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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民事责任能力研究
【英文标题】 Study on Civil Liability Capacity【作者】 冯兆蕙冯文生
【作者单位】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民事责任;民事责任能力;人格;权利能力;民事法律主体
【英文关键词】 civil liability;civil liability capacity;moral quality;capacity of right;civil legal subject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1)06—0024—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6
【页码】 24
【摘要】

民事责任能力是民法理论中的基本概念,现有学说对此的论述存在局限性,通过对民事责任能力实质的分析,对其概念进行界定,从而重新认识民事主体理论和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为探讨民事责任具体制度提供理论依据,解决现有理论学说难以解答的民事活动主体的特殊现象,为制定民法典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英文摘要】

Civil liability capacity is a basic concept in civil law theory,on which the modem doctrines have some limitation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essence,to settle bounds of its concept.Hence to recognate the theory of civil subject and of civil legal relation.provide theoratical basis for requiring into the concrete system of civil liability,to explain the special phenomena of civil activity subject which are hard to explain by modern theories,and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working out civil cod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712    
  
  

民事责任能力是民法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它不仅直接构成民事主体理论和民事责任理论的基石,还关涉整个民法理论体系的架构问题。正确理解和把握民事责任能力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行观点及其局限

现有学说普遍认为,民事责任能力乃侵权行为能力之别称,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其主要命题有:其一,凡具有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将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违法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反之则其本人不受法律追究,而由其监护人(无责任能力的社会组织则由其上级机关或上级组织)承担民事责任。其二,凡依法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者,均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其三,无论何种主体。其民事责任能力并无区别。其四,以行为时有无意思能力,作为判断民事责任能力之根据[3]。

上述观点颇值推敲:

首先,《民法通则》第133条的规定显然与命题一有矛盾。既然监护人要对无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致人损害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作为有民事责任能力的监护人就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致人损害行为承担责任,同时,命题二之反对解释可认为无行为能力人即无责任能力,也就不能承担责任,那么,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是什么性质?

其次,承认非法人组织为民事法律主体已成为当今之有力说。且我国也已有立法例{1}。一般认为。非法人组织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当其不能清偿债务时,由该组织之设立人,或上级承担连带责任。命题三所作的判断与此相悖。另外这也无法解释《合伙企业法》中为什么在合伙企业与合伙人财产责任承担问题上采用“双重优先原则”。

再次,现行学说把民事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二概念相联系,也不能理解现代民法所确认的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所适用的非因主体自己的行为而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情形,即为什么对非出于自己的行为而造成他人的损害亦应由本人负责。

第四,命题四显然对作为一种法律地位或资格的民事责任能力这一抽象概念与民事责任的具体承担条件发生了混淆,模糊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第五,现行学说把民事责任能力等同于侵权行为能力,降低了民事责任能力在民法理论中应有的地位。不能涵概整个民事责任的范围,难以使民事责任理论系统化、一体化。

二、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民事责任能力作为一具有抽象意义的法概念,要弄清其含义、实质。就需要从它相邻近的理论概念和与其相关的基本制度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一)民事能力与人格、民事法律主体的关系。开弓没有回头箭

在现有大多民法理论著述中,民事权利能力、人格、民事法律主体是三个经常混用的概念{2},学者往往片面强调其中的联系而忽视彼此之间质的区别,使民法之基本理论缺乏严谨的系统性,于具体观点上造成不应有的误解,阻碍了民法理论的完善与发展。

“法律上所谓能力,是指在法的世界中作为法律主体进行活动,所应具备的地位或资格。”{2}(P56)确切地讲。它是法律认可或赋予法律主体胜任某项活动的主观性条件,是一种法律主体本身所蕴涵的,待于具体实现的可能范围。它并不界定是否主体问题。而是在主体地位已经确定后,解决该主体具有何种具体特性,处于一种怎样的存在状态问题。此能力在民法上表现为民事能力。民事权利能力只是民事能力的一种,即主体的一种具体特性,此外民事能力还包括责任能力、行为能力。

界定现实主体是法律主体而非法律客体的是人格概念。主体与客体是关系类哲学范畴。主体是具有主动性、进攻性、积极性的施动者;客体即具有被动性、自在性、消极性的受动者。二者在界定上具有相对性。在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现实世界里,意志资格之有无是确定主体与客体之标准,有意志或具有产生意志的物质条件或可能性,才能成为社会的现实主体。同时,参与社会关系的首先是现实主体(即社会存在),但是由于一国法律特定的价值取向和物质现实的局限,法律只是将现实主体之一部确定为法律主体。在法律思维世界中如何把握这一区分之标识,即在于人格概念的确立。人格概念是高度抽象的法技术的构造物。它力图适应形式理性化的要求,从各种不同的法律主体中抽象出其共同点,以示与非法律主体的区别。因此,表面上看它指的是现实中的“人”成为法律上的“人”的资格;实质上它是指法律允许现实主体形成和实践其意志的资格[4]。尽管人格概念的具体指向随历史演进而不断变化,并有与现实主体不断吻合的趋势,但人格这一法概念的本质特征和它所承担的法理职能却始终没变。

