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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体系构建
【副标题】 以救济法为中心的思考
【英文标题】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ort Liability Legal System
【作者】 王利明【分类】 侵权法
【中文关键词】 侵权责任法 救济法 归责原则 构成要件 绝对权请求权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4
【页码】 3
【摘要】

我国侵权责任法应定位为一种救济法,其基本架构与体系应依如下思路进行建构:应采取多元归责原则,将过错责任作为一般条款,将严格责任、公平责任原则进行类型化分解;采“过错吸收违法”的观点,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应由损害、过错与因果关系三要件组成;绝对权请求权不应全部纳入侵权责任法中,而应将它们分置于民法典的相应部分。另外,损害赔偿制度也应在救济法的思维下进行体系建构。

【英文摘要】

China’s tort Liability law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a kind of relief law.Its basic structure and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as follow:firstly,multi—liability principle should be adopted,strict liability,fault liability and equity liability should be classified;secondly,“fault absorbs wrongdoing”should be adopted;thirdly,absolute right to claim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ort law but be put in relevant parts of civil Cod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4628    
  
  侵权责任立法是我国民法典制定工作的重要内容。在讨论立法的具体方案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侵权责任法的功能定位:侵权责任法在本质上到底应该发挥什么功能?对侵权法功能的不同认识,直接关系到侵权责任法的价值取向、体系构建、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赔偿制度等多方面制度的设计。我认为,侵权法的主要功能是救济法,全部侵权法基本架构和体系应当以此为中心来进行构建。从西方法律发展史上看,侵权法中强调以救济为核心的观念,是经过千余年发展逐渐确立的。我国目前处于侵权法的编纂与制定阶段,将救济确立为侵权法的核心理念,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吸取西方侵权法发展史的经验而做出的必要选择。本文以下的论述表明,以救济为核心的理念将有助于制定体系完备,内容适当的侵权法,也有助于透彻理解侵权法的体系与制度。
  一、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定位是救济法
  侵权责任法对侵权行为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调整,大致可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保护受害人,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害;二是惩罚加害人,惩戒加害人的不当行为。从整体上看,侵权责任法基本上融合了保护受害人和惩罚加害人这两个主要功能,两者缺乏其一,均难言完整。不过,这样的功能划分,着眼于侵权责任法实施后的基本法律功效,是一种对侵权责任法实施效果的评价。但问题在于,在制定侵权责任法时,应从何种角度切入,这将直接导致侵权责任法具有不同的规范构造。
  具体而言,不同的法律定位会影响到整体制度的功能和法律规范构建,如果将侵权责任法定位于救济法,则势必要以损害赔偿为中心,而非以惩罚加害人为中心,这样一来,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将会产生本质上的差异,进而影响到对受害人的保护程度。不仅如此,在不同的定位下,侵权责任法的类型化规定也有相当大的区别。最明显的是,如果将侵权责任法定位为惩罚法,那么,为了凸显该特性,侵权责任法肯定要坚持“自己责任”,以此为主线来设计各种具体制度;如果将侵权责任法定位于救济法,则其保护就应坚持“有损害必有救济”,从而将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侵权责任法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具体的制度设计也因此而改变。此外,尤其应当看到,从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制度设计来看,如果将侵权责任法定位于救济法,就必须强化损害赔偿的观念,并创设具体可行的损害赔偿方式、标准等制度;反之,如果将侵权责任法定位于惩罚法,则损害赔偿并不能处于中心地位,而是要更多地设计惩戒、处罚加害人制度。甚至要将行惩罚性赔偿作为侵权责任法的主要责任形式。
