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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论缓刑的撤销条件及其适用
【作者】 赵秉志【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1986年【期号】 1
【页码】 1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5646    
  
  缓刑是各国刑法所普遍采用并日益受到重视的一种刑罚制度,这一制度在我国刑法中也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在确立了适用缓刑的正确条件的基础上,设立妥当的撤销缓刑的条件,对缓刑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刑法70条明确规定缓刑的撤销条件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但是对缓刑的撤销条件及其适用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仍存在不同的主张,因而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缓刑撤销条件的正确立法
  对于我国利法中的缓刑撤销以“再犯新罪”为条件的规定,在立法过程中以及目前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不同主张,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缓刑考验期内构成过失犯罪应否撤销缓刑;二是缓刑考验期内表现很坏甚至已构成一般违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否撤销缓刑。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立法讨论过程中,曾有过主张过失犯罪不应撤销缓刑的观点。经过比较分析,我国刑法没有采纳这种观点,撤销缓刑的条件规定为“再犯新罪”,既包括故意罪,也包括过失罪。
  争议较大,需要着重探讨的是第二个问题,即缓刑考验期内实施未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应否撤销缓刑的问题。
  在立法,过程中,曾有同志认为,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如果无悔罪表现,表现很坏,虽未构成犯罪,也应撤销缓刑。多数人认为,“表现很坏”没有具体的标准,而“再犯新罪”则表明了“坏”的性质和程度,便于掌握。经过比较研究,我国刑法采纳了后一种主张。但是,在刑法此人家庭地位极低颁行后几年来的实践和理论中,前一种观点并未消失,认为“表现很坏”没有具体的标准,难以掌握,那么,可以把缓刑撤销的条件限定为一般违法,或者限定为达到劳动教养程度的违法。理由是,缓刑的目的就是要促使罪犯悔过自新,不再危害社会,而缓刑罪犯在考验期内又实施违法行为,说明对其适用缓刑已达不到刑罚目的。因而建议刑法将来作此修改。
  我们认为,正确妥当的缓刑撤销条件应当符合两个标准:一是宽严适当。这是由缓刑的立法目的决定的。缓刑的立法思想,就是对属于社会危害性不大、判刑较轻、不关押也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放在社会上进行一定期限的考验,达到积极地改造罪犯、预防犯罪的目的。没有宽严适当的撤销条件,缓刑难以达到这一目的。二要界限明确。这样才便于统一掌握,维护法制在实践中的统一。在笔者看来,我国刑法把再犯新罪作为缓刑撤销的条件,这并未失之过宽,而是宽严适当,且界限明确;相反,若把这一条件修改为实施违法行为,倒是失之过严,而且界限仍不明确,难以统一掌握,同时还有其他的弊病。
  所谓以考验期内实施违法行为为缓刑撤销条件的主张不妥?因为,一般违法行为的种类很多,有民事违法、行政违法、治安管理违法等等。就是某类违法的范围也很广,以治安管理方面的违法处罚为例,就包括从批评教育、警告、罚款、拘留到劳动教养等,违法和处罚轻重都大不同。试想,如果缓刑罪犯在考验期内构成了民事违法或者违反了交通规则,因这种违法行为就撤销其缓刑,这符合我国刑法设立缓刑的目的吗?在违法行为再进一步限制在够上劳动教养程度的违法才撤销缓刑,这也不妥。依照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适用于“游手好闲、违法乱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这种强制性教育改造与安置就业相结合的性质,首先就决定了不宜似符合劳动教育条件来作为撤销缓刑的条件。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在于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违法行为的种类也还很多,范围也还很广,可以包括比犯罪的危害性轻微得多的违法行为在内。这样,把违法行为够上劳动教养作为撤销缓刑的条件,不但在掌握上差别很大,而且对实施了相对不很严重的违法行为者撤销缓刑,使许多本来通过缓刑便能达到刑罚目的的罪犯被执行刑罚,这就违背了缓刑制度以预防再犯罪为根本目的的宗旨,大大降低了缓刑制度应有的积极作用。
  以考验期内“再犯新罪”作为撤销缓刑的条件之所以正确妥当,是因为它界限明确,符合缓刑的立法目的。其一,犯罪与否的界限比违法与否的界限要明确得多,便于统一掌握。其二,是否再犯新罪,这是缓刑罪犯在考验期内是否得到自我改造、有所悔罪的重要标志。在考验期内虽有违法行为,但没有构成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这说明罪犯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改造,有所悔罪,至少是惧怕犯罪和刑罚处罚,这也就基本上通过缓刑达到了预防再犯罪的目的。再说,对考验期内又构成一般违法的缓刑罪犯不撤销其缓刑,并不至于宽纵了罪犯。因为一般违法和犯罪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只能用不同质的斗争方法去解决。对缓刑考验期内构成一般违法者,完全可能也应该依法对其制裁,他构成什么违法就令其承担什么法律责任。这样的处理体现的才是主客观相统一,危害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与法律责任的性质和大小相对应。而用后面的一般违法去决定前罪刑罚执行的观点,则是混淆了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
  我国刑法关于缓刑撤销条件为“再犯新罪”这一规定的正确性,还可以从我国刑法关于假释撤销的条件及死缓执行死刑掌握的条件上得到佐证。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假释的撤销条件是在考验期内“再犯新罪”,刑法对死缓执行死刑的条件虽规定为“抗拒改造情节恶劣”,而未写明是“再犯新罪”,但司法实践中历来把“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掌握为再犯新的较严重的罪。事实证明,假释和死缓都比缓刑要严重,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掌握的撤销条件尚且起码是再犯新罪。如果还要主张缓刑撤销条件应为又构成一般违法而不是面犯新罪,就会使我国刑法这几项刑罚执行制度相比起来很不平衡,很不合理,从而破坏地我国刑罚制度内部的协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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