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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金陵法律评论》
中外妇女权益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
【副标题】 以妇女的教育、劳动和参政等权益为视角【作者】 谢冬慧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分类】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中文关键词】 教育权 劳动权 参政权 法制化【期刊年份】 2007年
【期号】 2(秋季卷)【页码】 142
【摘要】

妇女作为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初却没有取得与男子同等的权益,为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率先掀起了争取权利的运动,最终建立了维护妇女权益的保障机制,并且对其它国家及其地区的妇女维权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国家及其地区的妇女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历史、传统的不同,在有关妇女的受教育权、劳动权和参政权益等方面的规定,不尽相同,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其中较为成功的做法,以便对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有所启迪和借鉴。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4597    
  
  妇女权益,是指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涉及妇女的受教育权、劳动权、参政权益等,直接体现为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建国后,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妇女的以上权益得到一定的制度保障。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男女平等原则在竞争中发生了倾斜,妇女在就业等方面的问题显现出来,妇女权益受损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它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作保障。一个国家,其法律制度对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保护水平,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法制水平和文明程度。即使是在对妇女态度一贯低调的斯里兰卡,也在宪法的一项包括性别在内的一般不歧视性条款之后,规定:本条款之任何规定不得阻碍旨在改善妇女、儿童和残疾者地位的法律、次级立法或行政原则的规定。[1]可以说,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大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妇女权益的实现和保障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人权状况和综合发展的重要指标。”[2]目前,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努力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进行了相应的立法,采取了积极的措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探讨,它将对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有所启迪和借鉴。
  一、保障妇女的受教育权:妇女权益保障的基础
  受教育权是指公民有从国家获得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以及获得接受文化教育的物质帮助的权利。[3]受教育程度是决定一个公民社会地位的前提和基础。在任何国家,妇女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她的劳动乃至参政权益的实现。但是,受教育程度与各个国家在保障公民接受教育的机会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女性之所以在与男性进行就业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整体上讲她们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都低于男性。”[4]可见,保障妇女受教育权的实现至关重要。
  (一)中国妇女受教育权实现的制度保障
  为了保障妇女受教育权的实现,我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妇女的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早在1949年出台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指出妇女在文化教育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接着1954宪法及现行宪法都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作为保障妇女接受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除了宪法以外,我国的其他法律法规在保障妇女接受文化教育方面作了专门规定。1986年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它为女性儿童接受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1988年的《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强调:凡十五周岁的文盲,半文盲公民,除不具备接受扫盲教育能力的以外,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均有接受扫除文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当时,我国有近2亿文盲,其中妇女占70%,国家开展的扫除文盲工作,使一大批文盲、半文盲妇女有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后来,《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规定》等教育法规都对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作了相应的规定,为妇女接受继续教育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特别是1992年通过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后来制定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在贯彻宪法精神和上述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专章规定了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为我国妇女接受教育提供了较为全面、具体的保障性规定:第一,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负有保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义务;第二,政府、社会、学校负有保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职责;第三,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妇女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权利;第四,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组织妇女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采取了有效措施,从办妇女识字班到制定“春蕾计划”,逐步提高妇女受教育的比率,并且认真付诸实施。
  (二)外国妇女受教育权实现的制度保障
