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人民陪审制改革的路径完善与制度因应
【副标题】 通过化解行政诉讼的陪审困境更新智识来源
【英文标题】 The Perfect Method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 ofthe Chinese People's Jury System Reform: Updatethe Intellectual Source by Resolving Problems aboutthe Jury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作者】 梁君瑜【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人民陪审制;行政诉讼陪审;智识来源;区分诉讼性质;精细化陪审
【英文关键词】 the Chinese people’s jury system; the jury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tellectual source; distinguish the nature of litigations; exquisite jury
【文章编码】 1008-4355(2015)06-0065-1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5.06.11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6
【页码】 65
【摘要】

我国人民陪审制的改革路径,始终踟蹰于对先天不足的域外陪审制度加以移植,并逡巡于有待完善的本土陪审实践。晚近十年,以刑事、民事诉讼的实证数据及规范文本为素材而展开的探讨可谓浩如烟海,但关涉行政诉讼中陪审困境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各地的陪审改革试点亦多以刑事、民事诉讼为中心。这种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偏颇对待已不当限缩人民陪审制改革的智识来源。虑及行政诉讼有别于刑事、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对行政诉讼陪审的特殊困境刨根问底进而对症下药,有助于更新我国人民陪审制改革的智识来源,为以区分诉讼性质为前提的精细化陪审设计夯实基础。

【英文摘要】

The Chinese people’s jury system reform always hesitates to transplant the defective extra- territorial jury systems and prowls the local jury practices which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Last ten years, Studie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and specification text of criminal litigation and civil litigation, are vast. However, studies about the jury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re very few. Most of the local jury reforms focus on criminal litigation and civil litigation. Such biased treatment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have improperly limited the intellectual sour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jury system reform. Considering the particularities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criminal litigation and civil litigation, studies, which are about the special problems and their solutions of the jury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re helpful to update the intellectual sour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jury system reform and consolidate foundations of the exquisite jury which is based on distinguishing the nature of litigation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3733    
  