  我认为,在构建我国侵权责任法时,应以救济法为基点进行探讨和思考,这就是说,将侵权责任法基本定位为救济法,让该法通盘体现救济损害的基本特定和核心。正如王泽鉴先生所指出的,“侵权行为法的重要机能在于填补损害及预防损害。”[1]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
  第一,侵权责任法作为民法体系的有机部分,在基本理念上与以惩罚为基点的刑法不同。尽管从历史上看,在学科并未有明细区分之时,侵权责任法和刑法往往纠合在一起,在法律形式上难以区分,侵害他人人身或财产的犯罪行为在本质上均属侵权行为,但随着社会发展,侵权责任法和刑法有了相当明晰的区分,侵权责任法尽管还有一定的惩罚功能,但主要是救济受害人,以弥合因侵权行为而破裂的社会关系,在此意义上,侵权责任法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补偿体系的一个重要机制。在许多国家中,因犯罪行为导致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在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后,还允许受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损害赔偿,而其基础即在于侵权责任法的补偿性,由此可以看出,侵权责任法和刑法在功能上有了相当明确的分工,前者旨在救济受害人,后者则意在惩罚加害人。[2]
  第二,在民法体系中,从侵权责任法和其他民法部分的分工来看,一方面,人格权法、物权法等民法部分是权利法,以规范权利类型、行使等为主要内容,而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是在权利和法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提供救济的法,它是通过提供救济的方法来保障私权的。它调整在权利被侵害后形成的扭曲的社会关系,对受损的权利人提供补救。其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哪些权利或者利益应当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如何对私权提供有效保护?侵权责任法只有在损害后果发生之后才能发挥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立法者应当着重考虑的是,如何加强侵权法对人格权的保护力度和扩大保护的范围。[3]很多学者据此认为,侵权责任法是一种事后的法律,是对社会关系的第二次调整。侵权责任法本身作为救济法不能主动介入到某种社会关系中,换句话说,侵权责任法是权益遭受到侵害之后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核心是解决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救济的问题。另一方面,从责任的角度来看,侵权责任以损害为前提,而违约责任中的违约金责任则没有这样的要求,这也表明侵权责任法具有更强的补偿性。
  第三,从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来看,其补偿功能日益突出,从而应当将侵权责任法定位为救济法。可以说,侵权法的补偿功能是侵权法的主要功能。一方面,由于严格责任的兴起、保险制度的发展等,补偿受害人的损害成为侵权法的首要功能。在近代社会,侵权责任法坚持过错责任原则,强调对于行为人过错的追究和道德谴责。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过错责任原则的地位受到削弱,各国普遍强调二元制的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并存。而在严格责任制度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是否应受道德谴责已经不再重要,法律关注的是对受害人的补偿。正如德国学者埃塞(Esser)所言,过错责任是对不法行为承担的责任,而危险责任是对不幸损害的适当分配[4]。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日益增加,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导致风险来源的大量增加和多元化。西方一些侵权法学者提出了损失分担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出现了大量的、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例如,对生态的破坏、工业危险等等,因此,需要通过侵权责任制度来实现损失的分担,由最能够承受损失、分散损失或投保的人来承受损失。“意外的损失都要通过损失分担制度得以弥补,藉此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5]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在许多工业生产和危险作业引起损害时,很难证实致害行为本身的过错或者不法性,也很难断定行为的可谴责性,因果关系的判断也越来越困难。但是,无辜的受害人如果得不到有效补救,将严重影响受害人的正常生活,也有违法律的基本价值和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正因如此,通过严格责任的规定,以及借助于过错推定、客观过失、因果关系推定、违法推定过失、违法性要件的取消等法律技术,使得责任认定变得更为容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受害人的保护[6]。
