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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审判中心语境下的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新探
【英文标题】 A New Analysis of the Criminal Pretrial Conference on the Context of Trial Centralism
【作者】 步洋洋【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审判中心;庭前会议;制度定位;制度内容;适用刍议
【英文关键词】 trial centralism; criminal pretrial conference; system location; system details; discussions of applicati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8)07-0053-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7
【页码】 53
【摘要】 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其第182条第2款中增设了庭前会议制度之规定,标志着庭前会议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正式确立。然而,相较于域外国家和地区精细、完善、全面的庭前(审前)会议,我国的现行立法规定过于笼统,关键和重点不甚明了,制度设计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并不强,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制度本身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发挥。结合当前《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的具体内容,就庭前会议制度的制度定位、适用范围、具体程序安排、结果效力等方面重新进行探讨、明晰,以平衡庭前准备程序与正式的法庭审理程序间的关系,避免庭前会议的实体化。
【英文摘要】 The 2012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adds the regulations of Criminal Pretrial Conference to its Article 182, paragraph 2, which marks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the Criminal Pretrial Conference in criminal justice in our country.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elaborate, consummate, comprehensive pre-trial conference in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provisions in our country are so general that the key points are not clear, and the systematic design and operability of the system are not enough, which seriously affect and restrict the function and the value of the system itself.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ystem of Criminal Pretrial Conference, such as the institutional orientation, scope of application, specific procedure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is system, so as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the formal court hearing procedure, in order to avoid the substantiation of the pre-trial sess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7421    
  
  

引言

鉴于我国96年《刑事诉讼法》下的庭前准备程序功能过于单一,难以有效发挥庭前准备程序的应有价值,以至于因庭审准备不足而导致延期审理或程序倒流现象频现的司法现实,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96年《刑事诉讼法》第151条作出部分修改,在其第182条第2款中增设了庭前会议制度之规定,标志着庭前会议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正式确立。然而,必须承认的是,相较于域外国家和地区精细、完善、全面的庭前(审前)会议,我国的现行立法规定过于笼统,关键和重点不甚明了,制度设计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并不强,庭前会议制度在程序定位、适用范围、具体程序安排、结果效力等方面尚不够明晰,影响和制约着制度本身承载的功能和价值发挥。不仅如此,由于立法本身的内容粗疏、司法解释的不当僭越以及制度定位的理解偏差等综合原因,庭前会议在司法实践的部分案件中呈现出“实体化”——庭审事项向庭前会议前移的倾向,一定程度上有取代正式庭审的征兆。为此,如何平衡庭前准备程序与正式的法庭审理程序间的关系,避免庭前会议的实体化,就成为理论上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势必建立在对于庭前会议制度本身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

一、庭前会议的制度定位与内容

庭前会议一词最初来源于英美法,在域外立法例中常被表述为“庭前预备会议”、“审前讨论会”,抑或是“处理庭”,其英文表述为“Pretrial Conference”。《基本法律词典》将其解释为“在刑事起诉开始后,法庭审理开始前,由法院主持召开,诉讼双方参与以确定案件争点、进行证据展示以及采取其他措施确保刑事庭审的顺利进行,并尽可能地解决争议问题的一项会议。”{1}从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规定来看,庭前会议的举行通常在正式庭审之前,会议的召集并非必然,而是由法官自由裁量后决定;参会主体一般包括主持会议的法官、控辩双方及辩护律师。庭前会议制度的设立初衷多在于整理明晰案件争点,消除或缩小需要审理之问题与分歧、处理证据可采性等特定事项,保障程序的必要分流和集中审理的顺利进行,最终目的在于既维护公正审判的实现又能获得诉讼效率的最优化。在美国,作为一项由民事诉讼程序引入到刑事诉讼程序之中的重要制度,庭前会议可称为是美国刑事庭前程序的核心。

(一)制度定位

作为刑事庭前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庭前会议既不同于庭前的公诉审查,也不同于正式的法庭审理,而是从属于庭前准备程序,并构成其核心内容。

首先,庭前会议从属于庭前准备程序,不同于庭前公诉审查。如前所述,两大法系国家的刑事庭前程序主要包括公诉审查与庭前准备这两大组成部分,两者在刑事庭前程序中处于前后接力、紧密相连的两个不同环节。前者主要解决能否开庭审判的问题,是进行正式法庭审理的“前提条件”,而后者则重在为庭审作出准备,以保证庭审能够有序、高效进行。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内容来看,181条应属于对于公诉审查程序之规范,而182条则是对以送达起诉书副本为典型的庭前准备程序之规范。由于刑事庭前会议之规定在立法结构上定位于第182条第2款,因而就其制度定位而言,庭前会议应当被定位为庭前准备程序的一部分。

