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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论全面修改“反革命罪”的必然性
【英文标题】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THOROUGH REVISION OF “COUNTERRVOLUTIONARY CRIME”
【作者】 刘远【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律经济学【期刊年份】 1997年
【期号】 5【页码】 1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689    
  
  

新刑法对“反革命罪”的修改是中国法制建设中具有改革意义的立法现象。这不只是因为这类犯罪直接关乐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更是因为“反革命罪”自1927年出现在中国革命法制中以来,[1]其立法模式历时弥久,一以贯之。[2]因此,要改变这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就不仅要全面认识修改“反革命罪”的必要性,更要深刻揭示修改“反革命罪”的必然性。

近年来,刑法界深入研究了修改“反革命罪”的必要性,并形成了许多共识,举其要者有:“反革命”是一个政治概念,作为罪名很不规范,如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则更为明确和科学;“反革命罪”的构成以具有反革命目的为必要条件,在实践中很难认定;“反革命罪”易让人理解为政治犯罪,国际上遵循“政治犯不引渡”的原则,不利于打击这类犯罪的国际协作;改“反革命罪”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有利于适应我国实行“一国两制”的需要,任何危害特别行政区整体安全的行为,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利于保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以“反革命罪”定性则说不通;仍然坚持“反革命罪”的罪名和构成要件,许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则不应以犯罪论处,使其逍遥法外;不以“反革命罪”为章名,不影响“反革命”一词作为政治概念继续使用;等等。但是,揭示修改“反革命罪”必然性的论著则很少见,本文拟对这一深层问题作些剖析。

一、修改“反革命罪”的政治基础

1979年刑法是以1963年刑法草案第33稿为基础制定的,而第33稿关于“反革命罪”的规定又是以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为基础写成的。我们知道,《惩治反革命条例》是为适应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而制定的,它的本质是主要以死刑实行革命恐怖。1956年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革命时期进入到建设时期。但是,在这个时期,仍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

1963年刑法草案第33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不能不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点。例如其中规定的“反攻倒算罪”就是当时阶级斗争观点的产物。[3]此后,刑法起草工作停顿了15年之久。1978年10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义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谈话的鼓舞下,开始恢复刑法起草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对刑法起草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指导和推动。进入1979年后,刑法起草工作更是紧锣密鼓,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即获人大会议通过。[4]

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因此,1979年刑法关于“反革命罪”的规定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变。这对于立法工作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为了避免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避免斗争的扩大化,”[5]制定刑法时删除了1963年第33稿规定的“反攻倒算罪”,由于“反革命偷越国境罪”在新的历史条件难以认定“反革命目的”,制定刑法时摒弃了1951年规定的这个罪名[6];“对第33稿修订时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要坚决贯彻‘少杀’政策,即使是反革命罪,也要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因此,对反革命罪中的死刑不再作分散性的规定,而以第103条专条加以规定。”[7]此外,对“反革命破坏罪”的规定,对“组织、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的修改,对法定刑轻重程度的调整,等等,都是总结建国以来的有关实际情况作出的。[8]

另一方面,1979年刑法“反革命罪”的规定,不能不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长期以来“左”倾思想束缚人们头脑形成的历史惯性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由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才刚刚开始,由于作为立法根据的1978年宪法还留有“文革”的痕迹和影响,也由于立法任务的紧迫和立法时间的仓促,关于“反革命罪”的规定,同以往的立法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例如,由于对历史传统的过分倚重,1979年刑法仍然沿袭了“反革命罪”的罪名及成立条件,仍然严格区分“特务罪”与“间谍罪”;由于对国内外发展趋势估计不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的新特点缺乏认识,对人民内部成员危害国家安全的新情况把握不够,仍然强调对“反革命目的”认定的重要性。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实施和进一步发展,就必然会提出修改“反革命罪”的问题。[9]事实上,这种意见早在1981年就有人提出了[10]。

二、修改“反革命罪”的社会根源

建国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经历了一个从多种形式并存到单一形式,然后又由单一形式到多种形式并存的“之”字形过程。解放后直到1978年,所有制的多样化结构以“一大二公”为目标的发展方向,以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逐步演变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以及各种形式的联合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从计划体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经济的出现,既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又有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面,即存在着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国内外敌对势力就希望从非公有制经济中生长出一个“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以作为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力量。

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扩大,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的状态被彻底扣破了。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远近的传统作法也被打破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是又合作又斗争。既有官方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官方与民间的交往与合作,又有民间的相互交往与合作。过去那种阵线分明的敌我友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多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处在不断地分化组合之中。在现实斗争中,不仅敌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会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就是同我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也往往由于经济和科技利益的冲突对我构成威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外“敌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一国两制”方针的确定和实施,我国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联系建立并发展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内敌情”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一些人国家观:念淡薄,置国家安全于不顾,为了经济利益向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出卖情报或国家秘密。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社会风气遭到严重污染。

以上种种,都使传统的“反革命罪”的认定工作难上加难。“反革命目的”是主观性的东西,在社会控制严密、阶级阵营分明、国际往来极少、思想观念单一的历史环境里是不难认定的;而在社会变动加剧、阶级斗争隐蔽、国际交往复杂、思想观念多样的历史环境下则是难以辨认的。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复杂,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也更加艰巨。再继续保留“反革命罪”的罪名和构成要件,只能使国家安全工作处于被动。

三、修改“反革命罪”的国际背景

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面对社会主义制度由一国到多国的建立和世界新旧力量对比发生的根本变化,开始意识到不能指望靠武力消灭社会主义,他们在寻找颠覆社会主义的有效方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确定、建立和实施了一整套对付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策略,这就是“和平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末,美国的历届政府都是对华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鼓吹者。关于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策略也逐步形成。但由于这一时期他们推动“战争边缘政策”和“冷战政策”,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封锁中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因而和平演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不占主导地位。这同时也是与中国的对外政策相适应的。这正是“反革命罪”立法所适合的国际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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