  近代陪审制度起源于英国,并一直被英国学者视为“英国法律的光荣”、“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灯”{1}。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认为,“陪审”是赋予一个由随时请来的诸位公民组成的团体暂时参加审判的权利{2}。“陪审”的中国版本滥觞于清末未及实施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成熟于国民党统治区及中央苏区的陪审实践、衰落于文革十年。人民陪审制复苏的瞩目标志乃2004年我国首部陪审单行法——《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下简称《决定》)的出台。晚近十年,我国学界以刑事、民事诉讼的实证数据及规范文本为素材而开展的研究已浩如烟海,但相形见绌的是,对人民陪审制在行政诉讼中运作的特殊困境却集体失语。实践中,各地的陪审改革试点亦多以刑事、民事诉讼为中心。这种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偏颇对待促使我们反思人民陪审制改革的智识来源是否过窄?长期以来,围绕刑事、民事诉讼架构的人民陪审制能否与行政诉讼妥适契合?在现有陪审改革的基础上,应否关注行政诉讼陪审的特殊性进而注入崭新制度构想?
  一、人民陪审制十年改革路径之反思
  回望我国人民陪审制的十年改革路径,既有对域外陪审制度的移植,又有创造性的地方探索。然而,无论是域外经验抑或本土实践都并非完足。
  (一)域外经验存在先天不足
  拥有悠久历史的英美陪审团制与德国参审制属于两大“原型”陪审制,向来是各国及地区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作为东亚国家及地区的典范,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发展出的“混合型”陪审制亦在我国参考之列。然而,对上述域外经验的盲目移植并非明智之举。
  1.两大“原型”陪审制的缺陷分析
  英美陪审团制强调陪审团与法官的互信分工。陪审团负责评估证据并决定案件事实,在法官向其指示相关法律知识后,陪审团须将法律适用于事实并下裁决{3}。候选陪审员从登记投票或驾照名单中随机选出,美国法院还将对其实施审查程序,经两造律师询问,以决定其是否适于担任该案陪审工作,进而附理由或不附理由地加以剔除。这种模式保障了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降低了个案随机抽取陪审员的重复率,但也造成了选任程序之耗时费力,有时甚至被两造及其代理人滥用,例如律师可以无故、反复地剔除陪审员,直至对其当事人怀有同情心的陪审员入选。
  诚如学者所言:“英国之陪审制系奠基于对陪审及法官之信赖,而欧洲大陆之参审则基于相互之不信任。”{4}德国参审制强调由法官与参审员共同认定犯罪事实之有无、决定法之解释与适用以及刑罚,是一种法官与人民合作治理的审判形态{5}。这种模式虽拓宽参审员参与决策之横向范围,但因法律知识匮乏,参审员容易对法官意见产生依赖乃至盲从,在纵向深度上,其参与的实效性显然被削弱。此外,参审员并非直接从选民或当地常住居民名单中抽取,其来源的广泛性无法保障。并且,由于实行任期制,参审员容易被法院规训、同化。
  2.东亚“混合型”陪审制的缺陷分析
  日本裁判员制直接从选民名册中随机抽选裁判员,且不设任期。裁判员与法官共同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量刑,同时,为降低被告人因“多数者暴政”而入罪的风险,特别规定有罪判决须至少一名专业法官在多数的一方,无罪判决则无此限制{6}。这种特别规定彰显的是“专业化优先于民主化”的精英司法逻辑。然而,国民参与审判的制度初衷并非依靠专业化来提升判决正确性,而是将民主化置于首位,毕竟“法律追求的本来就不是科学的‘真’,而是人际关系的‘合理’。司法一旦失去民众的信赖,即使判决的正确性再高,也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7}。
  韩国国民参与审判制与我国台湾地区人民观审制在陪(观)审员的选任方面与日本近似,但在裁判权限方面,却采取陪(观)审员“表意不表决”之设计。由陪(观)审员先就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进行初步评议,初评意见对法官之终局评议不产生拘束效力,后者所作判决如与初评意见不一致,仅需在判决书中叙明理由[1]。这种设计前所未有地削弱了国民参与审判的实效性。因观审员没有表决权,其对判决结果不受究责,这可能滋生恣意行事或消极应对情绪,法官亦可能出现蔑视或轻忽观审员之心态,毕竟最后判决结果能否为社会所接受,还是要由职业法官负责。
  (二)本土实践有待继续完善
  晚近十年,在最高人民法院不遗余力的规范指引与政策鼓呼下,各地法院纷纷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新型陪审制度,虽呈现出一派改革试点的繁荣景象,但依旧美中不足。
  1.人民陪审团制的缺陷分析
  人民陪审团制是指由人民陪审员针对个案组成一定人数规模的团体并参与庭审活动,陪审员有权就案件所涉事实及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以供审判法官参考的制度。简言之,其包含以下要点:建立人数众多的人民陪审团成员库,从成员库中随机抽取个案陪审团成员,并非从选民名单中直接抽取;降低学历要求,并简化进入人民陪审团成员库的程序,不再需要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个案人民陪审团成员达到十余人,在法庭上设置专席,不作为合议庭的一部分;人民陪审团仅可对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发表参考意见,并非行使裁判权,合议庭如不采纳上述意见,作出必要解释即可。本文认为,该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人民陪审团“只表意、不表决”,这与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一样,均无法保障国民参与审判的实效性。
  2.人民观审团制的缺陷分析
  2014年5月,河南省高院下发《关于适用人民观审团机制的规定(试行)》。然而,人民观审团制与此前河南、陕西两省法院试行的人民陪审团制并无本质差异。首先,在人民陪(观)审团成员的选任上,都采取先行建立较大规模的成员库,后以随机抽取方式确定个案人选;都简化成员的入库手续,无需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不设任期;若论有些许不同,仅在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社会法官、当地律师和媒体代表可优先于普通群众入选人民观审团。但从媒体报道的数据来看,优先效果并不明显[2]。其次,在人民陪(观)审团成员的权限上,都允许成员对事实及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且都强调上述意见仅供合议庭参考。由此看来,人民观审团制不过是人民陪审团制的“翻版”,其与后者有着相同缺陷。
  3.“1+N陪审模式”的缺陷分析
  2015年3月,南京市鼓楼区法院首次运用“1+N陪审模式”审案。该模式是指由两名法官和一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案,同时组织N名人民陪审员旁听。在庭审结束后,由参审与旁听的人民陪审员对案件之事实认定问题各抒己见,并由参审的人民陪审员最终得出意见,再将该意见作为一票在合议时发表。这种裁判结构兼容了英美陪审团制与德国参审制的部分特征,就好比N个陪审团成员的意见最终将可能通过1名参审员带入合议庭,似可弥补单个参审员的能力不足、最大限度实现过程民主性与结果正确性的平衡。但实际效果不然,“1+N”意味着个案中人民陪审员的二元划分,“1”作为合议庭的组成部分——参审的人民陪审员,无法如德国参审制一般与法官共同处理事实及法律问题;“N”作为独立于合议庭之外的人民陪审团成员,其意见纵使被参审的人民陪审员吸纳,也仅占合议庭的少数,更何况尚有不被吸纳之虞。正如学者所批判:“为了避免出现陪审员意见占多数的‘麻烦’,一些法院限制合议庭中陪审员的人数,确保职业法官占多数……所谓‘1+N’式陪审制,陪审员集体意见只占合议庭中的一票,目的也在此。”{8}在笔者看来,“1+N”陪审模式有关陪审员意见仅占合议庭少数之设计,乃其最大败笔。毕竟,“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影响仍旧依赖其与职业法官的比例,他们必须占据明显多数以发挥最大影响”{9}155。
