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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朝向“人格主义”:论吴经熊法哲学思想的三次转向
【英文标题】 Toward “Personalism”: on the Three Turns of John C. H. Wu' s Philosophy of Law
【作者】 张钰【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分类】 法哲学
【中文关键词】 吴经熊;法律认识论;新分析法学;天主教法哲学;人格主义
【英文关键词】 John C. H. Wu; legal epistemology; new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philosophy of Catholic law; personalism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8)07-0175-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7
【页码】 175
【摘要】 吴经熊是学贯东西的民国法律哲学大家,他的法哲学思想了经历了三次转向:早期他转向法律认识论,综合了法律的个观与概观。中期他转向新分析法学,重点关注法律方法论,探讨了区分、类比、不得不逻辑、假设、直觉等科学方法。后期他转向天主教法哲学,重点关注法律目的论,探讨自然法、正义、美与爱等问题。吴经熊法哲学的三次转向与他个人的传奇经历,倾向于综合相反相成观点的心性,以及对法律目的与本源的追求有重大关系。从表面上,吴经熊法哲学的三次转向是断裂的,然其内在理路与进路是一脉相承的,乃朝向人格主义,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完善。
【英文摘要】 John C. H. Wu is a great law philosopher,He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law both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a. His philosophy of law has experienced three turns , firstly , he turned to legal epistemology, comprehensive legal view and overview. In the second time, he turned to new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focus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law, and explored the scientific methods of distinction, analogy, logic, hypothesis, and intuition. In the later period, he turned to Catholic philosophy of law, focusing on the teleology of the law and discussing the problems of natural law, justice, beauty and love. John C. H. Wu' s philosophy of law To be connected with his experience , tend to view the integrated both opposite and complementary matter and mind, and the pursuit of legal purpose and origin. On the surface, the three turns of John C. H. Wu's philosophy of law is broken, but its internal logic and route are coming from one continuous line, toward personality, and ultimately for human perfe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7425    
  
