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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
笔迹鉴定意见证据应用的实证研究
【副标题】 基于上海市法院408份裁判文书的调查分析【作者】 王连昭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分类】 司法鉴定学
【中文关键词】 笔迹鉴定意见;证据应用;裁判文书;实证研究
【文章编码】 2095-2031(2019)03-0033-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33
【摘要】 经对上海市2018年涉及笔迹鉴定的408份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笔迹鉴定意见证据应用存在以下问题:裁判文书表述不统一,导致检索难度增加;鉴定启动程序不具体,导致缺乏可操作性;鉴定人出庭率有提高,但质证效果不理想;笔迹鉴定具有局限性,难以满足庭审需求;鉴定意见认证有盲区,缺乏具体标准规则。要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构建鉴定机构与法院的联系机制,使鉴定人与法官能够及时、顺畅地交流沟通;建议尽快出台相应司法解释,细化鉴定启动程序;鉴定人出庭不仅要从形式上到庭,而且要通过质证程序的完善,使鉴定人出庭的功能得以实质性地发挥;对鉴定人的登记管理进行改进,一是对鉴定人实行按鉴定项目分类登记,二是对鉴定人实施动态监测考核;对鉴定意见的认证可采取程序性认证与科学性认证双模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615    
  一、引言
  笔迹鉴定意见是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中涉及的笔迹方面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所出具的书面表现形式。{1}它是人民法院案件审理中认定事实的一种重要证据,由于其专业性与不可替代性,使之往往成为案件审理的关键证据。研究笔迹鉴定意见在审判活动中的应用问题,对于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行业管理者、诉讼各方主体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进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要求,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犯罪、离婚诉讼或者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等5种情形外,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均应当在互联网上公开[1]。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诉案例、Openlaw等均开通了裁判文书网上查询功能,为法学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全面、完整的大数据信息资源。对于笔迹鉴定领域而言,裁判文书的内容包括了原告、被告、第三人、控方、辩方和审判员等多方主体信息,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出笔迹鉴定意见在审判过程中涉及的多方面问题。如何从海量裁判文书中解析出笔迹鉴定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已成为笔迹鉴定从业人员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以上海市内各级人民法院涉及笔迹鉴定的408份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对笔迹鉴定意见的证据应用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样本概述
  本文的研究样本均源于Openlaw裁判文书资源。选择Openlaw作为样本来源的原因,一是Openlaw进行裁判文书的检索和下载更加便捷;二是Openlaw中收录的裁判文书数量多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其他平台。
  (一)样本检索本文的研究样本按照“笔迹鉴定”关键词进行检索[2]。在初检时,将地域限定为“上海市”,裁判文书的时间范围限定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二)无关样本排除
  按照上述样本检索条件,将初步检索后的裁判文书进行人工判断,将重复裁判文书、未涉及笔迹鉴定的裁判文书排除后,得到有效的样本裁判文书408份。
  (三)统计变量
  本次实证研究的统计变量包括:裁判文书数量与类型、申请鉴定事由、审判层级、法院层级与单位、鉴定机构、笔迹鉴定项目、笔迹鉴定意见结果、是否重新鉴定、法院采信情况、案件判决情况等。
  三、统计结果
  (一)裁判文书数量与类型
  调查统计发现,本次研究最终筛选出408份有效裁判文书,其中判决书377份,占总数的92.40%,裁定书31份,占总数的7.60%。
  (二)申请鉴定事由
  申请鉴定事由分类统计结果如下: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198件,婚姻家庭、继承纠纷59件,劳动争议、人事争议53件,物权纠纷34件,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32件,行政管理范围13件,侵权责任纠纷5件,人格权纠纷5件,侵犯财产3件,适用特殊程序案件原由2件,刑事执行1件。
  (三)审判层级与法院
  本次统计的408份裁判文书中,一审案件206件,占50.49%,二审案件181件,占44.36%,再审案件19件,占4.66%,其他案件2件,占0.49%。
  高级人民法院9件,占2.21%,中级人民法院194件,占47.55%,基层人民法院205件,占50.25%。案件数量前10位的依次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11件,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81件,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37件,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件,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件,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19件,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19件,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17件,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16件,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11件,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10件。
  (四)鉴定机构上海市具有文书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共有6家: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上海市恒平司法鉴定中心,其中公办机构4家,民营机构2家。本次统计的408份裁判文书中,明确写明鉴定机构名称的仅涉及3家,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134件,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152件,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11件,其余裁判文书中未写明鉴定机构的名称。