  4.最新改革试点方案及其实施办法的缺陷分析
  2015年4至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先后联合发布《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下简称《试点方案》)、《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下简称《实施办法》)。在选任方面,将人民陪审员的学历条件下调为高中以上文化,并对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加以放宽;人民陪审员候选人每五年从符合条件的当地选民名单中随机抽选,候选人还需经过审核、二次抽选、任命三个环节才能进入陪审员库。在职能方面,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均可对事实认定问题进行表决,但在法律适用问题上,表决权由法官独享,人民陪审员仅有表意权[3];当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多数意见存在重大分歧,且认为多数意见对事实的认定违反了证据规则,可能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或者造成错案的,可以将案件提交院长决定是否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尽管最新改革方案填补了原有制度的诸多缺陷及空白,但不足之处依然存在,例如学历条件没有废除,这不利于扩大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再如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问题的多数意见不具当然效力,审委会讨论决定使司法活动又重返精英化、职业化的轨道。
  小结:时至今日,我国的人民陪审制改革依旧疑窦丛生,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的改革试点,总是偏爱从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较为分明的刑事诉讼开始,并逐步延伸至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事诉讼,最终才推及专业性甚笃的行政诉讼。然而,由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围绕刑事、民事诉讼架构的陪审制度难免顾此失彼。一个弥合制度缺陷的有益尝试,在于更新人民陪审制改革的智识来源,而具体的操作办法,便是以消解行政诉讼陪审的特殊困境为出发点,迈向更为精细、缜密的制度设计。
  二、人民陪审制改革的路径完善与制度因应
  在宏观意义上,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与审判活动,三大诉讼具有共性;而从微观层面审视,司法权范畴下的行政审判权却与刑事、民事审判权相异[4]。在行政诉讼特殊性的笼罩下,人民陪审制将出现刑事、民事诉讼所没有的或比二者更严重的困境。寻求化解之策,为人民陪审制改革更新智识来源,是完善改革路径的必要举措。同时,这也需要从陪审的制度设计上加以改良、因应。
  (一)行政诉讼特殊性笼罩下的陪审困境
  1.高度政治性导致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的暌隔更为剧烈
  偏重政治功能而轻忽司法功能是我国学者对人民陪审制的普遍诟病之一。在行政诉讼中,考虑到“行政审判权并不像民事、刑事审判权那样,仅以裁决私人间的纠纷为务,而是涉及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及法治的维护”{10},故司法介入政治、参与政治之性质及功能至为明显。我国法院的人、财、物力受制于地方政府及党委,在三大诉讼中,仅行政诉讼以审判地方政府(包括工作部门)为常态,故其受政治风向标影响的可能性最高。一个侧面的印证在于,刑事、民事诉讼均要求法院在调解不能时及时裁判,而在原《行政诉讼法》禁止行政诉讼实行调解的背景下,法院却完全回避了调解的准否问题,径行通过“协调”的方式动员原告撤诉。据林莉红教授及其团队就2767份一审行政裁判文书的统计,撤诉案占总案件数的比例高达46.4%;但因被告已改变被诉行为,原告申请撤诉的案件却只占撤诉案的11%{11}135。第一个数据表明在禁止调解的旧法时代,“协调”已成为行政审判的常态归结,而第二个数据则表明仅少量撤诉系基于原告目的达成后的诉讼经济考虑。大多案件仍表现为行政机关仅仅对原告作出改变被诉行为的口头承诺,便由法院动员原告撤诉,显然这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之第二条[5],此种情形下原告撤诉很难说是“自愿”。尽管该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申请撤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后当事人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裁判”,但迫于地方政府压力与法官前途考虑,上述条款时常被变通乃至架空。归根结底,这肇因于行政诉讼的高度政治性。
  在高度政治性的钳制下,法院动员原告撤诉已成为行政审判的常态,庭审过程的虚化导致人民陪审制应有的监督司法功能悄然旁落。国家推进人民陪审制,已沦为对“人民当家作主”、“司法民主化”等符号意义的追逐,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解释了我国人民陪审制为何缺乏精细化设计的原因:国家关心的仅为制度之有无,并非其运作之良窳。衡诸当世,“陪审”并非三大诉讼的普适性制度。法国仅于重罪法庭审判的部分案件实行陪审{12};在英格兰与威尔士,没有陪审团参与的刑事、民事案件分别高达90%与99%{13};美国只有1.3%的刑事案件实施陪审{14};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陪审均以重罪案件为限。申言之,域外陪审制主要存于刑事诉讼。若面向行政诉讼,则于制度上应有独立、专门之设计,如《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9至34条对“名誉法官”的规定。我国对三大诉讼不加区别地适用同一陪审设计,导致行政诉讼中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的暌隔更加剧烈。
  首先,面对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不应重前者而轻后者,甚至不应将两者置于同一层面斟酌。公正是司法的首要目的,民主不过是实现公正(尤其是直观公正)的一种可能手段。人民陪审员分享审判权,其原初意涵体现为一种制衡与补强,即民意制衡官意、朴素(实质)正义补强法条(形式)正义。然而,由于个案中的陪审员并不一定代表民意,尤其在行政诉讼中,受高度政治性钳制的法官势必会左右不顺官意的人民陪审员,此时陪审员代表的只是一种屈辱的“伪民意”罢了。其次,司法决定不需要额外的民主正当性,“若陪审员无法完整扮演裁判者的角色,其政治角色纵然重要,却不足以使陪审正当化”{15}。对司法民主的迷信反而会损伤司法公正。在高度政治性所渲染的行政诉讼中,由人民陪审员审判行政机关,是对“人民当家作主”再好不过的鲜明呼应及有力诠释,国家以此实现政治目的远比通过刑事、民事诉讼实现更为高效抢眼。然而,上述政治需求却可能遮蔽立法者对行政诉讼固有专业性的审慎立法应对,由一个缺乏必要法律知识的人民陪审员衡酌诸如合法性审查、举证责任倒置、不确定法律概念之判断余地等问题,民主性也必将湮没于法官的专业知识之中。
  2.高度专业化与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人民陪审员的监督功能更难发挥
  行政诉讼致力于“解决纠纷、监督行政与保障权利”三位一体之目的。鉴于审判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纠纷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M].刘庸安,张文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46-47.

