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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法治信仰:“法律信仰”之重构
【英文标题】 The Law (principle) Belief: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tory Belief
【作者】 贾永健【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哲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信仰;法治信仰;自然法;后现代主义;依法治国
【英文关键词】 statutory belief; law (principle) belief; natural law; postmodernism; governing the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 of law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8)06-0002-1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2
【摘要】 “法律信仰”理论存在缺陷的原因是将“law”替换成了“国家制定法”,并曲解了伯尔曼的本意。伯尔曼提出的“law与宗教的相互作用”对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依照伯尔曼的本意,将“法律信仰”理论重构为“法治信仰”理论,以此消除公众对“法律信仰”的误解,以及“法律信仰”对公众的误导。通过强调法治与德治的相互作用,进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
【英文摘要】 Replaced law with statutory and misinterpreted Berman's intention are the defects of the statutory belief's theory. Berman's view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is still meaningful for combining the rule of law with the rule of virtue. It is necessary to revise the statutory belief's theory into the law (principle) belief's theory according to Berman's intention, so that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tory belief by public and the misleading of the statutory belief to public can be eliminated. By emphasizing the intera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with the rule of virtue, the goal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 of law in all its aspects can be further promot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7407    
  
  对“law has to be believed in or it will not work(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翻译不准确、断章取义以及对伯尔曼本意的曲解,学界向中国引入了一个存在缺陷的“法律信仰”理论。“法律信仰”理论将“国家制定法”作为信仰的对象,不但误导了法律从业者,而且导致了“法律信仰”理论出现缺陷以及学者们的质疑和批判。虽然这些质疑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信仰”所产生的集体幻觉,但是,对于不了解“法律信仰”的法律从业者而言,这种集体幻觉依旧出现。一些法律从业者将“法律信仰”当作毋庸置疑的理论前提,从而得出一些看似合法但却不合常理的错误结论,进而影响司法公正。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对伯尔曼本意的考察,本文认为,应将“law”翻译成“法治”,用“法治信仰”取代“法律信仰”,进而消除公众对“法律信仰”的误解以及“法律信仰”对公众的误导。
  一、问题的提出:“法律信仰”理论存在缺陷
  “法律信仰”理论由谢晖于1995年提出并引入学界{1},其主要缺陷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可以说是“法律信仰”理论的合理性基础,但谢晖在提出“法律信仰”理论时,却将伯尔曼所指的“law”替换成了“国家制定法”。