  第四,将侵权责任法基本定位为救济法,有助于强化对受害人的保护。一方面,随着人权保护的加强,现代侵权法充分体现了人本主义的精神,其基本的制度和规则都是适应“以保护受害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尤其是在侵权法的各种功能(如补偿和制裁)发生冲突的时候,侵权法的首要价值取向仍然是补偿,而不是制裁。另一方面,现代侵权法以追求实质正义和法律的社会妥当性为目标,这就需要从维护受害人的利益考虑,尽可能地对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补救[7]。如果无辜的受害人的损失不能得到补救,则社会正义就无从谈起。以高楼抛掷物致人损害为例,在高楼抛掷物致人损害之后,因为无法查找到行为人,究竟应当由业主负责,还是由受害人自己承受该损失,目前的判决极不一致。我认为,从发挥侵权法的救济功能出发,不应当由受害人自己承受全部损失。因为毕竟全体业主与受害人相比较,业主的损失分担能力更强,由其分担损害后果更能实现对受害人的保护。
  因此,我国正在制定的侵权责任法应当以补偿为其主要功能,并从强化对受害人补偿出发,来构建整个制度和规则。但是,认识到侵权责任法在补偿损害方面的重要功能,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侵权责任法来对所有的损害加以补救,侵权责任法在补偿损害方面也存在的一些固有的缺陷,例如成本高、效率低,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取决于加害人是否具有赔偿能力等。如果完全依赖于侵权法,受害人很可能历经了长期的诉讼而仍然不能获得赔偿。另外,侵权法除具有补偿功能之外,还具有预防损害发生的功能,即通过责令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有效教育不法行为人、引导人们正确行为、预防和遏制各种损害的发生。当然,补偿功能是侵权法的主要功能,而预防功能是一种辅助功能。
  二、救济法定位下的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和侵权类型化
  (一)救济法定位下的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将侵权责任法基本定位为救济法,有助于构建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体系。古代法律制度具有民刑不分的特点,侵权法和刑法具有密切的关联,也没有严格的区分,所以谈不上独立的侵权法。从功能上看,侵权法更侧重于对违法行为的惩罚,以期维护统治秩序。在19世纪,以法国民法为起点,侵权责任法从古老的“结果责任”逐渐演变为“过错责任”。过错责任的基本功能表现为对过错行为的惩罚和对行为人的教育,过错责任原则不仅成为侵权行为法中唯一的归责原则,更成为近代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但随着20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在侵权责任法为救济法的背景下,归责原则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侵权法从单一的归责原则向多元的归责原则转化,归责原则也出现多样化发展趋势。
  侵权责任法主要是救济法,这直接关系到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的体系构建。侵权责任法以侵权责任为规范对象,而归责原则又是确认责任构成的核心问题,因此侵权责任法的全部规范都奠基于归责原则之上。归责原则既决定着侵权行为的分类,也决定着责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负担、免责事由、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方法、减轻责任的根据等。确定合理的归责原则、建立统一的归责原则体系,有助于构建整个侵权责任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在于,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过程中,究竟应当如何确定归责原则体系?我认为,侵权责任法的不同定位,就决定了相应的归责原则体系。如果将侵权责任法定位为惩罚法,那么,就应采用单一过错责任原则,强调加害人责任自负。因为过错责任的突出功能就是对过错行为的制裁和惩罚,以达到教育的目的。毫无疑问,在当代侵权法中,过错责任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归责原则,但将该归责原则单一化,不能充分救济受害人。从受害人救济考虑,我国侵权责任法有必要对适用严格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加以明确规定,并也有必要承认公平责任。这些责任本质上都是为了对损失进行合理分配和救济。因此,该法中应采取多元的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作为两项基本的归责原则相并列,而以公平责任原则为补充,以绝对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例外。无过错责任原则只是在例外情况下适用,而不应当成为独立的归责原则。
  (二)救济法定位下的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和侵权行为类型化