  回顾近代中国法制之进程,吴经熊(John C. H. Wu,1899—1986)优游于中西法学之间,是民国法学家的翘楚。他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钩沉索隐,探究中国古代法律的进程与哲学基础;又师从霍姆斯、施塔姆勒、庞德和惹尼等西方著名法律哲学家,综合超越,构建了自己的法律哲学思想。吴经熊早年受霍姆斯和施塔姆勒思想之影响,综合法律的概观与个观,构建了自己的法律认识论,这是他早期的法律哲学思想,也是他法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向。1935年他在《关于现今法学的几个观察》一文中坦言:“我敢大胆地说我们如果要建设新法学,那么必须完成下列两个工作:(一)第一个工作是建设一个法律的方法论。(二)第二个工作是建设一个法律的目的论。”{1}为此,吴经熊在批判与继承奥斯丁旧分析法学派的基础上,构建了综合分析法律概念与司法过程的“新分析法学”法哲学,从法律认识论转向了法律方法论,这是他法哲学思想的第二次转向。之后吴经熊皈依天主教,追随阿奎那自然法思想,探求法之本源与目的,批判西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法学观,构建了朝向“人格主义”的天主教法哲学思想,这是他的后期法哲学思想,从法律方法论转向了法律目的论。吴经熊的法哲学思想经历了法律认识论,再到法律方法论,最后到法律目的论的三次转向,虽然表面上看貌似出现明显地断裂,但其内在理路却延绵不变:“一直是想超越一切相反相成的观点,在认识论方面我曾企图超越并综合概观与个观。在自然法的问题上,我曾企图超越并综合恒常和无常,固定与变迁。”{2}吴经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融贯东西的法律哲学名家,虽斯人已逝,但其思想长存,下文将探究他的法哲学思想之内容与转向,及其转向之原因。基于此,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吴经熊的心路历程、法律的哲学基础以及法律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一、“法律认识论”:吴经熊早期的法哲学思想
  吴经熊早期的法哲学思想主要关注法律的认识论,即如何来认识法律,以及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其思想大概形成于他留学欧美期间(1920—1924年)。对于如何来认识法律,他认为既不能像笛卡尔那样用抽象思维来认识法律,不能用“我思故我在”的替代品“我思故法在”来建立法律的存在;也不能像认识时空那样通过我们的直接认知来认识法律。不应仅仅依靠理性来认识法律,必须加上经验。经验是由人类的记忆和直觉组成,并且他是在斯宾若莎的“认识三重论”(知觉、概观、直觉)的意义上来使用“直觉”一词的,这种直觉使我们对四周数量巨大的事物表象留有印象。法律的本质属性不能被四种意识中的任何单一能力来认识,“惟有通过感觉、记忆、理性与直觉的总和。我们才能期望对法律获取一个全面的认识。”{3}
  (一)法律的概念与法律的知觉
  吴经熊认为应该通过感觉、记忆、理性与直觉来综合认识法律,回答了法律认识论的第一个问题:如何认识法律。法律认识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吴经熊分为以施塔姆勒的法律概念论和霍姆斯的法律知觉论来探讨此问题。施塔姆勒认为,法律的概念是一个纯粹的形式,没有任何明确的内容,是永恒不变和无时间界限的。抽象的法律应该具有四个基本的、共同的元素:(1)法律是人类的意志,与自然现象相区分。(2)法律是公共意志,与个人意志相区分。(3)法律是来自权威的公共意志,与习俗规范相区分。(4)法律是神圣的、来自权威的公共意志,与专制权力规则相区分。吴经熊对施塔姆勒的法律概念论进行了两方面的评估:一方面,他认为施塔姆勒的法律概念是抽象与纯粹形式的,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与之完全契合的法律概念,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法律标准,为我们跛脚的法律科学提供一根强有力的拐杖。另一方面,他认为施塔姆勒的法律概念论的危险之处在于:逻辑上之真实仅为现实世界之一部分,过于专注于不可改变与普遍有效的逻辑形式,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与内容,无视了“我们生活中正在跃动的脉搏”{3}。霍姆斯是从心理学和经验论,而非逻辑学来认识法律。他认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律是一门卓越的预测科学,是从“坏人论”角度关注法院对未来产生的案件将要做什么的预测。他把“法律”、“权力”“义务”等之定义都建立在心理法理学基础之上,“提供给我们一个连续的知觉系列”{3}。法律没有绝对确定性,在法律的生命中总是存在一些偶然因素,法官可在特殊案件中创造新法律。吴经熊意识到霍姆斯的思维方式是与施塔姆勒完全不相同的,知觉与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知觉与客体直接相关联,关注的是具体的、个体的事物;概念与客体间接相联系,关注的是事物的共同标准。