  谢晖如此承认:“自从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以来,在我国有关法律信仰的研究和论述不绝如缕,其原因或许是在该书中,伯尔曼就法律信仰问题得出了一些堪称经典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3}虽然谢晖是“法律信仰”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但范进学才是“法律信仰”理论的真正推动者。中国知网数据显示,范进学共发表9篇以“法律信仰”为主题的论文,总的被引量达到489次,总的下载量达到11650次;谢晖共发表16篇相关论文,总的被引量为210次,总的下载量为6038次。由此可以看出,范进学对于“法律信仰”理论的影响应在谢晖之上。这一推论,通过另一组数据也可以得到佐证。以“法律信仰”为主题的论文,单篇被引量排名第一的是范进学的《论法律信仰危机与中国法治化》,被引次数达到205次,下载次数达到2056次;单篇被引量排名第二的是钟明霞与范进学合发的《试论法律信仰的若干问题》,被引次数达到175次,下载次数达到2469次。谢晖发表的《法律信仰:历史、对象及主观条件》被引次数最高,被引次数为100次,下载次数为1206次,然而却位居被引排行榜第九位[1]。而且,一些论文虽然引用了谢晖的论文,但实质上是在质疑和批判谢晖的“法律信仰”理论。
  谢晖在将“法律信仰”理论引入学术界时,将“法律”等同于“国家制定法”。谢晖认为:“法律要成为民族正义实现的权威准则,成为民族全体成员的共同心理需求和信仰对象。”“法治是世所公认的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法律不但是这种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记载,而且是实现如上正义的实用工具。”{1}范进学对“法律信仰”理论的推动,是在继承谢晖的“法律信仰”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并深受伯尔曼的影响。范进学的《论法律信仰危机与中国法治化》一文,共有24个脚注,其中4个脚注引用的是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下同)一书,1个脚注引用的是谢晖的《法律信仰:历史、对象及主观条件》。正是这个特殊的脚注,证明了范进学继承了谢晖的“法律信仰”理论,并将“法律信仰”的对象等同于国家制定法{4}。综上可以推断,学界所指的“法律信仰”理论,其信仰对象是同谢晖和范进学的“法律信仰”理论保持了一致,即将信仰的对象等同于国家制定法。除去上述脚注,单从《论法律信仰危机与中国法治化》这篇论文的名称也可以看出,伯尔曼对范进学关于“法律信仰”理论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但是,学界所指的“法律”,却不是伯尔曼所指的“law”。
  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的导言中强调:“我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谈论法律和宗教,即把法律视为社会中分配权利与义务的结构和程序,把宗教视为社会关于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直觉知识和献身。”{2}范进学在向伯尔曼询问“law”指的是哪种法律时,得到的答案是“自然法”{5}。《二十一世纪》杂志在向伯尔曼进行访问时,伯尔曼回答到:“要克服这种危机,并使人们再次信仰铭写于人们心中的法律——即「实证」法必须遵从以取得效力的「自然」法,并非像罗尔斯所想的那样只求诸理性,而必须也求诸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和许多人本主义者共同信奉的精神价值。这样的精神价值已隐含在传统的西方法律概念中,并体现在美国宪法的自然法条款之中,如「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的平等保护」。”{6}由此可见,伯尔曼所指的“law”,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法律,是“自然法”。
  也就是说,学界所指的“法律信仰”理论深受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一书影响,但学界所指的“法律”,却不是伯尔曼所指的“law”。换言之,“法律信仰”理论以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为基础,是存在缺陷的。
  第二,“法律信仰”理论将“国家制定法”作为信仰的对象,禁锢了法律怀疑精神。
  谢晖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指出,“法律信仰”不等于“绝对法律信仰”,对待“法律信仰”应该持有法律怀疑精神,即“理性法律信仰”{7};从“法律信仰”的字面意思来看,不难得出“法律信仰”的对象是国家制定法,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制定法都被人们所信仰,也不是所有的国家制定法都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只有富有正义性的国家制定法,才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8}。虽然谢晖的进一步研究是为了消除公众对“法律信仰”的误解,但是强调“理性法律信仰”和有区别地对待“法律信仰”的对象,实质上并没有削减法律从业者对“法律信仰”的误解。
  出于对“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格言的盲从和狂热,法律从业者极容易对“法律信仰”的对象不加区分,进而禁锢法律怀疑精神。这是谢晖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魏敦友、张永和、范愉、范进学等人反对“法律信仰”的重要原因。魏敦友建议,用“法律信念”代替“法律信仰”{9}。张永和老师强调,国家制定法不具备被信仰的超然品质{10}。范愉指出,“法律信仰”已经远离了其原来的语境和本义,虽然学者们在证成“法律信仰”命题时,显示出了对法治的热爱、执着以及逻辑的缜密,但是“法律信仰”理论却存在大量的概念混淆和替换,如将“law”等同于国家制定法{11}。范进学指出,“法律信仰”在理解上稍有不慎,就极容易引起误解乃至争议,伯尔曼使用的“law”,与人们使用和理解的“法律”不是同一个含义上的概念{5}。
