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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中国西部社会法律意识变迁及其特征
【英文标题】 Chang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egal Sense in West China
【作者】 王肃元 冯玉军【作者单位】 甘肃政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1998年
【期号】 5【页码】 3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2852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实现法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法治主体具有正确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要求的法律意识。近二十年来,随着西部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西部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有了比过去较大的提高,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知法守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国家利益和公民的权益等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但也毋庸讳言,广大西部人民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良性法律意识,离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人治”观念、压制性法律传统、臣民型和草民型法律人格、伦理主导型文化观等惰性因素积淀深厚,直接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主体权利法观念及公民型法律人格相抵牾。有了政府主导的为数不多的强制性法律供给,但缺少人民群众自发进行的政策创新和诱致性法律供给;有了命令服从的单向型法律模式,而缺少公权力和市民社会双向互动的民主法律环境,由此所造成的西部法律制度的低效率供给,反过来又降低了人们的正当法律需求。很显然,如果在权利意志和身份关系高于民主、正义、自由等法律价值的前提下,我们很难让西部民众自觉地过一种符合法律的理性生活,并陶然享受其益。下面我们将主要按照历史变迁过程和法律意识主体的分类,来探讨西部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
  一、传统中国社会压制型法律及其社会后果
  建立在农业经济结构之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方面作为制度形态直接反映着农业社会的经济需求和其他文化内容(运用法律来实施统治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种久远传统,自秦至清每朝都有大量的法律典章被制定出来并有效地予以实施);另一方面作为观念形态通过个人社会化而塑造着整个民族的法律意识。中国传统法观念作为中国文化传统长期积淀的产物,它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接受儒家学说的巨大影响,以刑为核心的成文法表现形式,民事领域的习惯法调整传统,法律规范中义务性条款的主导地位,法律教育的不发达与审判制度的不健全,注重调解、厌恶诉讼的法律意识,缺乏权利意识的法律观念等等,并集中表现为以“忠孝”等伦理来认知、体验和评价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之间法律关系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动态心理结构,即伦理法观念。中国传统法观念作为一种伦理法观念,是农业型自然经济和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由此决定我们在分析中国传统法观念时,必先高度注意形成传统中国社会内在结构的那些基本方面:首先在古代中国,家庭宗法制度因个人与家庭之间超血缘的凝聚力而使整个社会成为一种人情重于理智的高度情感化的乡土社会。一方面它使个人与家庭之间依据血缘关系而建立了一种普遍的连带责任,个人荣辱升迁与家庭为一体,整个社会因家庭的防范功能而变得秩序井然,孝道变成了治国的最高原则,教化则是地方官的基本职责;另一方面也使人情关系排斥了平等诉讼和是非争辩,整个社会难以形成一种严谨的法制环境。正是这种亲缘的政治人化和政治的亲缘化,造成一种家国不分、公私不立的社会形态,其反映于法律,则是内外无别、法律与道德不分。其次,高度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结构和儒家思想宣谕的“三纲五常”、“移孝作忠”观念,使得君主个人的意志成为全民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也塑造了人们崇尚人治而蔑视法治的民族意识。再次,整个国家的立法思想是防范重于建设,镇压重于调整,法律仅仅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丧失了自身作为社会规范应该具备的科学性。最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形态是推动忠孝认知成为个人社会化和社会认同基本原则的经济土壤。
