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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论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对罚金数额的影响
【作者】 王志祥【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罚金刑;财产状况;犯罪情节;罚金数额;天价罚金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2)04-0061-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4
【页码】 61
【摘要】 我国刑法典将犯罪情节规定为影响罚金数额的唯一因素,司法解释将犯罪人的财产状况纳入影响罚金数额的因素的范围。在罚金数额的确定过程中,在犯罪情节之外考虑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是实现罚金刑刑罚目的的必要举措,是克服罚金刑存在的固有缺陷的重要手段,为罚金刑的顺利执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决定罚金的数额时,应当以犯罪情节为主要依据,而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只不过是需要附带考虑的因素。我国晚近的两起“天价罚金”案分别从正反两个角度提供了关于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对罚金数额影响的极好的标本。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959    
  确定罚金数额是罚金刑裁量的重要内容。关于罚金数额的影响因素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中长期存在着争论。我国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刑法典中关于罚金刑裁量原则的规定仅仅提及在判处罚金时,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而均未涉及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对罚金数额的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颁布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但是,司法解释的颁布并未使我国刑法理论中长期存在的关于确定罚金数额的影响因素问题的争论得以平息。
  一、罚金数额影响因素的四种立法例
  从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关于罚金数额的影响因素,存在以下四种立法例:
  一是根据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决定罚金数额。这种立法例以瑞士刑法典为代表。瑞士1996年修订的联邦刑法典第48条第2项规定:“法官根据行为人的具体情况确定罚金的具体数额,罚金的缴纳要使行为人感到痛苦并与其罪责相适应。”“对行为人具有重要意义的具体情况主要是收入、财产、家庭状况、家庭义务、职业和薪水、年龄和健康状况。”[1]
  二是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这种立法例以我国刑法典的规定为代表。在域外立法中,与我国刑法典规定相类似的规定极为少见。
  三是综合考虑犯罪情节、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决定罚金数额。这种立法例为很多国家的刑法典所采用。比如,俄罗斯联邦立法委员会第61次修订后的《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第46条第3项规定:“罚金刑数额,由法院参考已然犯罪的严重性程度与被判刑人及其家庭的财产状况、被判刑人能够获得的工资与其他收人情况予以裁定。法院可以参考以上情节,判处在三年期限内以固定数额分期予以缴纳的罚金刑。”[2]根据意大利于2006年3月16日修订的刑法典第133 -2条的规定,在确定罚金的数额时,除犯罪的严重程度外,法官还应当考虑犯罪人的经济条件。[3]
  四是首先根据犯罪情节确定应缴纳罚金的“日数”,然后根据犯罪人的财产状况确定每日应缴纳罚金的数额,据此再合计应缴罚金的总额。此种立法例为采用日额罚金制国家的刑法所采纳。如根据法国1994年3月1日生效的新刑法典第131-5条的规定,对于当处监禁刑之轻罪,法院可以宣判日罚金刑。日罚金是指被判刑人在一定天数之内按日向国库支付一定的款项。款项总额由法官确定。每日交付的罚金数额视犯罪人的收人与负担而定,但不得超过300欧元。支付罚金的天数依据犯罪情节确定,但不得超过360天。[4]
  二、罚金数额的影响因素在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中的演变
  在我国,罚金数额的影响因素体现在刑法典关于罚金刑裁量原则的规定中。自建国后一直到1979年刑法典颁行前的这段时间,我国先后拟订的刑法典草案共38稿。在这38稿中,对于罚金刑的裁量原则,从1956年11月12日的第13稿一直到1979年3月31日的第36稿都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和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决定罚金数额。”但是,在1979年5月12日的第37稿和第38稿中,上述关于罚金刑裁量原则的规定被修改为:“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5]这一修改后的规定被原封不动地纳入我国1979年刑法典第48条。
  在刑法修订研拟过程中,有实务部门提出,1979年刑法典第48条关于罚金刑裁量原则的规定过于笼统,给审判工作带来不少困难,还容易造成决定罚金数额的随意性。因此建议将本条规定修改为:“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和犯罪人的实际经济情况,决定罚金数额。”在最初的刑法修改稿本中,立法工作机关曾一度采纳了上述主张。如1988年12月25日的刑法修改稿第48条即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和犯罪分子的经济情况,决定罚金数额”。但是,立法工作机关在其后的一系列刑法修订稿本、修订草案中均维持了1979年刑法典第48条的规定,没有再作任何修订的尝试。[6]由此,1997年刑法典第52条沿用了1979年刑法典第48条的规定。