  综上,谢晖强调只有富有正义性的国家制定法才能成为信仰的对象、以及提出“理性法律信仰”的事实,均说明谢晖已经意识到了将“国家制定法”作为信仰的对象,容易导致公众的误解,进而禁锢法律怀疑精神。但是,这种强调和说明,对于消除公众的误解和激发公众的法律怀疑精神,并无任何实质效果可言。所以,“法律信仰”将“国家制定法”作为信仰的对象,存在理论缺陷。
  第三,“法律信仰”理论以伯尔曼的观点为基础,却完全偏离了伯尔曼的本意。
  1995年,谢晖提出“法律信仰”理论,其背后的逻辑是,(1)法治代表的是政治正义与社会正义,而法律则是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记载,是实现政治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实用工具;民族精神就是民族正义,等同于政治正义与社会正义;法治若想成为民族精神,就必须以法律形式对民族正义进行表达,使法律具有公开性、规范性和确定性;当法律反映法治精神并成为民族正义时,就能创生法治作为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所实现的法律机制。也就是说,法律是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载体,法律应该反映法治,即政治正义与社会正义。(2)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法律还未能转化成个人理性的内心需求,因此,有必要营造公众对于法律的心理需求,并为这种需求的产生,创造经济、政治、物质条件。(3)若想实现法治作为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需要将法律与公众对法律的心理需求进行整合,而整合的关键,就是让法律成为公众信仰的对象;这种信仰以法律的公理性、正义性、稳定性、权威性为基础,依靠的是公众从内心对法律的信奉,而非外力的强加{1}。
  后来,范进学在谢晖和伯尔曼的基础上,将“法律信仰”理论发扬光大。所以,学界对于“法律信仰”的认识,基本上是同范进学、谢晖的阐释保持了一致,即“法律信仰”是可以培养的,并且是需要培养的,“法律信仰”信仰的对象是国家制定法。
  然而,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的中译本序中却明确指出:“本书试图向美国人提示法律与宗教更宽泛且更深一层的意蕴”{2}。伯尔曼认为,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这种危机的产生,与宗教信仰和法律信仰的丧失有关。如何解释西方人对于法律和宗教之信仰的幻灭?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法律与宗教的截然分离{2}。由此,伯尔曼提出法律与宗教的相互作用,即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2}。这种观点,在伯尔曼发表的《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一文中,也得到了体现。“If this interaction is allowed, law will not degenerate into legalism, but will serve its fundamental goals of justice, mercy, and good faith, and religion will not degenerate into a private religiosity but will maintain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y.(如果这种相互作用得以实现,那么law将服务于正义、仁爱、诚信基本价值目标,从而不会退化为教条主义,宗教将会维持其社会责任,从而不会退化为个人的宗教信仰。)”{12}
  由此可以得出,“法律信仰”理论以伯尔曼的观点为基础,但却完全偏离了伯尔曼的本意。因此,当人们认清“法律信仰”理论的本质时,“法律信仰”理论必然走向没落。这一点,通过“法律信仰”理论的研究热度也可以得到佐证。自从学界出现了质疑和批判“法律信仰”的声音之后,“法律信仰”理论先是经历了空前绝后的研究热潮,然后开始走向没落。由此说明,“法律信仰”理论存在缺陷。
  第四,“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不仅存在翻译问题,而且翻译之后的逻辑也是错误的。
  范进学认为,将“law has to be believed in or it will not work”翻译成“法律必须被人相信,否则将形同虚设”更为精确,并且不会引发公众对于“法律信仰”的误解{5}。但是,细究起来,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范进学已经意识到将“law”翻译成“法律”是造成公众对“法律信仰”误解的重要原因。因此,仍然将“law”翻译成“法律”,对于消除公众的误解,并无任何实质意义。其次,范进学已经向伯尔曼确认了“law”指的是“自然法”,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法律,在此仍然将“law”翻译为“法律”,前后自相矛盾;最后,虽然“believed in”一般都被翻译成“相信”,但不可否认,将“believe in”翻译成“相信”将会导致原著意思的失真。在西方语境下,“believe in”本来就包含着信仰的意蕴,而将“believe in”翻译成“相信”,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这种意蕴。如果不是将“believe in”与God连用,我们几乎体会不到英语语境下的“相信”还包含着信仰的意蕴。如“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Americans state that they believe in God……(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声称他们相信上帝……)”{12}。所以,将原著中的“believe in”翻译成“信仰”实质上要比翻译成“相信”更为准确。