  首先,韩国与日本在保障妇女受教育权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的男女学龄均达到90%以上,实现了小学六年制义务教育。日本在20世纪之初,即有71~73%的女孩都能上小学,1930年,男孩与女孩的入学率几乎都达到100%。这些与两国国内有关妇女教育的制度和措施也是密不可分的。韩国现行政府建立之初,就在其国家宪法中规定:“全体公民有权按照他们的才能接受同等的教育”。随后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政策法令,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公民不论性别、年龄或者阶级都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改变了早期韩国只有男子才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5]
  而日本政府更注重从制度上保障妇女受教育权的实现。教育方面的专家认为,“日本人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这与日本的教育制度不无关系。日本的现代教育制度虽然是明治维新之后确立的,但已基本形成了重视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传统。”[6]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自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妇女教育工作。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建立本国的教育体制,极力鼓励女子入学,并且先后建立了女子师范等私立女子学院。“二战”后,在美国教育体制的影响下,日本社会确立了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从此,日本妇女进入高等教育的渠道也畅通无阻。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针对落后地区和弱势人群,采取特殊的教育政策和教育立法:例如,195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关于国家援助就学困难儿童和学生的就学奖励的法律》,规定由国家在预算范围内援助因经济缘故而就学困难的儿童和学生;1954年制定并于1985年修订了《偏僻地方教育振兴法》,并制定了《偏僻地方教育振兴法施行令》和《偏僻地方教育振兴法施行规则》保障该法律实施。此外,日本还专门制定了《孤岛振兴法》和《大雪地带对策特别措施法》,对国家给予落后地区财政支持做出了规定。[7]在这种特殊的制度之下,日本贫困地区的女童入学、妇女教育等问题得到了迅速、圆满的解决,日本妇女的受教育权因制度上的保障,而得以充分实现。
  其次,欧美国家在妇女教育制度上开世界之先锋。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法律上予以确认并制度化的历史,源自于欧美国家。“最早把受教育权作为权利写入宪法的是在1791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宣言》的发展,使‘教育机会均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理想与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已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活动的必然趋势。”[8]几乎与法国并驾齐驱,德国的妇女教育也起步较早。“18世纪以来,妇女的教育问题在德国开始受到某些教派和中产阶级上层人士的关注,社会上也出现了女子中学。”[9]随后,德国政府加紧制定教育政策,开展教育立法,其中力倡男女教育机会平等。虽然“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最初都是为男子所设而拒女子于门外”[10],但在1900年-1908年,德国妇女逐渐赢得了与男性同等的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权利。
  19世纪30年代,在第一次欧美运动的鞭策之下,美国首次出现了男女同校的学院和单独设校的女子学院,美国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已处于世界前列。美国妇女接受教育的辉煌历史同样离不开政府相关制度与政策的保障。美国教育政策关注教育公平,追求教育机会公平,追求教育资源分配公平,追求公众参与决策的公平以及对弱势群体教育给予补偿。二战后,美国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律,确保男女教育机会的公平与均等,使美国妇女获得成功的教育权益。
  欧美国家还注重把制度落实在具体措施上。例如,德国政府将提高妇女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的比例作为目前和今后职业教育的一个重点。德国总理施罗德和DGB也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经济界勇于承担妇女教育的社会责任,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机会给那些希望参加培训的青年妇女。德国政府还提出自己建立培训中心,并加强那些由自己出资或出资资助的企业培训中心的建设。为确保教育机会均等,德国政府最大可能地帮助那些在物质、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处于不利境地的公民,特别是妇女,使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培训,帮助他们实现对生活的向往。“谁都不会因为无钱而不能接受教育和培训”,这是联邦政府对国民作出的承诺。为此,德国政府从2001-2005年拨款1.05亿马克,用于改善不利群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问题。而且,在欧美国家,还形成了以女性的视角来体验、考察、解决教育问题的理念——女性主义教育(Feminist Education),这种教育新思想在西方教育领域独树一帜。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教育思想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教育活动的榜样,其影响越来越大。谨防骗子
  (三)比较
  综观中外妇女受教育权保障制度,不难发现:各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均强调男女教育机会的均等,从总体上保障了妇女受教育权的实现。但是,中国妇女教育的社会思想基础、制度内容,有别于上述发达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贫困地区妇女的受教育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如何解决,不妨借鉴日本政府的针对落后地区和弱势人群的“特殊教育制度”。此外,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政府财力有限,也给国家保障妇女教育带来一定障碍。在这里,德国政府与企业界的联合,多方筹措资金,支持妇女教育与培训的措施,又给我们以某种意义的启发。
  二、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妇女权益保障的关键
  妇女受教育权的实现程度为其获取劳动权等其他权益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劳动权益是公民基本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是指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在劳动关系方面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包括劳动就业权、获得报酬权、劳动保护等内容,它是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关键。与受教育权的状况一样,各国妇女的劳动权益大都经历了性别歧视到政府保护的过程。但是,在保障制度及措施的选择上,各国的做法有所不同,其中不乏借鉴之处。
  (一)中国妇女劳动权益保障的现状