  在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该法第52条所体现的将犯罪情节作为罚金数额唯一确定根据的精神一度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同。如1999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凡法律规定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均应当依法并处,被告人的执行能力不能作为是否判处财产刑的依据。确实无法执行或不能执行的,可以依法执行终结或者减免;对于法律规定有罚金刑的犯罪,罚金的具体数额应根据犯罪的情节确定。但是,200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财产刑规定》)在罚金数额的影响因素问题上改变了立场。根据《财产刑规定》第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
  根据拟订《财产刑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士的介绍,之所以规定人民法院在决定罚金数额时,除了要考虑犯罪情节外,还应当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是基于以下考虑: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看,如果仅简单地根据犯罪情节确定罚金数额,往往难以有效地惩戒犯罪分子,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一部分犯罪分子因能轻松缴纳罚金,而感受不到财产刑对其经济上的惩戒作用;一部分罪犯因没有财产无力缴纳罚金,导致罚金刑的判决成为“空判”,对人民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造成不良影响。在确定判处罚金的数额时,在考虑犯罪情节外,还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有利于维护人民法院判决的严肃性,使财产刑发挥其应有的刑罚效果。[7]
  三、我国刑法理论对罚金数额影响因素在认识上的分歧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对于罚金数额的影响因素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即使在《财产刑规定》将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明确纳人罚金数额的影响因素之后也未得以平息。争论的焦点恰恰在于在决定罚金数额的过程中犯罪分子财产状况的地位问题。对此,大体上看,存在着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类观点认为,应当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将犯罪情节作为确定罚金数额的唯一依据。支持这类观点的理由主要有:(1)我国1997年刑法典第52条规定“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这是合理的,完全符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决定刑罚轻重的原理。相反,如果是根据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来决定罚金数额,那就违反了这一处刑的基本原理,并且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冲突。[8]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要求“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因此,在确定罚金数额时,参考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是有悖于法理的。[9](2)行为人的经济状况也可以作为犯罪情节之一加以适用。如就盗窃罪中罚金刑的适用而言,当一个家庭十分贫困、没有钱给自己孩子看病,也无处借钱的父亲,去偷某工厂的一些废旧金属去贩卖时,或者当一个家庭十分富裕的人,闲着无聊,以偷别人的钱包取乐时,他们的经济状况就可以作为犯罪情节而作为法院决定罚金数额的依据。[10](3)考虑到犯罪人支付能力来确定罚金数额在司法操作上是不可行的,因为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法治的推进,私人所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财产的保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在支付能力的确认上存在着现实的困难和标准不一的问题。[11]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犯罪人财产状况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其支付罚金的能力,并进而影响了罚金刑的适用和执行效果,因此,在决定罚金的数额时,除考虑犯罪情节之外,还应当考虑犯罪人的财产状况。但这类观点也并非铁板一块。在这类观点的内部,根据犯罪情节和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在决定罚金数额中的地位,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确定罚金数额时,应当以犯罪情节为根据,并适当考虑犯罪人缴纳罚金的能力;[12]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犯罪情节和犯罪人的经济状况对罚金数额确定的作用没有轻重之分,二者应该是并驾齐驱的。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既不宜成为一个首要因素,也不宜作为一个参考因素。[13]
  四、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在罚金数额确定过程中应然地位的分析
  在罚金数额的确定过程中,除考虑犯罪情节之外,应当考虑犯罪人的财产状况。主要理由是:
  其一,在罚金数额的确定过程中,在犯罪情节之外考虑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是实现罚金刑刑罚目的的必要举措。罚金刑以通过剥夺犯罪分子一定金钱的方式来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刑罚目的与刑罚的严厉性密切相关。刑罚的严厉性是指对犯罪者给予足够的惩罚。从形式公正的角度而言,在罚金刑裁量的过程中,人民法院仅根据犯罪情节的不同决定对犯罪分子适用多大数额的罚金即已实现了刑罚的目的。然而,罚金刑是一种财产刑,其严厉性既取决于罚金数额的多少,也取决于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正如意大利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罚金的严厉程度与受刑人财力的大小密切相关:对有钱的富商来说是九牛一毛的同一数额,对靠菲薄的退休金度日的人来说就可能是个天文数字。[14]基于犯罪分子财产状况的不同,即使对于犯罪情节相同的犯罪分子而言,对其判处同样数额的罚金刑,其内心感受也是不一样的,罚金刑的适用效果也因此有所不同,这自然会妨碍罚金刑刑罚目的的实现。以盗窃罪为例,两个犯罪分子以同一手段分别盗窃了1万元财物,两人的犯罪情节相同,但财产状况截然不同。根据刑法典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这两个犯罪分子均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处1万元罚金。对于经济条件极好的犯罪分子而言,1万元对其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1万元罚金的执行并不会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生活状况,也不足以促使其反省犯罪行为,达到威慑其心理、警戒其以后不再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而对于经济状况极差的犯罪分子而言,情况则可能截然相反:1万元的罚金可以大大影响其生活状况。该犯罪分子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财产支付该项罚金而使其和家人的生活陷入窘境,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即使其辛勤劳动,也无法在短期内摆脱贫困。这就为其再次犯罪埋下了伏笔。因此,在罚金数额确定的过程中,仅仅以犯罪情节为依据,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是远远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应充分考虑到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对罚金数额的影响。在犯罪情节相同的情况下,对于经济状况较好的犯罪分子判处较重的罚金刑,而对于经济状况较差的犯罪分子判处较轻的罚金刑。这样,便可以使犯罪情节相同的犯罪分子在面对轻重不同的罚金时也能够产生同样的内心感受,罚金刑的适用效果由此得以保障,罚金刑的刑罚目的由此得以实现。对此,我国台湾学者指出:在量定罚金刑时,参考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根据贫富不同而对罚金额有所区别,才能使罪犯产生同等刑罚之感受性,而能达到犯罪预防之效果。[15]
  其二,在罚金数额的确定过程中,在犯罪情节之外考虑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是克服罚金刑固有缺陷的重要手段。作为种财产刑,罚金刑既具有经济性、可分性、易纠正性等其他刑种不可比拟的优势,也具有先天的缺陷:其历来因为可能株连无辜、造成同罪异罚、导致以钱赎刑等弊端而饱受质疑。应当看到,任何一种刑罚处罚方式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从不同角度出发,每一种刑罚处罚方式都具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完全无视这些缺陷是不可取的,基于某些缺陷的存在而完全排斥某种刑罚处罚方式的适用无疑也只能是饮鸩止渴。在罚金刑的适用过程中,既应当看到该制度存在的诸多优势,也要正视其在裁量和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缺陷。在适用过程中尽量避免这些缺陷,才是提高罚金刑适用效果的良方。不同的刑罚方法,其适用效果会因人而异。自由刑可能因为犯罪人的健康状况不同而使判处相同刑期的不同犯罪分子产生不同的感受,而财产刑则主要是基于犯罪人财产状况的不同而对不同的犯罪分子产生不同的影响。罚金刑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很多也都是因为犯罪分子财产状况的差异引起的。因此,在罚金刑裁量的过程中,为将罚金刑的种种弊端降到最低,就有必要考虑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
  其三,在罚金数额的确定过程中,在犯罪情节之外考虑犯罪人的财产状况为罚金刑的顺利执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此,有论者认为,犯罪人支付能力的大小导致的罚金刑执行困难应由完善良好的执行制度来解决,而不可超越执行阶段由裁量来解决。[16]在笔者看来,固然,在1997年刑法典第53条[17]有关分期缴纳罚金和减免罚金的规定中,法律已承认了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对罚金刑执行的影响。这可以看作是立法者为解决罚金刑的执行困难问题而在罚金刑的执行制度上采取的举措。但是,问题在于,罚金刑的立法、裁量和执行是一个系统完整的过程。罚金刑的立法是裁量和执行的前提和基础,而罚金刑的执行则是立法和裁量的最终目的。罚金刑的裁量将罚金刑的立法与罚金刑的执行紧密相联;罚金刑裁量过程的顺利运行不仅能将有关罚金刑的立法落到实处,也为罚金刑的顺利执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罚金刑裁量的过程中,如不考虑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判处罚金的数额超出其经济能力的承受范围,便会造成犯罪分子难以甚至无法执行罚金刑,这不但使罚金刑适用的目的落空,无法起到其应有的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也难以使已经作出的判决得到落实,严重损害刑罚的威信以及判决的权威。比如,根据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课题组对本院2004-2008年间审理的所有适用财产刑犯罪案件的相关统计资料所进行的集中统计分析,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起诉的证据材料中普遍不包含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或收人状况的证明,另一方面法官也较少考虑财产刑判决的执行可能。忽视对被告人个人财产状况进行查明并将之作为裁判依据,造成了对被告人财产状况不清的状况,给执行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18]基于此,鉴于犯罪分子财产状况对罚金刑执行效果的影响,在罚金数额确定的过程中,考虑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上述支持将犯罪情节作为确定罚金数额的唯一依据观点的三点理由均经不起推敲。(1)单纯地依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忽视了罚金刑与生命刑、自由刑之间存在的差异,只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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