  (五)笔迹鉴定项目与结果
  本次统计的408份裁判文书中,涉及笔迹真伪鉴定的有354份,涉及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有68份,涉及笔迹形成先后顺序的24份,涉及笔迹篡改的33份[3]。
  鉴定结果统计如下:确定性鉴定意见295个,占61.59%,倾向性鉴定意见96,占20.04%,无法判断88个,占18.37%。
  (六)重新鉴定情况
  本次统计的408份裁判文书中,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并提出重新鉴定申请的案件共13个,其中法院准许并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共4个,重新鉴定率约为1%。重新鉴定机构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次,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2次。重新鉴定结果:2次与首次鉴定意见相同,1次与首次鉴定意见相反,1次未能得出明确鉴定意见。
  (七)鉴定人出庭情况
  法院向鉴定机构发出出庭通知总计29次,占鉴定业务量的比例约为7.10%,其中法院依职权要求鉴定人出庭3次,当事人申请鉴定人出庭26次,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鉴定人出庭申请全部准许。29次出庭通知全部得到鉴定人依法出庭,应出尽出率为100%。
  (八)法院采信与案件判决情况
  本次统计的408份裁判文书中,除部分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外,其它确定性鉴定意见和倾向性鉴定意见法院均予以采信。判决结果为不支持原告(上诉人)的201份,完全支持原告(上诉人)的89份,部分支持原告(上诉人)的63份,判决结果未知的48份,判决撤销的5份,其它2份。
  四、分析与讨论
  (一)裁判文书表述不统一,导致检索难度增加
  通过对众多裁判文书进行整理分析发现,笔迹鉴定意见在很多涉及文书真实性事实认定类案件的审判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同时存在着一定基本的、客观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法官、律师、当事人并不具备专业的笔迹鉴定知识,不同法官、律师、当事人针对同一问题,使用的行业术语或词汇有着较大差异,{2}如不能区分检材与样本,将样本定义为需要鉴定的对象,把供比对的样本材料定义为母本、认可材料等;在委托过程中,不能明确指出委托项目,混淆了笔迹同一人书写鉴定、笔迹添加篡改鉴定、笔迹形成先后鉴定与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等,或者是委托过为笼统,将问题抛给鉴定人,让鉴定人去发现文书中存在哪些可疑问题;片面武断地认为复印件不能在鉴定中使用,或者认为复印件与原件无显著区别,鉴定条件相同;不能理解笔迹鉴定意见的表述,当事人较难接受无法判断的鉴定意见,而法官面对倾向性意见是不知能否采信,如何采信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构建鉴定机构与法院的联系机制,打破壁垒,使鉴定人与法官能够及时、顺畅的交流沟通。2019年1月2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首次运用“206”系统开庭审理案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在庭审实践中的深度运用,该系统的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数据化功能大大提高了审判效率,实现了公检法司办理案件网上运行、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未来可进一步研究法院与鉴定机构、鉴定协会之间的平台对接,探索“智慧司鉴”系统与“206”系统的相互融合,开发法院网上委托司法鉴定案件、鉴定机构网上受理,鉴定人网上答疑咨询等功能,以实现司法鉴定案件的委托受理、鉴定过程、鉴定意见出具甚至是鉴定人出庭的网上运行、互通互联。
  (二)鉴定启动程序不具体,导致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而法官对于鉴定申请的审查也只能基于是否属于案件审理中“查明事实”所必须,是否属于司法鉴定中的“专门性问题”。笔者在对检索的裁判文书初选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对于笔迹鉴定的申请理由较为统一,即涉案证据材料中的签名是否本人书写,而法官对于是否启动鉴定程序一般从以下几方面考虑:该份证据对事实认定是否有影响;是否有其它证据能够印证;是否有鉴定的必要;在一审中为何没有提出鉴定申请等。由此可见,因法律对于鉴定启动条件的规定不具体,导致鉴定申请可能会因承办法官的业务能力、主观认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结果。统计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案件法官认为不属于审理过程中的“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而驳回鉴定申请。不可否认,法官综合全案审理情况决定是否启动鉴定,有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有效降低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但没有统一的审查标准以及具体的审查规定,使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难免导致个别案件中权力的滥用,妨碍司法公正。
  我国法律对于当事人的鉴定申请权亦未制定相应的救济程序,对于法院不予启动鉴定的决定,当事人只能接受。我国《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规定,对于民事诉讼中的案件,司法鉴定机构只能受理公检法等部门的委托,而不得受理诉讼当事人的单方委托,由此,也阻断了当事人个人申请鉴定的途径。有违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和举证权,不利于维护程序正义。
  对于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启动申请亦未制定详细规定,导致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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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邹明理.关于笔迹鉴定意见的合理分类及其鉴定标准的再探讨[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6,(1):3.
  {2}曹洪林.京沪穗深津渝六市法院声纹鉴定证据应用的实证研究[J].证据科学,2018,(5):637.
  {3}宫雪.比较法视野下鉴定启动权对诉权的保障[J].中国司法鉴定,2013,(1):106.
  {4}党凌云.2015年度全国司法鉴定情况统计分析[J].中国司法鉴定,2016,(3):2;党凌云.2016年度全国司法鉴定情况统计分析[J].中国司法鉴定,2017,(3):88;党凌云.2017年度全国司法鉴定情况统计分析[J].中国司法鉴定,2018(3):100.
  {5}李学军.物证鉴定意见的质证路径和方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5.
  {6}贾治辉.鉴定结论的认证[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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