  按照我国学界的共识,侵权责任法应当采用一般条款和类型化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但它们各自的适用对象和范围究竟是什么,对此并未形成共识。我认为,从侵权责任法的救济法定位出发,可以考虑将过错责任作为一般条款,将严格责任、公平责任原则进行类型化分解。类型化的目的是为了归责,凡是一般条款可以解决的,就不必类型化,因此,类型化的前提是一般条款难以适用的,或者能够有助于法官准确掌握特殊的归责条件。从大陆法系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大多是将过错责任作为一般条款来规定,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正如耶林所言,“使人负损害赔偿责任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但是,即使就过错责任设置一般条款,德国模式和法国模式是存在差异的。《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采取了比较宽泛的“权益侵害”的模式,而没有像《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和第826条采取区分权益位阶并进行有限列举的方式。所以,在比较法上,常常将法国法称为单一过错条款(the single rule),而将德国法称为有限多元条款(the restricted pluralism)[8]。比较而言,我认为,法国模式更有助于受害人的救济:一方面,它没有对要保护的权益进行救济,可以将各种权益的侵害,都纳入保护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它没有对权利的类型进行限制。而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之中,列举了受一般条款保护的绝对权类型,从而使侵权法所保护的对象受到了限制。
  对过错责任之外的其他责任,之所以要进行类型化,从根本上讲,还是救济受害人的需要。严格责任能够更好的震慑和督促经营者积极采取事故防范措施,从而更好的预防和减少损害的发生[9]。如前所述,严格责任的基本功能在于,为受害人提供救济,严格责任的类型化也是救济法定位下的必然要求。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因为严格责任本质上是一种加重责任,但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才能将该加重责任正当化,“尽管责任的确定在名义上仍然是根据传统的过失概念,然而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的是,被告本身并无真正的过失。特别是,火车和汽车驾驶员承担责任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行车过程中有特定的过失,而是他们的活动所固有的危险性质,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10]在严格责任中,为了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加重了行为人的举证责任,而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负担,如核事故责任中因果关系采取推定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类型化的规定,受害人才能明确自己享有的权利,并明确责任的构成要件和免责事由,受害人也可以基于类型化的规定来主张相应的赔偿。此外,严格责任作为过错责任的例外,加重了行为人的责任,因此,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从既有的法律经验来看,严格责任主要包括:高度危险责任、环境污染责任、产品责任、物件致害责任、动物致害责任、监护人责任、雇主责任等。我国侵权责任法应当将各类严格责任的类型、责任构成要件、免责事由、赔偿范围等作详尽规定。
  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Billigkeitshaftung),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适当补偿。《民法通则》第132条是我国现行立法对公平责任原则的基本规定。自《民法通则》颁布以后,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大量援引该条来救济当事人,因此,其在实务中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项归责原则。在我国侵权责任立法中,我认为,为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仍然有必要继续确认公平责任是一项归责原则。因为无论是过错责任,还是严格责任,都无法替代公平责任原则的功能。而且,我国立法实践证明,该原则具有强化对受害人保护的独特功能,符合侵权责任法的救济法特性,因而作为归责原则被确定下来是必要的。但我认为,《民法通则》第132条采取一般条款的方式来规定公平责任,这与前述一般条款构建的思路存在冲突。尤其应当看到,公平责任的一般条款模式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的问题,一方面,《民法通则》第132条确立的公平责任的一般条款过于笼统含糊,且在该条之下也未具体列举应当适用本条的具体类型,因此不利于其在实践中的正确运用;在实务上,难免造成法院不审慎认定加害人是否具有过失,从事的作业是否具有高度危险性,而基于方便、人情或其他因素从宽适用此项公平责任条款,致使过失责任和无过失责任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规范功能,软化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体系构成。