  我国妇女劳动权益保障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倍受党和政府的关注。《共同纲领》及历次的《宪法》都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据此,国家和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妇女劳动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从而在立法上保障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实现妇女的劳动权利。有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30年间,中国政府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对女性就业采取了系统的保护措施。”[11]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更是加大了妇女劳动权益保障的立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妇女劳动就业权的保护。首先,在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下,现行《劳动法》、《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规定,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和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凡适合妇女从事劳动的工种,应当招用女工。其次,在《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三部法律文件中,都明确了一点:任何单位不得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为由,辞退女职工或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第二,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对此,从《宪法》到《劳动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均有所反映,即同等的劳动应领取同等报酬,在工资的定级、升级和工资调整中,女职工和男职工应当同等对待,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其基本工资。第三,合理安排女职工的工种和岗位。我国政府在劳动立法中,特别注重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从女性身体结构和生理机能出发,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合理安排女职工的工种和岗位,确保不影响女职工的身体健康。第四,对女职工实行四期保护。针对女职工生理机能的变化,上述法律文件都明确规定在女职工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间给予特殊保护,并且要求女职工比较多的单位应当建立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保健制度,配备保护设施。
  在法律制度的保障和政府的积极支持之下,我国女性就业人数飞速增长,建国初期,我国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11.68%;到1997年,城乡就业女性占就业人口的46%,女性职业覆盖率达100%。[12]鉴于此,有人认为:“中国女工劳动权益的保护历来被认为是好的,中国女性的地位也是相对高的。”[13]然而,这只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妇女就业状况,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女性就业面临严峻形势,从就业机会、劳动条件到劳动报酬等方面受歧视的例子不胜枚举。根据“五普”南京市人口10%抽样调查数据,对南京市失业人口状况作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女性群体在就业上处于明显弱势,其中25~45岁女性失业比例显著高于男性。而在失业后寻求再就业过程中,女性的困难又远高于男性。[14]社会学者认为,“男女不平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十分丰富,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和深化。”[15]这里的“经济方面”主要指由于劳动权的不平等而带来的经济发展条件方面的不平等。
  我国政府针对这一局面,曾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制定和通过了保障女性就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以法律手段规定各行业或企业接受女性就业的比例,将女性的就业弱势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可见,我国政府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关注妇女的劳动权益,并且使妇女劳动权益的保障制度化,为妇女劳动权益的实现扫清了障碍,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注入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活力。
  但是,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极端丰富,各类单位有较大的用人自主权,尤其是随着私人企业的增多,诸多因素使我国女性的就业处境非常不理想。现阶段“女性就业、再就业难,女大学生就业也难”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许多企业对女职工的劳动保护措施薄弱,许多企业担心用女职工增加负担而不愿用女职工;有些企业以结婚、怀孕、生育、哺乳为由任意辞退女职工,安排女职工从事禁忌性的劳动。这种状况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妇女劳动权益的实现。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值得我们深思。
  (二)外国妇女劳动权益保障的典范
  劳动权益是西方社会工人斗争的成果,因此,首次最早将劳动权写进宪法的是西方,德国于1919年将劳动权写入了《魏玛宪法》。后来为其他国家宪法所效仿。例如《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59条规定:“所有人都有劳动的权利。”《意大利宪法》第35条规定:“共和国保护一切形式的劳动”。《希腊宪法》第22条规定:“劳动是一种权利,受国家保护。”《日本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民均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16]从这么多国家宪法的规定来看,妇女的劳动权早已成为法律所保护的对象。
  随着各个国家的发展,都将妇女权益保障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以欧盟为例,欧洲是世界妇女运动的发源地,争取平等的劳动权益,历来是欧洲妇女运动的重心。20世纪50年代末,欧盟签订了罗马条约,该条约119条“确保同等工作同等付薪原则”[17],从而拉开了保障妇女劳动权益的序幕。随后,欧盟妇女的就业率和劳动收入明显上升,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改观。70年代,欧盟颁布了平等付薪、平等待遇的三个女性权益保护法令,为欧盟的女性劳动权益保护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制度基础。80年代,欧盟对女性劳动权益保护开始制度化,并成立了一些专门的妇女机构,加强对妇女的包括劳动权益在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进入90年代后,欧盟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式试图运用更强的经济和法制的力量保护女性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欧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有许多坎坷和挫折,但关于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日臻完善,保护范围和内容也在不断扩大。”[18]
  欧盟国家在保护妇女劳动权益方面,主要采取了三种做法:即加强立法、注重政策、开发项目。首先,欧盟国家为了更好的维护妇女的就业权益,加大了各自劳动立法的力度,其中赋予女性广泛的就业权,禁止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如有违反者,依法处罚。由于法律的强制力和威慑力,使用人单位及雇主不敢随意拒招女性工作人员,在给予女工的劳动待遇方面也不敢另做打算。其次,欧盟国家注重向女性劳动者提供政策上的优惠,主要由政府对女性就业者降低税收、增加女性就业岗位、免费为女性提供就业培训等,还有挪威、瑞典、希腊等国对于那些安置女职工多的企业,在税收上予以一定的优惠,以鼓励企业吸纳女性就业。这些政策无疑为女性劳动权益的实现创造了条件。此外,“欧盟对女性劳动权益的政策保护,除了借用法律效力之外,多与开发项目捆绑在一起,以项目作为政策实施的载体”。[19]这也是欧盟国家保护妇女劳动权益富有特色的做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为妇女争取新机会”和“结构基金”两个项目。这些项目为女性提供一体化服务,使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竞争弱势的女性获取一定的帮助,实现就业,取得经济地位。
  同我国相类似,近年来欧盟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妇女成为新增劳动力的同时,女性失业问题也更为突出,例如90年代末,欧盟15国的女性平均失业率在12%,男性只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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