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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权利保障机制的构建
【作者】 蓝向东王然
【作者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法学博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法学博士}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价值;问题;权利保障
【文章编码】 1004-4043(2018)-2(上)-003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30
【摘要】

从价值分析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本源是人权保障,即被告人获得实体公正、程序公正、迅速审理的人权保障。从现实考察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程序选择权保障、案件适用范围、适用时间、认罪认罚与从宽的理解适用、知悉权保障、值班律师作用发挥、被害人权利保障等方面尚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机制构建来看,应从建立健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知悉权保障机制、程序选择权保障机制、值班律师工作保障机制、被害人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利保障体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5391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构应当在遵循司法权运行规律的基础上,以尊重当事人意愿为前提,以简化现有的案件办理程序为手段,寻求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之目的。由于“认罪”“认罚”“从宽”三项指标的认定和考量,不仅要以案件事实为基础,还涉及不同司法机关、不同当事人主体的认识差异,把握不当,可能不仅没有起到应有作用,还会变成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蛮横司法”。笔者循着价值追溯、问题考察以及机制构建的研究思路,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理念和操作层面的双重分析,以维护当事人在适用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应有权益。
  一、人权保障: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本源探析
  (一)获得实体公正的人权保障
  公正审理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的公正裁判。就实体层面而言,被追诉人同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说明其具有认罪意愿以及承担刑事责任
  的态度,表明其具有接受司法机关处理,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社会关系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刑事责任的承担依据在于行为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本身的人身危险性。犯罪行为结束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相对固定下来,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却可能因为其犯罪后的表现继续升高或者降低。逃避处罚、毁灭证据等行为可能是人身危险性升高的表现,而认罪认罚则是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的表现。因此,适用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制度的被告人享有获得从宽处罚的实体权利,是对其人身危险性考量后的结果,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表现。
  (二)获得程序公正的人权保障
  就程序层面而言,基于程序正当的基本理念,被追诉人在受到刑事追诉时有权利获得充分的听取指控意见、表达自己意见并进行辩护的机会。因此,合乎正当程序理念的诉讼构造应当是法院居中审判下的控辩平等。[1]在此种诉讼构造中,控辩双方在审判法官主持下对在案证据充分质证、发表控辩意见,法官由此确认案件事实并适用法律。为保证被追诉一方具有足够的抗辩能力与具备国家公权力的指控方形成控辩平等,有必要赋予其特定的刑事诉讼权利,具体包括对在案证据的知悉权利,对在案证据、适用法律发表意见的权利,以及其他足以维护其自身权益不受不当侵犯的权利。
  然而,不同于国家公权力,被告人权益属于其个人私益,这种权利既可以以积极行使的方式实现,也可以以消极放弃的方式实现。可抛弃性是权利的属性之一,放弃权利本身是权利主体的一项权利。因此,在一些案件中,法律应当允许被告人放弃某些诉讼权利换取其所想得到的利益。确立这种机制可以避免这部分案件在正式审理中导致不必要的冗长和浪费。[2]既然被追诉人享有的上述诉讼权利有可能以消极放弃的方式实现,那么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就是通过要求被告人认罪认罚,进而简化部分刑事诉讼程序,为被追诉人提供更为多元化的权利行使方式,以尊重当事人的理性选择。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表面上少行使了自己原本应享有的辩护权利,但是却基于对国家司法机关的信任,来换得更为实质性的诉讼权益。因此,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不仅不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反而是在遵循正当程序原则下的理性设计,是对当事人程序公正权益的更大尊重。
  (三)获得迅速审理的人权保障
  既然在法院居中审判下的控辩平等是正当诉讼程序的常态化诉讼构造,被追诉人理应积极行使抗辩权利,来化解受到刑事指控的风险,但为什么还会自愿放弃若干诉讼权利呢?这就涉及当事人的人权保障问题,即获得迅速审理的保障。迅速审理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审查办理刑事案件应当避免不必要的拖延。[3]换言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迅速审理的权利,允许其以申请适用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方式积极行使该项权利,也可以允许其以消极不行使的方式即不认罪、不认罚来选择适用普通刑事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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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迅速审理原则并不是片面求快,否则司法可能会偏离公正的价值目标。针对不同类型案件,法庭审理案件时间应得到基本的保障,不应不加区别地人为缩减办案程序,片面追求所谓的高效率。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应确立迅速审理原则指导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选择权,由其判断适用不认罪、不认罚的普通程序或者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优缺利弊,进而作出符合案件实际情况的程序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诉讼权益。
  二、现实考察: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问题梳理
  为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6年11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范围、办案原则、建立值班律师制度、庭审的简化方式等。同时,处在试点范围内的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等十八个城市也各自制定了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标准、强制措施的适用以及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各环节的操作标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及与原有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相衔接等方面展开积极探索,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仍然不乏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争议性问题,有些问题关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关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真正落实,有必要进行统一梳理,进而明确该制度的完善方向。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程序选择权保障问题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程序选择权的保障,关系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时间以及“认罪”“认罚”与“从宽”的理解适用等问题。
  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适用范围问题。《办法》第条通过反面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禁止适用范围,同时还规定有“其他不宜适用的情形”。各地出台的实施细则也不同程度地细化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禁止适用范围。那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否有限定的适用范围?又该如何限定?