人格概念的发现肇始于罗马法。罗马法学家用“头颅”(caput)来指代人格,同时又用“面具”(persona)来指称法律主体{3}(p69)。这一区分,形象地表明了人格与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的实质与形式的关系。人格是法律主体的实质,法律主体是人格的外在形式。

但遗憾的是,罗马法学家并没有把人格与民事权利能力区分开来,遑论民事能力的发现。他们认识到主体的不同存在形态或总括的权利(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并试图将它们归人人格概念中,发明了完全人格、不完全人格及人格变更的概念,以适应现实之需。这就使人格概念的内涵难以确定和明了,这也是近现代民法学说中多把人格混同于权利能力的历史由来。尽管权利能力是民事法律主体的主要特性。与人格概念有着密切联系。在民法中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以对抗公权专横,但二者毕竟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有关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区分,有学者已作过论述{4}。需要说明的是,权利能力只是民事能力的下位概念。民事能力与人格关系的探讨才具有概念的对称性。笔者认为,民事能力与人格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民事法律主体的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格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民事法律主体的内在统一性和其实质,界定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民事能力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法律主体的差异性,具体刻画法律主体存在与活动的状态与特性。人格是现实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前提;民事能力是法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可能性和范围。人格是民事能力的理论抽象:民事能力是人格的相对具体化和法律存在。人格表现民事法律主体之独立、自由平等的形式价值;民事能力表现为现代民法所谓的“具体人格”{5}(P68)。人格与民事能力具有共生性,二者统一于民事法律主体之中。

(二)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基础——民事责任[5]。

民事责任能力概念是从民事责任的具体存在形态中抽象出来的。探讨民事责任能力概念,须从考察民事责任的具体形态及其本质入手。

盖民法为实现和保护法律利益,不外采取两种方式:一为设定权利、义务,依靠其本身所含的效力,由权利、义务主体自行了断;二为直接依靠公权力即国家强制力,通过对一方的强制,达到其目的。若在权利义务关系中包含权利主体可以依靠自己的实力对义务主体实行强制,则表现为自力救济;如果民事权利主体直接依靠公权力,来保护和实现自己的法律利益,则表现为公力救济。公力救济的结果和形式在民法上即是民事责任。因此,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在法律史中所处的地位与责任、义务概念的分化关系甚密。这一点在罗马法与日耳曼法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罗马法中,义务本身即包含一方须接受另一方的强制的效力。同时也确立了权利行使绝对性原则,权利主体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强制义务主体实现自己的意志。这就使权利义务依靠其内在的效力将法律关系变为现实关系。公权力只是私权利的附庸,公权力的意志完全依附于私权利主体的意志。因此,自力救济在罗马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公权力的直接强制作用为特征的民事责任就没有独立的存在余地,而与民事义务合为一体。这主要是因为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一方面它要求意思自治;另一方面它的社会关系简单,造成权利冲突的机会少,程度弱。从而,为权利义务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客观条件。

而日耳曼法则不同。由于其存在的社会性质与罗马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别——封建国家的权力在社会中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因而主张完全的公力救济,把罗马法中所包含的允许一方对另一方实行强制的内容剔除出去,并把它赋予了一个专门的概念——责任当中。在日耳曼法上“债权人无强制债务人给付之权。如欲强制债务人给付,必须在债务之外另有责任(Haflung)关系存在。”{2}

现代大陆法系民法尽管在思维形式上继承了日耳曼法将义务与责任相区分的传统,并将责任的本质定位于公权力作用的后果(制裁),进而否定了自力救济的合法性,(英美法虽没将义务与责任相区分,但承认权利中不含有以权利主体自身的实力强制对方的实质意义,这是由于英美法有着与大陆法系不同的概念系统造成的。)但它们所依据的现实与理论基础是完全不同的。

现代社会仍是商品经济社会,与罗马社会在性质上一致。这就决定了现代民法与罗马法在法理和法技术上有着更多的共通性。但现代社会毕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较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的罗马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性。社会关系复杂多样,法律关系重叠交错,权利冲突加剧,国家机器更为完善,且现代更注重主体间实质的平等,不允许当事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身上。因此,罗马法中崇尚的自力救济丧失了发挥作用的基础。在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上,更注重施展公权的职能。不过公权的作用是建立在私法自治的前提之上的,这又与日耳曼法相异。