  但是,将“law has to be believed in or it will not work”翻译成“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却出现了严重的逻辑问题。简而言之,由“法律信仰”可以推导出“法律不会形同虚设”,但由“法律不会形同虚设”却推导不出“法律信仰”,所以,“法律信仰”是“法律不会形同虚设”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由于片面地理解了“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并以此作为“法律信仰”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证明,“法律信仰”理论存在缺陷。
  二、“法律信仰”理论的系统分析
  (一)谢晖的“理性法律信仰”理论
  1995年,谢晖对“法律信仰”理论进行了反思,指出“法律信仰”不等于“绝对法律信仰”。绝对法律信仰是指,主体在精神和行为上,只能严格遵照法律之规定,而不许对法律有任何心理怀疑和诘问。显然,如果法律被认定为是恶法,那么法律便不能成为信仰的对象,因为信仰依靠的是公众内心对法律的信奉,而这种信奉,以法律的公理性、正义性等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谢晖提出了“理性法律信仰”,即对法律应该持法律怀疑精神,而法律怀疑精神又不同于怀疑法律精神。法律怀疑精神是指,主体对法律是否完美的一种质疑,这种质疑,是积极的,有利于法律的监督、修补和完善。怀疑法律精神,是指主体否定法律存在的必要,是一种消极的精神,进一步发展,将会造成对法律价值和功能的全盘否定{7}。
  之后,谢晖又对“法律信仰”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信仰的对象。作为信仰对象的法律,(1)需要记载和表现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主体心理规律;(2)需要以人为核心,公正地平衡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自由与秩序关系、个体性与社会性关系;(3)需要能够为主体的行为提供指示,使复杂的社会关系得到梳理,从而显得井然有序,并为主体带来利益。以上三点,是一个有机整体,丧失其中任何一个属性,其他属性便不复存在,从而将会导致法律不能成为信仰的对象。其次,谢晖指出,信仰法律的主观条件有三,(1)法律信念,即主体内心对法律的诚服和坚信;(2)价值认同,即主体的价值追求与法律的价值取向达成了一致;(3)利益感受,即主体对法律满足其利益要求的心理体验。以上三点,由浅及深,层层相关,即没有利益感受,就不能形成法律信念,没有法律信念,就不能将对法律的利益感受和价值认同转化为法律信仰{8}。
  综上所述,“理性法律信仰”理论是在“法律信仰”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含义基本同“法律信仰”理论保持了一致,即信仰的对象为国家制定法,而信仰本身是可以培养的。只是说“理性法律信仰”理论更加强调要区分对待信仰的对象,只有具有公理性、正义性的国家制定法,才能成为信仰的对象。
  (二)“法律信仰”理论提出的目的
  谢晖将“法律信仰”理论引入学术界,是因为(1)法律模式对民族精神具有规范、风化甚至是引导价值,在当代中国寻求民族精神转化的过程中,以现代法律为基础的法治是其主导价值取向;(2)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既非恒久不变,也非日新月异,将法治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转型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和精神文明的背景下,是一种客观需要;(3)法治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转型的价值取向,具有现实可能{1};(4)当代中国正以法治作为各项事业的目标取向,而塑造全民的法律信仰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13}。
  1997年,范进学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法律信仰危机,其表现为(1)公众对法律的陌生,导致法律的应有价值不能转化为主体的追求价值;(2)有法不依的现实,让公众不能产生对法律价值的认同,从而形成法律虚无主义;(3)公众通过司法谋求社会正义的愿望难以真正实现,从而导致公众对于司法崇高信念的失落;(4)法律工具主义,导致公众将法律视为一种统治手段,从而影响公众对法律所蕴涵的价值进行追去和信仰。在这种危机之下,中国若想走向法治化,则需要培养和唤起人们对法律献身的激情和热忱,将法律视为信仰的对象。但是,传统的法律文化不具有产生法律信仰的内在基因,因此,需要从(1)增强公众法律意识,(2)增强公职人员守法观念,(3)扬弃法律工具主义,(4)依照社会正义原则制定和修改现行法律法规等方面入手,培养公众的法律信仰{4}。