  西部社会主体这种与农业社会相协调的法律意识的基本特征是:
  1.等级法观念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所有的人、组织、阶级、阶层都被权力的纽带捆进了集权金字塔,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固定地、静态地、不可更改地配置在不同的身份等级中,任何人都只有依赖于某个集团或派别,才能获得生存的意义,他们的生存被亲属关系、血缘关系、种姓制度、政治级别等各种外在的宿命因素所决定和控制,无法自主选择,从而也就丧失了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基础。这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德刑并用的法律模式本身就意味着惩罚。离开了封建“礼”制所固有的尊卑、亲疏、贵贱,就不可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找到普遍平等的行为规范,任何法律只有放在上下、尊卑、亲疏的网络中才能觅得其适用的特定对象和方法。所以,“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1]此外,法律对家长的身份财产支配权、主婚权等绝对统治权以及对家庭团体经济基础的维护,其力量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时,在一定意义上就可以说,家庭是最初级的司法机关,家族团体内部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解处理,才由国家司法机关处理。
  2.忌讼法观念 即因惧怕法律和崇尚人情而疏远诉讼的一种消极法观念。它是传统农业社会法律结构与强调“和谐”的中国人人生哲学相凝结的产物。中国人努力把社会促成充满家庭和谐气氛的环境,以达到“万物并存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认为一切冲突和纷争都可以用法律以外的纲常礼教得到解决,提倡知足忍让,压抑个性,追求无讼。从而降低了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系统中的功能和作用。惟刑事治罪既认为不得已而为之,则民事相争,自亦调解为尚。在统治者看来,“若庶民不畏官府衙门且信公道易伸”,必致争纷起而讼事繁,故……对好讼者宜严。其结果是人们把打官司视为不光彩的事,发生纠纷也不愿意诉诸法庭,而或者私下调解,或者干脆一忍了之。久而久之,人们的权利意识便因为受到阻抑而弱化。因此说,“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订些什么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由此,“和息”成为民间社会解决纠纷的最高目标。
  3.义务法观念 虽然中国社会历史中也有广泛的“当取”、“当予”、“当为”、“当止”等基本权利意识,“均贫富”的平均主义理想以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民贵君轻思想。但是,政治经济结构上的家国一致,使家庭宗法成为维系社会个体的唯一手段,难以形成市民社会自治权与国家的二元化。封建家庭关系(家长权威———顺从)与政治关系(君王权力———服从)的长期内化就促成了义务法观念的形成。正如王亚南所总结的:“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它们对于任何自身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2]一般来说,农业经济需要漫长的季节更替和成年累月的艰辛劳动,这就使农业社会中的人养成极强的忍耐心,再加上天时地利对农业生产的决定作用,使个人在自然面前形成一种无力感,进而把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置于极为卑微的地位,对一切都逆来顺受。同时,儒家思想中强调“恕”、“忍”、“内省”、“修已顺天”,亦使中国人不愿“争权夺利”而“安贫乐道”、屈辱求生。拿西方人的话说,就是“他们(中国人)对我们的法观念及其严格性和抽象性持很大的保留态度,他们认为,人不应该强调权利,因为每人的义务应是相互谅解,在必要时,为大家的利益作出让步。”[3]