[11]另一方面,“公平”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当公平责任作为一般条款出现时,法官就可以将任何案件置于该项归责原则之下,从而给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本来应当适用过错责任或者严格责任的情形,却适用公平责任,甚至法官可以不需要当事人就过错来举证,就直接依据公平责任来确定损害赔偿,容易导致侵权责任法的诸多规则难以得到适用,“向一般条款逃逸”的问题表现得非常突出,从而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的安定性。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我认为,从强化受害人救济考虑,有必要确立公平责任,但应当通过类型化的方式来规定公平责任。公平责任的类型主要包括: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公平责任,高空抛掷物致人损害但又无法确定加害人的情况,紧急避险人造成他人重大损害时避险人承担的补偿责任等。只有将公平责任类型加以明确列举,才能为法官适用该归责原则作出正确的指引。
  我国侵权责任法应当在上述一般条款和类型化之下来构建其内容和体系。而一般条款和类型化的设计,都是以侵权责任法的救济法性质为基础的。
  三、救济法定位下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将侵权责任法基本定位为救济法,有助于构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构成要件。责任构成要件可以分为一般的责任构成要件和特殊责任构成要件,而一般的责任构成要件是一般条款之下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对此,学界存在三要件说(损害、过错、因果关系)和四要件说(损害、过错、违法性、因果关系)。特殊的构成要件,是指在类型化的各种侵权责任中的构成要件。如前所述,从保护受害人考虑,侵权责任法应当对过错侵权采一般条款模式,而对严格责任和公平责任采类型化的方式。考虑到特殊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比较复杂,此处,我仅探讨救济法定位对于一般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影响。
  我认为,在救济下定位下,应当采三要件说,也就是说,应当采“过错吸收违法”的观点,将违法性从责任构成要件中排除出去。因为违法性要件的加人,实际上增加了一个不确定的构成要件,从而增加了救济的难度。在现代社会,如果法律没有来得及规范,此时,强求违法性要件,将导致受害人所遭受的不幸损害难以受到救济。尤其是在新型侵权行为不断产生的今天,如果苛刻要求该侵权责任的违法性要件,就导致受害人难以得到救济。比较法上,法国没有采纳过错和违法性区分的理论,德国虽然采纳了该理论,但是,该国的法官具体适用时,也认为,违法性要件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被指责为空泛的概念。在采纳结果不法说的情况下,权益侵害本身就视为违法,违法性要件就实质性转化为违法阻却事由;而在采纳行为不法说的情况下,客观过失的判断标准又很难与违法性判断中的“注意义务”相区分[12]。另外,一些学者批评说,“过错”与“违法性”两个要件之间存在着无意义的同义反复[13]。从比较法上看,法国并没有采纳违法性要件,在法律适用上并没有出现困难。在我国,采纳违法性要件,将会对受害人的救济增加困难。我国没有必要照搬这一概念。例如,某人在商场购物,被停车场前的铁链绊倒,后医治无效而死亡。在此情况下,商场出于停车管理的便利,在停车场周围设置铁链,防止过路车辆出入或随意停车。此种做法并无不妥。但如果其没有设置标志,提醒行人注意铁链的存在,商场的行为也有不妥之处,应对受害人承担一定责任,但是,我们很难说其违反了法律法规。所以,严格按照违法性理论,可能使得受害人难以获得救济。违法性要件的独立会导致司法的困难,也为受害人救济增加了限制条件。事实上,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并没有仿照德国民法等立法例,将“不法”、“违法”作为侵权行为责任的构成要件。
  在采纳三要件说的情况下,由于将侵权责任法定位为救济法,也会对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损害。应当将损害作为责任构成要件中的首要要件,且要扩大侵权法可补救的损害的范围。之所以应当将损害作为首要的构成要件,是因为侵权法主要是救济法,有损害才有救济。所以,在考虑是否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时,首先必须要求受害人证明损害的发生。这也是侵权责任与绝对权请求权(如物权请求权)制度的重要之一,也是其与合同责任的分野所在。正是因为损害在责任构成要件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国侵权责任法应当以损害赔偿为中心,而且在制度设计上应加大对损害赔偿制度内容的规定。