其次,庭前会议不同于法庭审理程序。“作为一种庭审前专门性的预备活动,庭前会议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理应与刑事庭审程序保持内在的一致性。”{2}然而,无论从程序任务还是运行方式上来看,两者都存在着极大的区别。一方面,从两者的任务来看,法庭审理程序的目的在于以事实查验为基础,在定罪、量刑方面作出终局裁断,在解决争端的同时将其正当化。而庭前会议的设立初衷则为争点整理及程序问题汇总,从而为法庭审理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它既不能分配权利义务,又不能对与定罪量刑等实体问题作出裁断,这也是为何立法上使用“对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表述的原因{3}。另一方面,与强调公开、直接、言词辩论以及被告人必须亲自出庭的法庭审理不同,庭前会议之召开具有非公开性,即便是采取听证模式的庭前会议也并不要求被告人必须出席,因而难以实现对于言词证据作出者的质疑和询问,在具体的运作模式及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与法庭审理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庭前会议系庭前准备程序的核心内容。与送达起诉书副本、确定合议庭组成人员、传唤、通知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等单纯的事务性庭前准备工作不同,刑事庭前会议不仅将原本附属于审判程序的准备程序改造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审判前程序,用以解决与审判密切相关的程序问题和部分实体问题,同时搭建了一个连接公诉审查到案件开庭审理的程序性机制平台。在庭前会议这一程序平台上,可以根据立法和司法需要设置诸如证据开示、证据保全、认罪答辩等多元的程序机制,因而具有极为广泛的可作为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庭前会议虽非庭前准备程序的全部,却构成准备程序的关键和核心。

客观审视,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始终未有程序性争议的解决机制及相应的制度平台,作为交涉过程的制度化,庭前会议制度的确立改变了传统的将程序性事项之解决依附于案件实体审理过程的状态,建构起一套控辩双方有效参与的诉讼化程序解决机制,不仅体现了对于程序性问题的重视,同时构成一种程序性理性的回归。一方面,程序问题于法庭审理之前的汇总解决提高了个案的诉讼效率,保证了法庭审理的集中、实质和高效;另一方面,庭前会议制度为诉讼当事人,特别是辩方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的行使创造了独立的庭前机会{4},回应和关照了当事人的基本诉权;更为重要的是,庭前会议本身具有同法庭审理一样的三方组合式的诉讼构造,因而能够较为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在兼听的基础上促进双方形成共识。例如,建立在证据开示的基础上,控辩双方可以从事实和法律层面沟通并说服对方,进而达成程序选择,即是否自愿作出有罪供述的初步合意与共识,实现了庭前程序所具有的繁简分流功能。

(二)制度内容

现行《刑事诉讼法》182条第2款对庭前会议的制度内容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高法解释》和《高检规则》对其作出列举性的细化。尽管在具体的规范内容上存在细微差异,但根据上述立法规定,庭前会议制度解决的具体事项主要包括回避、管辖权异议、证据调取、确定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人的出庭名单、延期审理、不公开审理、申请排除非法证据、适用简易程序、庭审方案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在内的与审判相关的问题,而这一点也得到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的确认。

从上述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刑事庭前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与审判相关联的程序性问题或程序性争议。对于这一点,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意见颇为一致。然而,对于刑事庭前会议是否涉及实体问题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从本质上来讲,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本身即属于实体问题,在法庭审理之前以调解的方式及时解决赔偿纠纷,不仅有助于促进被告人、被害人之间的谅解达成,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同时关系到公诉机关量刑建议的调整以及被告人刑罚责任的最终确定。单就这一点而言,刑事庭前会议的确具有一定的实体内容,然而,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实体内容不宜作出类推和扩大解释,庭前会议制度下的实体内容应当仅限于事实争点整理以及包括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在内的部分实体问题的庭前明晰。尽管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涉及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和轻重问题,但是这些实体内容之立法确立主要是为了通过整理明晰,提高法庭审理的效率和质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实体内容的庭前处理对于法庭审理的最终结果并不具有任何的预决效力。诚如莫湘益教授所言:“庭前会议应当只‘议’程序性争议,而不得染指定罪量刑方面的实体问题,更不能僭越甚至取代正式的法庭审理。裁决案件的实体问题实乃法庭审理的首要功能,假使庭前准备程序闯入这片领地,势必造成先定后审、乃至庭审虚化。”{4}