  4.官本位的一维法观念 众所周知,自然经济社会是诸法合体的,刑民不分、以刑为主,不仅没有明确分工的法律部门,而且整个法律体系也缺乏理论上的明晰性,从治国到家政,从谋反到窃财,“以吏为师”,“以官行法”,一切的管理都体现出超经济、超社会的人身强制,体现出命令性、无偿性的封建政治原则,而以执行道德为目标的国家法视“户婚田土钱债”(现代民事法范畴)一类事务为“薄物细故”,从来不予重视。由此形成政治统治经济、国家取代社会的一元化制度体系,以及清官期盼意识和为民请命意识。具体从统治者公权力与民众权利之需求责任关系看,多为请求———体恤关系。即社会成员在温饱、安宁、公正、自由、福利等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皆可对公权者提出请求,这种请求可以是告知某些方面的急切需求,如匪情、灾情等,请公权者帮助;可以是指责控诉官员作恶或腐败,请求上一级的官员或有关机构理清冤情,清除恶官。公共权力所承担的责任是了解下情并采取对策,受理和解决民间纠纷;清除腐败,抑制邪恶。几乎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制度都有关于告灾、告状、上访、申冤的制度,可就是没有写明民众权利的法律制度(权利宣言书)。
  5.静态的柔性法观念 所谓柔性法观念,是在人情重于理性的伦理社会中形成的,试图通过个人的情感和权力而改变、取消法律规范原始内涵的一种消极法观念。法律规范本身的模糊性和“引经决狱”的历史传统,再加上高度情感化的人际关系,使得中国老百姓习惯于依照“情理”原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判断具体法律行为,进而使“揆理准情,缘情定法”成为贯穿于中国历朝法典的总原则,息事和妥协成为法官处理“寻常词讼”时优先考虑的目标。其深远惰性在于:其一,它用一种善良的情感融化了严正的法律规范,以一种微观的和谐气氛破坏了宏观的法制环境,使人们自动将自我作为法律调整的客体而忽略自己主体身份,进而不懂得运用法律去实现自己的合法权利。其二,它用人情高于法律的现实,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伦理法观念,使法律在整个民族的观念形态上受到了极大的冷落和蔑视。此外,在西部社会,由于人际关系结构比较单一和封闭,人们有较多的面对面的行为交往机会。而根据美国学者布莱克的相关研究,在社会中,如果发生纠纷,越是在关系密切的人当中,人们越不愿诉讼;关系越疏远,越接近陌生人状态,人们就越可能诉讼。[4]
  二、传统体制下西部主体法律意识的冲突谁敢欺负我的人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法观念中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公权力与私权利、人治与法治的旧矛盾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进一步发生了异化。全体公民成为国家工厂的成员和职工,大家都服从国家的计划,农产品统一收购、统一调配、统一经营、统一销售。国家通过把农产品的购销几乎全部纳入指令性计划、限制自由贸易、关闭农村要素市场以及阻断城乡人口流动等措施,成为所有制经济要素(土地、劳力、资本)的最高决策者、支配者和收益者。西部人的确是摆脱封建宗法地主关系的束缚,但在一定程度上又陷入公社体制的有形约束中,权力支配和身份(经济成分)———服从关系依然大行其道,在一定时期,法治建设陷入瘫痪状态,平等自由的商品经济关系被指斥为资本主义关系而予以革除,公法关系一统天下,唯意志论和官僚主义假借政策计划的名义兜售出来,加上旧的法观念长期浸淫,当代西部社会主体所具有的法律意识便成为夹杂许多惰性因素的混合体。于是当我们打开国门迎接新挑战时,一组无形的冲突便在民众传统法观念与法制现代化要求之间广泛地展开。
  第一,现代化所需要的稳定的法制环境与西部“人治传统”的矛盾。在现代社会,规范体系不仅承担着调整私人之间关系和私人行为的任务,而且担负着巨大的社会组织功能,由于法源于国,具有肯定性、普遍性、可预测性、结构完整性和国家强制性等优点,从而更适应现代社会极度繁杂的经济运转规律和制定执行日趋精细的社会发展计划,更能避免个人独断所带来的偶然性、盲目性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但是,由于西部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法治思想较难普及,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事情时有出现,实践中,民众内心对法律公正解纷的渴望与依赖官员(或老人、富人等)给自己撑腰并主持公道的惯性意识存在着极大反差。法律主体的认识水平问题,归根结底,是法律制度的地位问题,而法律地位问题的核心是法和权的关系问题。权大于法、以权废法、以权乱法,这是人治的表现;与此相反,认为权源于法、权受制于法,这是法治的表现。我国著名法学家吴文翰先生在谈及法制问题时提出:“法治法治,有法就治,小法小治,大法大治,无法不治;法治完备,兴国安民……”,可谓大家名言,一语中的。[6]在西部未来发展中,法制观念的确立,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观念的转变,必须放在中心位置,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信仰法律,培养人们的守法精神,使法制的发展与西部的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