  换言之,学者们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的断裂,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法治化建设,学者们认为应该培养公众对法律的信仰{14}。
  (三)“法律信仰”理论的实际效果
  谢晖对“法律信仰”理论的持续深入研究,以及范进学等人对“法律信仰”理论的推进,学术界掀起了“法律信仰”理论研究热潮。可以说,“法律信仰”命题的提出,带来的是学界对于“法律信仰”的盲从和狂热,这种盲从和狂热,在“法律信仰”提出之后几年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期间虽有魏敦友等人质疑“法律信仰”{9},但其声音几乎微弱到了被掩盖。真正有影响的质疑和批判,开始于2004年,但时至今日,学界对于“法律信仰”的盲从和狂热,仍在持续,而这种盲从和狂热,在外界看来,只是法律从业者的一厢情愿。
  自1995年“法律信仰”提出至今,“法律信仰”虽然有演化为意识形态的倾向{6},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倾向仅仅存在于法学界。出于对法律的一厢情愿,法律从业者很容易将“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格言作为毋庸置疑的理论前提来对待,从而禁锢法律怀疑精神。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法律体系的形成并不代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治。现阶段,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和立法体制还不完善,宪法解释程序还不健全,立法还不够精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目标还未能实现{15}。换言之,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过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6}。
  另外,就目前而言,法律在公众心中并没有什么地位,公众不信任——甚至是不遵守法律——的现象还较为普遍,公众对于法律的基本信任还未能建立{5}。根据谢晖的“法律信仰”理论,如果公众不能体验到法律对其利益要求的满足,则公众就不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对法律的诚服和坚信,也就是说法律信念无从形成。而没有法律信念,就不能将对法律的利益感受和价值认同转化为法律信仰。这就解释了为何学界对于“法律信仰”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而外界却依然不信任法律,不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对法律的认同。由此可见,学界二十多年的努力,带来的只是法律从业者对“法律信仰”盲从和狂热,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没有任何实质效果。
  综上所述,“法律信仰”理论带来的是学界对于“法律信仰”的盲从和狂热,这种盲从和狂热,除了禁锢法律从业者的法律怀疑精神,误导学界和实务界之外,对于公众并无任何效果可言。换言之,“法律信仰”理论的实际效果与其追求的效果,还相差甚远。
  (四)“法律信仰”理论的作用机理
  “法律信仰”理论之所以能够得到法律从业者的盲从和认同,并且导致支持“法律信仰”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在“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影响下,“法律信仰”产生了集体幻觉。
  人对于事物的认识,需要经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过程。对于第一次接触的事物,往往印象深刻,对于第一次学习的知识,往往倾向于不假思索全盘接受。在新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如果知识的传授者比知识的学习者(接受者)更加年长、专业和权威;并且,知识的传授者在传授知识时,不对新知识进行细致的分析论证和逻辑推理;而只是依靠自己的年长、专业和权威,对知识的学习者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制时;知识的学习者就往往倾向于对新的知识进行死板记忆,并将其视为一种教条进行运用。在功利主义面前,这种现象表现的更甚。这一点,通过观察小孩儿对新知识的学习和考生对考试内容的背诵记忆(尤其是自己不理解但又必考的内容),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另外,虽然学者们在内心深处通常都将自己视为理性人,但不可否认,学者们在接触或者学习新知识时,也倾向于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尤其是这种新知识与自己的职业、利益、兴趣等相匹配,更是如此。之后,学者们也会倾向于将自己所接受或者学习的知识当作一种教条进行运用,直到这些知识与新的知识或者经历发生冲突,学者们才会比一般人更加倾向于进行反思。
  在谢晖将“法律信仰”理论引入学界的最初几年,法律从业者对于“法律信仰”理论所表现出的态度就是盲目的认同和狂热的信奉。这种认同和信奉,来自于(1)法律本身的权威,(2)“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暗示,(3)谢晖的重复强调,(4)伯尔曼、梁治平、范进学、谢晖等人的学术权威,(5)“法律信仰”匹配了法律从业者的职业、利益、兴趣等。