  (二)法律“形式”与“质料”之综合:吴经熊的法律认识论
  1.法律质料与形式的综合:对霍姆斯与施塔姆勒的调和与超越
  施塔姆勒从逻辑概念上来认识法律,关注法律的概观,坚持逻辑与形式的优先。霍姆斯从知觉经验上来认识法律,认为法律不过是预测法庭在事实上将如何判决的一种预言。他关注的是法律的质料,认为形式的惟一用处只在于保留内容。吴经熊认为他们在各自的立场上都是正确的,但同时认为两者都不够全面,只看了法律的一个面向。他认为要全面的认识法律的本质,必须提出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综合施塔姆勒的概观与霍姆斯的个观,从整体上来研究法律。“不论法律的概观和个观,均假定法律系自己存在的东西,因此他们二者是从不同的立场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存在着的法律。”{2}“法律的存在”(existence of law)是法律背后的一个更高的根源,是法律的终极基础,是法律概念与法律知觉的共同根基和起源。吴经熊以“法律的存在”来综合并超越了法律的概观与个观、形式与质料、概念与知觉,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了法律的本质,认为“法律的终极基础,等同于一切事物的终极基础,且法律的意义来源于宇宙之最初的自何处来和最后的往何处去”{3}。他还借用康德的“物自体”概念来说明“法律的存在”:“我们相信,在法律作为物自体这个假设中,这种综合的统一体能够被发现,并且这个共通的起源看来也存在于自我意识之中,因为知觉和概念必须预先假定感知和构想的这个主体。”{3}因此,他认为:“认识你自己,你就会认识法律。”{3}既然吴经熊以“法律的存在”作为法律认识论的出发点,那么应该如何来认识“法律的存在”呢?施塔姆勒通过系统的理性反省,运用逻辑推理认识到了法律的概观;霍姆斯通过对具体案件的讨论,运用经验和心理学认识到了法律的个观。若要对法律有全面的认识,不能单靠一种能力,必须感觉、记忆、理性与直觉四种能力的综合才能达到。所以,吴经熊提出了“理智直觉”的这一方法,它综合了理性、经验与直觉,它包涵着理性逻辑和审美感知,是“深思熟虑的审美客体”{3}。逻辑推理的方法,或是经验知觉的方法,来认识法律的存在都不够全面。因此,吴经熊认为,若要全面地理解法律,应该从整个知觉,即理智直觉,来认识法律的存在。
  2.法律质料与形式问题之再探讨:对庞德社会法理学的研究
  1923年秋,吴经熊又再次回到美国,在霍姆斯的推荐下,跟随庞德在哈佛大学研究社会法学,使他再次思考法律质料与形式的法律认识论问题。庞德受霍姆斯实用主义法学的影响,也关注法律的质料方面,其主要表现在社会利益理论上。社会利益理论关注的是法律在社会上的功用,即它能否推动社会利益,在利益相冲突时,能否以最低程度的利益牺牲来确保利益的最大化。庞德加深了吴经熊对各项社会利益与心理因素等法律质料因素的认识,他对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据我所知,作为立法理论和司法判决的导引,现今还没有其他理论,能像社会利益理论如此精妙、如此广博、如此稳妥。”{4}施塔姆勒在著作《正义理论》的附录中收录了吴经熊的《施塔姆勒与其批评者》一文,吴经熊在此文中重新评估了施塔姆勒的法哲学思想,并对庞德与施塔姆勒的法哲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庞德与施塔姆勒的不同是“其重心在于施行时,从自我为中心的法令转移到社会利益上。”{4}他逐一分析了施塔姆勒和庞德如何对“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唯物论的法史解释”等进行批判。从中他发现:施塔姆勒是以“因果律”、“同一律”和“矛盾律”为标准来进行批判;庞德则与之相反,以“反应”“利益”“发展”“时空的条件”“意识的努力”等词语发表评判。并且,每次对一个人是推论的结论,则对另一个人都是出发点,“二子所用方法之结论,则个人方法之起点”{4}。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同,但施塔姆勒的法律哲学与社会法学派在完全相反的道路上达到了相同的结果,最终都是为了法律的公道与正义。通过对庞德和施塔姆勒的再次探讨,吴经熊进一步深化了对法律认识论的理解,法律质料与形式皆为“法律的存在”之一面,惟有综合两者,通过“理智直觉”的方法,才可能认识到法律的本体与存在。
  二、“新分析法学”:吴经熊中期的法哲学思想
  (一)对奥斯丁式旧分析法学之批判
