑成为施加刑事制裁的首要理由。[5]由此,提前《刑法》对法益保护的周期,从而预防社会风险的发生甚至蔓延,避免《刑法》对社会风险预防的不力和调整的迟缓,极其有必要。
  (二)经济刑法中出现新的法益类型的恰当保护的需要
  在现代社会,《刑法》手段的调整,不但表现为在时间上《刑法》介入的提前。并且,由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类型的法益,需要《刑法》作出变革,提供新的保护手段。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奉行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国家担当“守夜人”的角色,基本上不干预经济运行和市场秩序。在经济领域中的《刑法》需求,基本上表现对个人法益的《刑法》保护的需要。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致、社会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单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然平衡,无法保证市场的有效和有序竞争。对市场竞争的保护以及政府对市场管理秩序的维护,逐渐成为《刑法》的重要任务。超脱于一个个单个主体的法益,从整体上以某种秩序和机制作为保护对象的所谓的“超个人法益”,逐渐成为《刑法》的主要保护对象。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政府管理手段的日臻完善、多样,对“超个人法益”的保护日渐成为经济刑法的核心。
  超个人法益不同于传统上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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