  换言之,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断裂,让法律从业者在中国的法治化建设过程中,迫切地希望寻求一种解决方案。“法律信仰”理论的提出,则正好为法律从业者带来了光明的曙光。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对法律从业者产生了极强的心理暗示,以至于“法律信仰”理论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能够在法律从业者之间迅速流传,并产生集体幻觉。在集体幻觉的作用下,法律从业者的个人理性遭到绑架,进而导致法律从业者将“法律信仰”命题作为毋庸置疑的理论前提,在理解和适用法律时,得出看似合法但却不合常理的错误结论{17}。
  这种集体幻觉,直到2000年才开始遭遇“理性人”的挑战。虽然就目前而言,质疑和反对“法律信仰”理论的学者还未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种质疑和反对,对于打破“法律信仰”所产生的集体幻觉和更加理性地认识和对待“法律信仰”,具有积极和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对于事物的认识,只有经历了否定之否定,才能更加理性与客观。这一点,在范进学身上便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97年,范进学加入了支持“法律信仰”理论的阵营,之后,通过深入阅读《法律与宗教》和对伯尔曼本人进行询问,范进学提出应该坚决摒弃“法律信仰”这一概念范畴的使用。其理由为,(1)伯尔曼所指的法律,是最广义的法律,在该意义上,由“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无法推导出“法律信仰”,将“法律”理解为国家制定法,是对伯尔曼的极大误解,所以,“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2)我国的法律问题不同于西方,我国当下最紧要的是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和守法精神,克服公权力的滥用问题,树立法律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5}。由于经历了否定之否定,范进学对“法律信仰”的认识,相对而言更加全面与客观。
  综上所述,法律从业者对于法治化建设方案的急切需求,以及“法律信仰”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对法律从业者产生的心理暗示,共同导致了集体幻觉的产生。在集体幻觉的作用下,法律从业者的个人理性遭到绑架,因而不能客观和理性地认识和评价“法律信仰”。但是,反对和批判“法律信仰”声音的出现,打破了“法律信仰”所产生的集体幻觉。随后,“法律信仰”理论开始淡出学者们的视野,并逐渐走向没落。
  (五)“法律信仰”理论逻辑错误
  前文已经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是“法律信仰”的理论基础,但是这句格言细究起来却是存在逻辑错误的。“只要有法律信仰,法律就不会形同虚设”和“因为法律会形同虚设,所以法律必须被信仰”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同义表达。显然,只要法律被信仰,法律就可以如同宗教一般,约束信奉者的行为,因而不会形同虚设。换句话说就是,由“法律信仰”可以推导出“法律不会形同虚设”。但是,这样的推论仅能证明“法律信仰”是“法律不会形同虚设”充分条件。“法律信仰”命题若要成立,还需要证明“法律信仰”是“法律不会形同虚设”的必要条件。
  范愉利用学者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证明,虽然美国的法律很重要,但美国人对法律的遵守和利用与信仰无关[3]{11}。范进学指出,法律即使不被信仰,只要它能够被信任而服从,哪怕是基于对国家法律制裁的害怕而被迫服从,法律也不会形同虚设{5}。这是因为,不管是对自然法而言,还是对国家制定法而言,法律都不会因为不被信仰而形同虚设。自然法或者是自然的客观规律,或者是正义价值,其共同特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人们信仰与否,它都客观存在并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因而不会因为不被信仰而形同虚设。国家制定法的实施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不管人们信仰与否,只要公众实施了国家制定法所禁止的行为,就应受到国家制定法的制裁。因此,不信仰法律(国家制定法)不会导致国家制定法形同虚设。
  另外,法律形同虚设也不是法律未被信仰的结果。上述已经说明自然法不会形同虚设,这里简单说明一下,国家制定法为何会形同虚设。国家制定法是一种利益调整工具,在其实施过程中,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国家制定法被冠以“良法”之名,不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国家制定法被冠以“恶法”之名{18}。“恶法”,或者由于法律的制定者被推翻而形同虚设,或者由于得不到执行而形同虚设。“良法”,如果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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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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