  笔者认为,应当立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来考虑这个问题。从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角度来考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放弃作无罪辩护的权利,换来从宽处罚和迅速审理的机会。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愿,既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认其罪,无原则地扩大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不能刻意去限制,有意缩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但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坦白自己罪行并且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仍然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因辩护人作无罪辩护,就剥夺被告人获得从宽处罚的机会。正如有学者论述,在认罪认罚问题上,辩护人仅是咨询者、建议者、协助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是认罪认罚的最终决定者。[4]对于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如此,认罪认罚是其固有的程序性权利,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行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就剥夺其认罪认罚从宽的选择权。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从宽是可以从宽,表明的是一种倾向,也可以不从宽,是否从宽需要到审判阶段来认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然可以选择认罪认罚来表明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仍然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可以不从宽处罚,但不代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适用该制度的选择权。
  此外,对于《办法》第条规定的前两项情形,也应作顺应立法原意的理解和适用。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于其认知能力存有缺陷,可能无法准确理解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出于保障其合法诉讼权益的考虑,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是,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精神疾病已经痊愈,恢复了完整的行为能力,则应当及时征询其是否认罪认罚的意见,保障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选择权利。同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已经成年的,也应当尊重其本人意愿,视其是否认罪认罚来决定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时间问题。有观点认为,不应限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时间,无论是侦查、审查起诉或者法庭审理阶段,只要在最终判决前都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5]也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限定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适用,体现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这一基础上的控辩量刑协商,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主要任务是全面取证,不应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否则有可能会消极取证,甚而引发威胁、利诱认罪认罚等问题。[6]笔者认为,立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程序选择权的保障,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程序性权益应当是每一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选择权。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认罪认罚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且越是在较早的诉讼阶段认罪认罚,就代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因此,不应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阶段作出限制。而且,《办法》详细规定了办案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问题。
  3.“认罪”“认罚”与“从宽”的理解适用问题。通常意义上讲的认罪认罚从宽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承认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又认可司法机关的处理建议,进而获得实体上从宽、程序上从简的处理。然而,实践中由于案件情形千差万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只承认犯罪事实,但不同意司法机关适用的罪名;也可能只承认犯罪,但不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幅度;也可能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幅度,但不认可刑罚执行方式;甚至有可能先是认罪认罚,但提起公诉后或者一审判决后又反悔不认罪不认罚。[7]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对“认罪”“认罚”以及“从宽”含义的理解。笔者认为,应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项程序性权益的角度来理解适用“认罪”“认罚”和“从宽”,认罪认罚的认定并不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司法机关的所有处理方式,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利既认罪又认罚,也有权利只认罪不认罚,也有权利先认罪认罚、后不认罪不认罚。但越早、越全面地认罪认罚并配合司法机关的处理,越能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其越有可能获得更为从宽的处理。“被告人是否认可检察机关所建议的刑事处罚,这并不影响其认罪态度的性质。被告人即便对公诉方的量刑建议持有异议,这也属于其正常行使辩护权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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