二、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刍议

长久以来,我国学界在刑事审判程序的完善与司法改革的具体路径等方面,习惯性地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庭审程序本身,如:如何提高效率、如何实现法庭审理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动态平衡、如何引入对抗式的庭审方式、如何提高证人出庭作证比率、如何保证集中审理、保证庭审的实质高效以及如何构建简化审理程序、实现繁案精审等,在客观上无意地忽视了庭前程序在审判阶段乃至整个刑事诉讼当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作为承接公诉程序、开启正式法庭审理程序的纽带,庭前程序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节点作用,关系到公诉审查、争点整理、程序分流、非法证据的排除动议以及证据展示等多元问题。而庭前会议作为庭前程序中极为重要的一项程序内容,其具体制度内容的建构、明晰,平台价值与功能的全面发挥,不仅制约着刑事庭审的具体运作模式,影响着整个刑事诉讼的构造,更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决定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及司法改革项下庭审实质化目标的实现。

在笔者看来,2012年《刑事诉讼法》仅仅构建了庭前会议制度的基本雏形,对于此一制度在适用范围、启动方式、参与主体以及结果的效力问题上未有提及或偶有涉及,存在着内容粗疏、语义不详之不足。而这些立法不足的存在,不仅使得各地法院各行其道,其自行制定的实施细则存在操作性的差异,更在司法资源有限性、传统惯性思维之影响以及制度操作经验阙如等多种原因的作用下,形成了当下庭前会议制度总体适用率不高,一定程度上单摆浮搁的现实局面。立足于审判中心的时代语境与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就司法适用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当前的庭前会议制度至少需要就如下几个方面作出理论上的阐释与立法层面的明晰。

(一)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范围

从诉讼经济的角度出发,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每一起刑事案件在法庭审理之前都需召开庭前会议不仅是不必要的,更是不可能的。为此,《高法解释》以列举方式将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限定为四类案件,即“有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的、社会影响重大的,以及需要召开庭前会议的其他情形等”。对于何谓这里的“其他情形”,各地法院普遍通过自行下发的实施细则或试行规定加以拓展和明确。结合实践现状来看,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集中在案情疑难、复杂、证据繁多;有较大社会影响,可能涉及信访、维稳,引起公众较大关注;或存在诸如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程序性请求或争议;以及案件专业性较强的新类型案件之中。

正所谓“重者有其重,繁者有其繁”,将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集中在那些重大、疑难、复杂,控辩双方存在较大争议的案件之中不仅具有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同时保证了上述案件法庭审理程序的集中性、精密性和完整性。然而,在笔者看来,立法上需要进一步将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精细化、明确化。具体而言,应当将庭前会议之召开作为被告人始终做无罪辩解、辩护人坚持做无罪辩护案件的必经程序予以规定,以保证此类案件审理实质性,避免错案的发生。与此同时,立法上应当明确对于那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的简化审理程序,原则上可以不召开庭前会议,以避免影响此类案件的集中批量审理,背离了简化审理程序所具有的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制度设计意图。当然,这一规定不应绝对化,假使在此类案件之中,控辩双方存在程序性争议或因被告人涉及数罪而需证据整理之时,则亦有召开庭前会议之必要。不仅如此,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应当不限于一审程序。在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之中,如果符合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则亦应召开庭前会议,以弥补救济程序常用书面审理之不足。

(二)庭前会议制度的启动方式

无论是现行《刑事诉讼法》,还是《高法解释》以及《高检规则》,对于庭前会议的启动方式均未有提及。就制度本身的价值、功能来看,此一制度的启动方式,应当包括依申请和依职权两种。这一观点不仅可以从域外立法中得到启示,在我国部分地区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亦有体现。

“程序正义的核心与实质即在于程序主体的平等参与和自主选择。”{5}由于庭前会议之召开关涉到控辩双方的切实利益,因而这一程序的启动应当建立在充分尊重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和选择的基础上。赋予控辩双方于庭前会议启动上的申请权或建议权,既是出于尊重和认可诉讼主体地位之考量,更是遵循正当程序、实现程序独立价值之必然要求。为此,立法上应当明确人民法院在庭前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对于当事人庭前会议申请权的告知义务。同时,作为庭前准备程序的一部分,庭前会议制度的确立初衷即在于为后续的法庭审理铺平道路,以提高庭审的整体效率和实际效果。为此,对于某些特殊案件,如重大、疑难、证据繁多的案件,即使控辩双方未申请召开庭前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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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 Amy Hackney Blackwell,Essential Law Dictionary, Naperville: SphinxPublishing, Sourcebooks, Inc.2008, p.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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