  第二,高度理性化社会的“国法”与西部礼俗社会的“人情”之间的矛盾。西部农村的旧有秩序主要靠人情及其规范表现———人伦来调整,虽然在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强大的行政力量(近十年来也包括法律的力量)对传统的人情至上观念不懈地清扫革除,但是由于新旧体制转轨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使人情关系在缺乏制约的情形下得以迅速地复兴甚至泛滥。如宗族势力重新抬头,修祠堂、续家谱、恢复宗族组织、订立宗规族法等等。社会经济生活中,打官司就是打关系、送人情、讲面子等不正之风也是遗毒甚深。好多案件就是由于政府官员的“面子”或是当事人与司法执法人员的交情而歪曲判决,进而造成许多冤假错案,西部各省区信访部门每年接待的为数不少的上访人员大多有此原因。但是,考虑到西部民众的生活实际,人情与国法并非截然对立,如果引导得当,完全是可以统一的。如对处在半自给条件下(如家庭联产责任制)的乡民来说,由于他们面对的生产与交换条件的限制,在以市场为中介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时,往往会遭受普遍的失败,因而需要依靠社区关系来校正市场的偏差。[7]所以利用家庭经济联合、换工等传统人情资源及其制度设计,为依靠渐进式改革道路推进西部社会发展提供了契机。
  第三,将法律本质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传统法观念与现代社会中法律应当成为社会综合调整器这一现实要求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在现代社会中,高度分化的社会关系要求经济管理和其他社会管理必须纳入权利和义务相互统一的和意式管理结构中,并担负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社会公共职能。但是,封建的压制性法律的残余导致广大民众形成权利与义务明显分离的病态法律心理结构,索纳捐奉关系和盲从心理是民众只承担法律义务而不享有任何权利的基本表现。计划经济下的一定时期,法律变成了单纯的政治工具,专政成了法律的唯一职能,行政权力及其化身的各级行政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是资源配置的组织者,政策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行为规则,经常做出盲目指令,民众唯官员命令是从,而文革中无法无天的恶习更是对民众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造成了严重干扰。伴随着法律的社会职能由传统的镇压转向一般的社会调整,人们对法律本质的认识也理应发生巨大的历史转变。
  第四,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主体意识和契约观念与西部传统法观念的身份意识和差序观念在观念形式上展开了直接的外部冲突。注重“个体人”(理论上也称“经济人”、“理性人”)及其价值实现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这也是现代法律(尤其是民商法等私法规范)设定主体权利的基石。但在西部农村中,个人及其微弱的权利呼声总是被淹没在由辈份、长幼、贵贱、门第、教派组成的“身份”海洋中,在那里,“人们不是被视为一个个人,而是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8]正是这种僵死的社会义务框架,培育了一种充满了惰性的、垂直的主权型观念结构,进而使得民众难以真正亲近法律。据湖北省的调查报告,在664个农民中,通过“日常工作和生产”了解法律的只有57人,造成“生活中的法,非生活中了解”的错位,与此同时,全部问卷对象中有41.41%的人从未与法官、律师、公安人员等法律工作者接触过,这充分说明,国家独立的法律并未真正深入地触及社会经济生活,广大西部社会主体很少意识到自己是法律关系主体。
  三、西部主体法律意识的现实表征
  西部主体是一个复合的集团概念。法律工作者(含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律师、法学研究人员等)、党政干部、普通知识分子、企业职工、工商业者以及散布在西部广袤地区的农牧民,他们的法观念、法律人格和法律行为特征各有不同,但都归属于“西部人”这一大标题下。
  西部主体法律意识则是指西部社会主体各阶级、阶层人群的法律生活样式、行为规范和意识倾向。要全面客观地将西部主体的法律意识加以区分是困难的,在一定意义上,有多少个西部人,就有多少种法律意识。从不同的角度看往往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按主体的社会角色分,有村民型、臣民型、公民型和参与者型;按时序角度分,有传统型和现代型;按法律认同和法律参与的态度分,有主动型和被动型;从社会职业分,有工人型、农民型、牧民型、党政干部型、商人型、学者型、流民型等等。此外,由于我国西部独特的自然地理、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多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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