  1924年6月,吴经熊回到了祖国,在东吴法科任教。他开始教授财产法、罗马法、国际法、物权法、德国民法等科目,研究重心转移到实证法学。继而他被任命为上海临时法院法官(1927年),后来又从事律师职业(1931年),担任立法委员(1933年)等。在此段期间(大约1925—1937年),吴经熊开始从司法实践的视角来看待法律,更加注重法律概念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司法过程中的分析方法。在批判继承奥斯丁式旧分析法学的传统上,他构建了自己的新分析法学,从法律认识论转向了法律方法论[1]。吴经熊认为奥斯丁式传统的缺点在于:一是对法律概念的分析还不够完善。二是只关注法律的静态因素,天真地将法律等同于它的结构和要素,而全然忽视了法律的动态因素。“不应仅仅分析这些或多或少有些僵死的概念,它应该分析法律鲜活的过程,特别是司法过程。”{3}他认为奥斯丁式传统的缺点也成了一个有益的传统,因为可以通过继承并改善它,来构建自己的新分析法学。“我们希望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一步奉行它,内部是通过改善分析方法,外部是通过将分析方法引入司法过程。那么,我们有关法理学的概念就是新分析派的而不是反分析派的。”{3}
  (二)法律概念之分析
  吴经熊的新分析法学的任务之一,即深入分析法律的概念。他把法律的概念(legal concepts)分为两类:事实概念(factual concepts)和法律概念(jural concepts){5}。事实概念,主要表示一些基本的事物,诸如“寡妇”、“子女”、“飞行器”、“近因”之类。法律概念,则主要表示一些法律关系,诸如“权利”、“义务”、“权力”、“责任”之类。对于法律概念的分析,吴经熊并不是像奥斯丁式传统那样以“主谓的逻辑形式”来分析,而是汲取霍姆斯、庞德、卡多佐等社会法学思想,从“关系的逻辑形式”来分析。吴经熊在《法律概念的实在性分析》一文中就阐述了霍姆斯的“关系的逻辑形式”之分析方法。霍姆斯用这种方法对“法律”、“权利”、“义务”、“占有”与“合同”等概念作了分析,他并不将法律概念视为本质上必然包含某些与生俱来之特性的一个实体,反而认为这个逻辑“只不过把一个法律概念视为存在于因果关系的一个路标。霍姆斯将法律逻辑从主谓形式转变到因果关系形式,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感应式的法律科学”{3}。吴经熊吸收了霍姆斯“关系的逻辑形式”的分析方法,在其著作《法理学》中对“权利”这一法律概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权利与事实相关,“它取决于正义,且正义之具体裁决,则取决于不同的国家和人类文明状况。这意味着任何权利的外延内涵,都以某种形式由不同的事实内涵控制着。”{5}吴经熊还吸收了霍姆斯对“法律”概念之定义,以“法律即预测”为出发点,提出了“法律三度论”。吴经熊认为,每一特殊的法律都具备三度:一是时间度,所有法律都具有时间属性,存续于一定时间当中。二是空间度,法律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域,有一定的地域属性。三是事实度,法律都与一定的事实相关,法律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关{4}。“法律三度论”关注的是法律与外在时、空、事实的连结关系。因此,吴经熊抛弃了旧分析法学的“主谓的逻辑形式”,承继了霍姆斯“关系的逻辑形式”分析方法,主张考虑不断变化的事实过程,对法律概念进行实体分析。
  (三)司法过程之科学方法
  吴经熊的新分析法学的任务之二,即致力于对司法过程的分析。他认为“法律”一词应该包括静态(法律概念)和动态(司法过程)两个方面,除了从内部改善旧分析法学的法律概念分析方法外,还要善于发现司法过程中的科学方法。他总结出了五种法律分析方法:(1)区分法,即在法律中划分此与彼概念的一条界限。(2)类比法,即两个表面上看起来不同的法律案件,在法院衡平过程中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3)假设法,即法律拟制,“对于法律特定之目的,两个公认的不同事实状态有依附于它们相同的法律结果。”{3}比如,基于对胎儿利益保护之目的,把胎儿(以将来非死者为限)假设为已出生的自然人。(4)裁判中之“不得不”逻辑,即“如果一个判决不是它现在的这般而是其他情形,那‘不得不’有某种不愉快的结果”{3},这个方法是吴经熊本人的创造。“不得不”逻辑的功能就是为了证明现在做出的这个判决(已决)是正当的,相反,若用其他判决来替代,将会出现不公正或不愉快的结果。(5)直觉(正义的情感),即在司法过程中对正义的敏锐洞察,受正义本能直觉的指引,正义之目的指引着整个思考的过程。“司法过程作为一个鲜活的过程,是永远无法被逻辑分析所完全理解的。”{3}没有一种科学方法能代替这种对正义感的直觉。但同时也不因有这种直觉,就舍弃科学方法。因为“只有像霍姆斯和卡多佐一样具有宽阔视野和敏锐洞察力的法官,才会本能地偶然发现一个正确的结果,很难期望每个法官都像他两一样”{3}。普通法官在科学方法的指引下,比直觉地执行正义更容易一些,因为正义的直觉需要涵养与经验。