现代民法,特别是大陆法系民法就是把从罗马法中继受的私法自治的精神实质与从日耳曼法中继受来的责任与义务关系相区分的思维形式相结合来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设计具体制度的。

现代民法为实现法上利益,设定了两种彼此独立而又密切相关的机制。即权利——义务机制与责任机制。权利——义务机制实为现实利益对偿机制与法力的间接结合,取消了权利义务中暗含的直接强制的效力。它一方面仅依靠民事主体追逐利益的动机,实现彼此之间的互动与牵制;另一方面这种机制由体现了法律文本中的公权的抽象意志——行为规范加以肯定,以期对民事主体起到规范作用。责任机制则是以公权直接作用于民事主体为其本质特征。通过公权意志对民事主体意志的支配达到对民事关系直接调整的目的。责任机制由法律文本中的裁判规范加以体现。由于民法规范兼具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双重性格,民事主体可能依据裁判规范自动承担民事责任。这两种机制是国家(公权)实现其对民事活动进行间接管理与直接管理的两种手段,也是对民事关系进行一次调整与二次干预的实质体现。在实践中,这两种机制协同作用实现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职能。当民事主体的意志与法律意志一致时,权利——义务机制起作用;当二者不一致时,责任机制就有了启动的可能性,责任机制的启动并非当然引起强制执行的后果,也可以使责任人本于法律规范自动承担责任。这在侵权责任的实现中具有重要意义。

这两种机制的设计源于民法调整对象的特性。权利——义务机制直接反映了民事关系社会存在的正常性和主体的平等性。责任机制本于平等主体之间不能相互支配,只有公权才能对社会主体进行支配这样的理念,而由公权者与民事主体成立公权关系,以确保民事主体平等、自愿的参与民事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把民事法律关系分为两类:一为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即私权关系。二为民事主体与公权者(国家)发生的关系即公权关系。如民事法律资格的取得、监护人职责的确定以及时效的后果等均是公权意志作用的直接后果。但责任关系为公权关系的主要内容。我国传统理论把民事法律关系仅定为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全面的。有学者把民事责任纳入民事法律关系之要素{2},因为混淆了上述两类关系的性质。这种区分并不否定民法作为私法的性质,与私法自治的原则并不矛盾。因为在民法中,公权是否发生作用大多取决于民事主体的意思,具有很大的被动性,且其间接后果也是形成新的私权关系[6]。

民事责任关系的实质即公权关系。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民事责任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责任是不确切的。这种观点表面上反映了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实际上否认了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原因在于,民事责任的本质即民事制裁,是国家强制力作用的结果,是公权意志对民事主体意志的否定或强加。民事主体平等性原则确认了当事人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与对方,尤其禁止以实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同时,现代民法也不承认民事权利行使绝对性原则。传统观点不但违背了现代民法确立的原则,而且会造成恃强凌弱的实质不平等。现代民法保留了自力救济的某些形式,但与罗马法中的自力救济大异其趣。现代自力救济并非本于自己欲保护的权利的效力,而是公权不能及时介入私权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措施。公权通过对双方利益的衡量,对实施自力救济人在特定条件下给予免责。自力救济虽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但不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的责任。其效力仅使自力救济人免责而非承认其合乎公权的本意。因此,自力救济产生的法律后果是责任关系而非私权关系。民事责任关系包括两方面:公权意志(法律意志)对责任人的强加即制裁与对受害方的保护。二者具有对立统一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现代民法的基本指导由过去的对个人自由极端尊重转变为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使传统理论认为的义务与责任的对称性产生动摇。原来的“有义务即有责任、无义务即无责任”的观念受到了无过失责任、公平责任以及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外部限制说为有力说)的冲击。这些责任的承担并非责任人对其义务的违反而是公权出于对受害法益进行补偿的注重和责任人与受害人实际利益的平衡。非法人团体的设立人承担的责任也不是设立人对其义务的违反造成的而是由非法人团体的行为造成的。这意味着现代民法中责任关系与权利义务关系,并不一一对应。权利——义务关系只是责任关系调整内容之一部分,此外还存在着直接由责任关系调整的民事关系(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冲突关系)私权关系及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可由民事主体意志直接引起私权关系变动的原因,有自然事实和非法行为,它通过时效、责任等中介才能形成新的私权关系,无疑是扩大了意思自治的范围,特别是在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认定上,若承认侵权行为直接导致债的发生,就相当于法律在肯定侵权行为符合自己的意志,鼓励、至少不反对其发生。实际上,由于侵权行为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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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郑立,王作堂.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高桂茹等.市场交易的第三主体(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梁慧星.民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1996.

{2}粱慧星.民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1996.

{3}周枏,吴文瀚,谢邦宇.罗马法(M).群众出版社,1983.

{4}江平.法人制度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5}北川善太郎.李毅多,仇友春译.日本民法体系(M).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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