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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从“山杠爷”的悲剧看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困境
【作者】 马岭【作者单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分类】 法律教育【中文关键词】 法治人治 道德 经济基础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5
【页码】 28
【摘要】

影片《被告山杠爷》中乡土社会代表人物山杠爷的悲剧性结局,引发了我们对实现法治所必须具备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与道德、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等问题的思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9335    
  
  电影《被告山杠爷》讲述了堆堆坪村支书山杠爷“治村有方”却触犯了法律,成为被告的故事。该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其表现出的法律与现实的冲突,法的“不近人情”、“不通人性”,使许多人深受震撼,他们困惑不解,甚至忿忿不平:为什么法律不去惩罚贪官污吏、地痞流氓,却将山杠爷这样具有高尚品行的人逮捕入狱,法律究竟意义何在?看完影片,有不少人为山杠爷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也有人谴责山杠爷的家长式作风;对其那些行之有效但却违法的“土办法”,有人喝彩,有人反对,也有人表示理解;对山杠爷的结局,有人潸然泪下,有人扼腕叹息……山杠爷的故事的确令人沉重、酸楚,却又回味无穷。更重要的是,他的悲剧性结局留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一、法律与经济
  山杠爷所在的堆堆坪村远离城市,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生活节奏缓慢,是一个典型的乡土社会。而这种农业经济就决定了堆堆坪不可能产生现代的法治观念和人权观念,山杠爷的传统治理模式恰恰与这种小经济的生产方式相吻合,这是村民们认可山杠爷、服从山杠爷的重要原因之一。山杠爷及其村民对法律的无知、对人权的漠视是十分自然的,毕竟法律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存在,因而堆堆坪根本还不具备“法治”这棵大树生存的气候和土壤。
  既然法治在这里没有经济基础,实行法治是否还有必要?山杠爷的治理方式与民俗民风是那么契合,为什么不能保留?检察官们强行将法制带人堆堆坪,但他们的语言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们讲出来的“理”显得是那么古板不切实际,他们给堆堆坪带来的不是秩序,而恰恰是对原有秩序的破坏。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法制在这个小山村所起的作用,它维护了正义?它主持了公道?都没有!
  但是,如果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堆堆坪是否会一直这样封闭下去?山杠爷的权威还能维持多久?要知道,外出打工的村民带回来的不仅是钱,还有外面的新思潮、新观念;山杠爷的小孙子从学校学到了法律知识,已经对爷爷的作法提出了质疑;整个国家改革的大潮或迟或早总要冲击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因此,堆堆坪不变是不可能的,变是绝对的。朝什么方向变?商品经济,民主法制,自由开放……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问题是,堆堆坪应该从哪里开始变?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应该从经济基础变起,由经济基础带动上层建筑,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产生民主与法治体制。然而在堆堆坪,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依旧,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未有什么变化,现代文明的法制却强行进入了。这法制在堆堆坪没有根基,所以它才显得那么巷白,那么难以被接受。
  面对中国许许多多的堆堆坪,我们应该怎么做?发展经济当是首要任务,只有当商品经济取代农业经济,人们才可能真正接受法治,接受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一言九鼎的人治传统才能结束。
  但是,发展经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不可能完全同步,当二者不协调时,可能出现经济无序或法律无奈。何况各地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完全均衡,那么像堆堆坪这样相对落后的地方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其法律意识的产生可能根本上不是源自市场经济,而是完全来自于外界的灌输和移植,“水土不服”自然难以避免,因而制度和观念的冲突会异常尖锐。这是改革的副产品,也是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因此西方有人把中国比作是世界的“堆堆坪”,此比是不恰当的,但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法律的大规模移植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时有发生,这种碰撞有观念和传统上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经济上的原因。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其民主法治与市场经济是大体协调一致的(但历史上也曾有过尖锐冲突)。而在中国,市场经济还在建立的过程中,小农经济并没有完全消失,在这样的基础上试图全面建立法治社会必然会出现秩序的暂时混乱和法律的尴尬。
  二、法律与道德
  许多观众认为山杠爷的行为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却符合道德,严惩虐待婆婆的媳妇、酗酒殴妻的恶棍、抗交公粮的无赖,都是伸张正义之举,不但天经地义,而且大快人心!山杠爷及堆堆坪的村民们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是道德而不是法律,因而维持堆堆坪社会秩序的也是道德而不是法律。
  山杠爷及其村民们的道德观无疑是“传统”的,虐待、殴打老人是最不能容忍的恶行,因此给予了最严厉的制裁——捆绑游街,这在一个封闭狭小、好面子、重口碑的熟人社会里,游街等于让其名誉扫地,无脸见人;其次是打老婆的酒鬼,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关几天禁闭理所当然;对于抗交公粮的“刺头”,山杠爷虽也将其关了禁闭,但暗中又给他送糖水喝,说明山杠爷并不想罚他太重,只是为了杀一儆百,使交公粮的任务能顺利完成;至于私拆他人信件,那是为了招回劳力务农,目的正当,手段无关紧要,也不算什么事……在这种传统的道德观里,有其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惩恶扬善的正面因素,但更多的是蔑视人权、轻视程序、以恶治恶的负面影响。它认为对于刁汉泼妇就是要用严刑峻法,跟他们不能讲什么“人权”,也无需什么“正当程序”。这让我们想起“文革”,“批倒批臭”、“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一回事,山杠爷是惩治坏人,“文革”是迫害好人,然而“文革”中的暴行不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对“坏人”实行的吗?只要是为了“革命”的、“人民”的、“正确”的目的,即使手段非法、方式过分,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谁来确定什么是“革命”的、“人民”的、“正确”的标准呢?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由谁说了算呢?如果都以自己的道德观念作标准,岂不乱套?在我们大多数城里人看来,“私拆他人信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但山杠爷却不这样认为,虐待老人我们都认为是不道德的,如果情节严重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将任何人捆绑游街也是不道德的,违法的,而在堆堆坪,对大逆不道的恶媳妇这样做却得到众人首肯,她殴打老人,丧尽天良,怎么处罚也不为过……当没有共同的道德判断时,究竟应当以谁的道德为标准?法律,只有法律才是全社会共同遵守的准则。
  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法律被大多数民众认同(民众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制定法律),以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道德观为准,不是取少数精英的道德理念,也不是采用个别落后分子的道德判断。山杠爷无疑是堆堆坪的精英,有很高尚的情操;当听到有人不赞成修水库并发牢骚说怪话时,他怒不可遏,打了对方几个耳光。山杠爷显然是用“高”标准而不是用“基本”标准来要求他人的,但多数人往往只具备基本的道德观念,对他们要求过高是不切实际的。过分追求高尚、纯洁就可能会导致“专制”,对落后思想不容忍、对不同意见要压制,今天可以打耳光、关禁闭,明天是否就会架“喷气式”、用酷刑?法律之所以采纳社会的基本道德,是对大多数人的尊重和宽容。
  法律具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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