  从强化对受害人救济考虑,我国侵权责任法立法有必要扩大可补救的损害的范围。我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①损害不仅包括财产损害、精神损害等非财产损害,在当代,“损害”这一范畴,从传统的实际损害、现实损害的观念,已经发展到涵盖了潜在和未来的损害[14]。②就财产损失而言,不仅包括对财产权利侵害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而且包括对人身权利侵害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以及侵害各种利益造成的财产损失,例如,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引发的财产损失、纯粹经济损失、因不正当竞争而导致的损害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代社会权益损害现象之重心,业已由传统个人间之主观侵害,移转到危险活动之损害事故,其间亦确有许多传统之归责原理,未能加以合理说明,而且非诉诸足以配合新社会事实之法理,既不克发挥侵权法填空损害之社会功能,亦根本无从达成其所欲实现之正义观念者”。[15]③就精神损害而言,侵权责任法救济的精神损害不仅包括对人格权的侵害,还包括对身份权的侵害,甚至特殊情况下的财产权侵害(如精神象征利益的物品的损害)和震惊损害(如亲眼见亲属出车祸的损害)。④在当代,“生态损害”的概念也被纳入损害范畴,未来潜在的损害也可以获得赔偿,这正是侵权法预防功能的突出体现。在比较法上,一些国家通过扩张损害的概念,从而使侵权责任法展现出创设和生成权利的功能,例如,法国法正是得益于损害范畴的扩张,才实现了对人格权的保护[16]。
  需指出的是,我所说的损害主要是因为侵害权利和利益而引发的后果,是否可以将损害等同于侵害权益本身,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损害是指侵害权益的后果,而不包括侵害权益本身。
  第二,过错。过错是各国侵权法中重要的责任构成要件。它作为责任的构成要件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体现了对行为人的道德谴责,具有教育和惩戒的功能,二是具有补救的功能。但由于侵权法越来越成为补救法,所以,过错要件也向补救方面倾斜。一方面,过错的判断应当采取客观化标准,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我国侵权责任法应当采取客观化的标准。所谓过失的客观化是指,在对侵权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进行判断和认定时,采取一个客观的外在的行为标准来进行衡量与判断。如果行为人符合该标准就认定其没有过错,否则就认定其具有过错。这一点不同于19世纪侵权法中过失的判断标准。在19世纪,过错被认为是主观的概念,是指行为人个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欠缺,此种过失也被称为“人格过失”或“道德过失”。[17]过错的客观化,反映了侵权责任从对加害人道德的谴责,转向要求行为人遵循特定的行为标准,从而强化了对受害人的救济。另一方面,过错应当吸收违法性。过错吸收违法性的作法,不仅避免了违法性和过错区分的困难和重复,而且,减少了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从而有利于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在过错的举证责任方面,侵权责任法上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救济受害人的趋势。例如,在举证负担方面,采用“表见证明”、“事实自证”,甚至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此外,由于侵权法中的损害赔偿受交易法则影响较大,受过错程度的影响不大。过错对于赔偿的影响甚小,赔偿越来越表现为对应于损害;这就意味着,即使只有一个很小的过错,但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损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仍然会很高;反之,如果加害人犯有比较严重的过失,但是造成的损害非常轻微,则赔偿责任可能会很小。总的来说,由于侵权法强调补救,过错虽然是责任构成的重要要件,但是,过错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但有学者声称“过错已经死亡”,这一说法未免有失偏颇[18]。此种观点虽然看到了侵权责任中过错要件重要性降低的趋势,但是,完全忽视该要件的重要意义,则未必妥当。
  第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因果关系作为责任构成要件,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责任的成立、排除责任的承担、确定责任的范围。在19世纪,因果关系在限制责任成立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限制责任的承担,从而保障行为自由。但是,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发展,因果关系要件朝向有利于救济受害人的方向发展。在现代社会,风险加剧,尤其是大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各种危险事故中因果关系的判断越来越复杂,危险活动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对过错的认定和因果关系的认定的困难。受害人经常距离损害发生的原因比较遥远,或者因为技术上的障碍、信息不对称、经济实力等原因而造成举证的困难,受害人往往难以确定损害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所以,侵权法中因果关系理论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强化了对受害人的保护。例如,尽管大陆法系国家仍主要采取相当因果关系说(Adaquanz theorie),但是也以法规目的说(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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