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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论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风险防范原则
【作者】 柯坚【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分类】 安全法学
【中文关键词】 转基因生物体 生物安全 法律保护 风险防范原则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3
【页码】 33
【摘要】

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能够创造出与自然界原有物种不同的特基因生物体,转基因生物体向自然界的释放带来了生物安全问题,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物安全问题表现为一种科学上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而这种环境风险的发生将给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造成重大或者不可逆转的灾难。实施生物安全的法律保护,需要突破行为与后果之间具有确定性因果关系的传统法律观念,确立和运用风险防范法律原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9299    

一、转基因生物技术与生物安全问题

基因是决定自然界物种生命本质属性的基本物质。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能够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基因层面的操作,并且通过基因的转移、重组和改造,影响并改变物种的自然生命属性和自然生命过程,进而达到为自身谋取福利的目的。现代转基因生物技术为人类开发、创造新的“人造物种”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转基因生物体(C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GMOs)就是利用现代转基因生物技术对自然界物种进行基因转移、重组、改造而创造出来的新生物体。由于转基因生物体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物种的性状和形态,甚至可以是跨越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界限而产生出的新的物种,因此,转基因生物技术在医药、农药、兽药、饲料、肥料、食品、添加剂、化工原料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转基因生物技术所具有的巨大商业价值,促使各国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本国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与此同时,转基因生物产品国际市场规模也不断扩大。据有关资料,1995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销售额是7500万美元,而1998年全球销售额跃升为16亿美元,1999年则进一步达到22亿美元,展现了其广阔的市场前景。

转基因生物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其涉及的经济、政治、法律、环境、健康和伦理道德等问题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其中,国际科学界和各国决策层已经认识到,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失控和滥用,可能会给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谓生物安全(Biosafety)问题,就是指在转基因生物体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过程中,因转基因生物体释放、生产、使用和处置的不当,而可能对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构成难以估量的风险。自然界的物种是经过亿万年的自然演变进化形成的,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每一种物种都占据一定的位置,物种之间相互依赖、彼此制约、协同进化,与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构成了相对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如果任意向生态系统引进原来没有的物种,或者在生态系统中随意除去一物种,都可能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由于转基因生物体是经过基因技术产生的新物种,转基因生物体释放到环境中后,可能破坏经过自然演化形成的原有自然生态物种,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地球上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科学家根据试验性或预兆性的科学资料提出,转基因生物体可能破坏经过亿万年自然演化形成的原有自然生态物种,并进一步破坏自然界原有的基因库和自然生态平衡,最终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二、实施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障碍分析

科技创新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此背景下,人类社会的科技活动日趋普遍化、复杂化。由于转基因生物技术蕴涵的巨大经济利益和商业价值,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使用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刺激和利益驱动因素,从而导致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使用存在着受经济利益支配的倾向,因而转基因生物体的生物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市场利益机制本身缺陷的存在,为国家实施生物安全的法律保护提供了前提,使得法律干预与调整成为必要。法律因其具有的规范性、强制性、引导性等特点,日益成为国家干预、组织和管理社会科技活动的主要手段。因此,可以通过法律抑制现代生物技术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和化解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的负效应,保证科学技术为人类福利服务。

然而,市场失灵只是国家实施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就环境问题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法律干预和调整,必须是以某种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直接的、明确的因果关系的存在为条件的,这种确定的因果关系构成了国家实施法律干预和调整的客观依据。换而言之,实施国家法律干预和调整必须针对的是科学上已经获得确凿证据、具有确定性环境损害的某种行为,无论这种环境损害是一般的环境损害,还是严重的环境损害,其环境损害后果都具有确定性。转基因生物体的生物安全问题与一般具有确定性的环境问题不同,它表现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一种不确定性风险,即人类对于转基因生物体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在科学上尚难以明确确认或者尚未取得确凿的科学证据,或者说行为与其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损害后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究其原因,由于自然生态环境自身演变机理的复杂性,加之人类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以及研究费用、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客观限制,人类对转基因生物体环境风险的科学认识相对于潜在的自然客观变化,难免存在着一定的有限性和滞后性,致使科学研究不能为生物安全的有效法律保护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这种行为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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