{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13.

{3}杨崇森.英国陪审制度的新发展[J].法令月刊,2009(12):79.

{4}林永谋.德国陪审、参审采行之理念上观察[J].法令月刊,1995(1):6.

{5}郑文中.德国法制中人民参与刑事审判之历史观察[J].国家发展研究,2012(1):45.法小宝

{6}陈又宁.美国陪审团制与日本裁判员制度浅析[J].司法改革杂志,2012(2):62.

{7}苏永钦.参审制度有无违宪之研究[J].律师通讯,1989(2):23.

{8}吴英姿.人民陪审制改革向何处去?——司法目的论视域下中国陪审制功能定位与改革前瞻[J].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3):114.

{9}Stefan Machura. The Mixed Tribunal in Germany[C]//The Selected Paper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Studies of Judicial Systems: CitizenParticipation about the World, 2014.

{10}胡玉鸿.论行政审判权的政治性[J].法学,2004(5):21.

{11}林莉红.行政法治的理想与现实:《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实证研究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2}刘林呐.法国重罪陪审制度的启示与借鉴[J].政法论丛,2012(2):93-94.

{13}马岭.关于陪审制的民主性之分析[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5):60.

{14}苏永钦.陪审、参审与民主[J].法令月刊,2014(8):99.

{15}Shari Seidman Diamond, Mary R.Rose, & Beth Murphy. The Jury: A Look at Deliberations[C]//The Selected Paper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Studies of Judicial Systems: Citizen Participation about the World, 2014:54.

{16}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

{17}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6-17.

{18}牛建华,刘峥,雷鸿.德国“荣誉法官”制度评介及其思考[J].法律适用,2011(12):111.

{19}何进平.司法潜规则: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功能的运行障碍[J].法学,2013(9):130-131.学杂志,2015(8):33-41.

{20}黄薇.行政诉讼中的陪审制:问题、出路[J].法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13733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