  方法与目的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目的无手段则空,手段无目的则盲。卡多佐大法官说:“对方法进行分类和区分,是让方法担当起真正的使命,让方法成为达致目的之手段,而非目的自身。”{3}吴经熊也认为,所有这些法律方法都是手段,其最终目标都是理由,“对于每一个判断,其为本身而非其他,应该有一个充分的理由”{3}。吴经熊进一步指出,在案件的裁判中,目的一直是寻求一个正义的判决,即一个正义的利益评估与衡平。因此,法律概念与司法过程中的分析方法都只是手段,正义和利益的衡平才是最终的目的。虽然在此阶段(大概1925—1937年),吴经熊重点关注法律概念与司法过程中的科学分析方法,其法哲学思想从法律认识论转向了法律方法论,但他最后的指向是法律的目的论。
  三、“天主教法哲学”:吴经熊后期的法哲学思想
  在基督教与阿奎那法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吴经熊后期的法哲学重点探究正义与自然法问题,关注法律的目的论。1951年,他以《转向教法基督教法哲学》(Toward a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Law)为论文题目,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法哲学转向,在文中他主要阐述了法律之目的——正义(真、善、美)的问题。他认为正义由真、善、美三个要素组成,“真,为正义之奠基;善,是正义之目的,美,则构成其本质。法律或者判决的正义,取决于它是否以真为基础,以善的生活为导向,以及是否合乎美,从而达致那终极之目的”{6}。并且,比正义更高贵的是上主之爱,“在基督教思想史上,爱是高于正义的,它是完美与至善之冠冕”{7}。他还引用阿奎那深邃的洞识来说明:“法之目的是爱,且它在这里从不吝啬于谈论目的,只是在手段上可以俭省”{7}。因此,法律的终极目的是上主之爱,爱即法律之实现。吴经熊后期的法哲学思想从新分析法学转向了天主教法哲学,从法律方法论转向了法律目的论。
  (一)基督与法律
  人们一般认为,耶稣基督是人类灵魂的导师和人类的救赎者,却不知道他也与法律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他遵守罗马的法律,是法律的守护者。基督在与伯铎禄关于是否要缴纳殿税的对话中说:“然则子当免焉。虽然,吾人不欲骇俗也;姑往钓于海,就先获之鱼,启其口,得钱一枚,取而为我与尔纳之。”{7}可见基督也遵守法律,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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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吴经熊.关于现今法学的几个观察[J].东方杂志,1934,(31):14.
  {2}吴经熊.内心愉悦之泉源[M].台北:东大书局,1981.172,170,185.
  {3}吴经熊.孙伟,李冬松编译.吴经熊法学文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3-4,6,7,12,10,13,12,23,25,196,79,63,23,55,75,50,86,46.
  {4}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94,289,273,18,50.
  {5} John C. H. Wu. Case and materials on Jurisprudence[M]. St. Pau,Minn:West Publishing,1958.554,567.
  {6} John C. H. Wu. Toward a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Law[J]. Women Law. J.(34)1951.35,35,37.
  {7}吴经熊.张薇薇译.正义之源泉:自然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334,349,222,253,256,212,289,69,212,356,70,98,78,381,6,329,334,373,252,345.
  {8}吴经熊.周伟驰译,雷立柏注.超越东西方[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1,2.
  {9}孙伟.吴经熊裁判集与霍姆斯通信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85-86,146.
  {10}许章润.法学家的智慧:关于法律的知识品格与人文类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77.
  {11}孙午生.依法治国与法的人权价值[J].河北法学,201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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