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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社会科学》
运动刑罚观对我国假释制度改革的启示
【作者】 吴岳樯【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运动刑罚观;累进处遇制;假释;社区矫正
【文章编码】 1003-3637(2019)02-0123-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123
【摘要】 运动刑罚观作为20世纪日本现代刑罚理论,借鉴了法哲学上的运动变化观,以主体性理论为基础,认为刑罚观是发展的、运动的,在具体的法的现实化阶段更应考虑行为人的人格,根据人格的发展变化给予动态的刑罚处遇。当前,传统刑罚观已然不能适应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而运动刑罚观根据受刑者的人格变化动态调整刑期更具科学性。作为运动刑罚观的制度载体,累进处遇制在推进假释改革上更具进步性。鉴于此,在我国假释制度改革中有必要引入运动刑罚观的理念,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累进处遇制,在假释前的行刑阶段依次设置独居禁闭阶段、群体监禁阶段、半自由阶段和假释阶段,对受刑者进行人格改造,使其尽可能达到假释考核的标准和要求;而在假释期间应当将服刑人员划分为严管级、普管级和宽管级,由社区矫正管理机构根据服刑人员的悔罪表现和矫正情况采取计分考核,实行动态化管理,并配以相应的管理层级和矫正处遇。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6654    
  
  运动刑罚观是由日本著名刑法学者团藤重光教授提出来的现代刑罚理论,主张运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刑罚,并且将“运动”的理念适用于刑罚的执行过程中,主要体现在对受刑者的人格矫正上。假释是受刑者人格矫正极为重要的一环,它作为一种备受世界各国青睐的非监禁处罚措施,虽然在我国刑罚理论上受到一定的关注,形成了较成熟的刑事法律制度,但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对其仍然重视不够,适用率很低,假释制度面临的困境并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对于假释制度的适用存在观念上的问题,即在行刑阶段传统刑罚观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对受刑者进行改造也存在制度上的问题,我国的分级处遇制度未能充分体现层级和处遇上的差异,未能使更多的受刑者顺利复归社会。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出原有假释制度的理论及司法适用已经不符合当前刑罚发展趋势,以刑罚轻缓化、行刑社会化为目标的假释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借鉴运动刑罚观理论以及西方先进经验,对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运动刑罚观及其理论基础
  关于运动刑罚观,团藤教授立足于法哲学的角度,将“万物流转”的理念引入刑法学。犯罪和刑罚二者并非固定的、静态的法律现象,刑法中的理论构成也应该是动态的,但“犯罪现象”的动态性格不会直接联系到“犯罪论”的动态。所谓“动态”,指的是“对行为的普遍评价”,而“当罚性”,则与“社会评价的变化”息息相关{1}57。虽然当罚性是相对的、动态的,但可罚性应该是固定的、静态的。团藤教授认为,运动刑罚观不仅强调动态与静态二者的有机统一,而且重视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动态相对性”。罪刑法定主义被认为是“动态世界的静态原理”,它要求某一项行为在行为之时没有被处罚,在行为之后更不应受到惩罚,否则就属于破坏个人自由的行为。此处的“自由”,是指脱离个人政治与社会的自由,仅仅局限于保持行为时不受惩罚的自由。如果该自由被破坏,那么在法律规范的层面,要用各种类型的方式来惩罚行为并加以固定。作为一种静态原理,罪刑法定主义也有了动态的性格,系统地把握静态原理和动态原理,是真正的动态理论构成{1}58。
  团藤教授进一步主张行为人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应享有差别待遇,不应将新旧两派的刑法理论僵硬地、机械地折中起来,而应采用动态的理念进行把握。马克昌教授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在处理已然之罪与未然之罪的态度上也应有所区别,对于已然之罪,应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重视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而对于未然之罪,则应站在主观主义的视角,侧重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在行刑阶段,执行官更应当采取主观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受刑者{2}524。刑罚是因为犯罪而给行为人施加的国家的非难形式。从时间上看,刑罚虽然是以过去的(已经实施的)犯罪为前提,可是,受刑罚处罚的是现在的行为人。所以,判处刑罚时不得不考虑行为人现在的人格,即对现在的行为人科处刑罚时,除了要考虑犯罪的谴责可能性大小之外,还要动态地把握行为人的人格。由此可见,犯罪论的基本性格是静态的,而刑罚论的基本性格是动态的{3}473。根据运动刑罚观可知,刑罚具有动态性格:在与行为人人格的关系上,应考虑谴责程度的增减;在与法秩序或社会秩序的关系上,应考虑行为意义的变化;在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上,应考虑刑罚必要性的增减。
  团藤教授的刑法理论,是以古典学派为基础的折衷理论,并且是以人或者人性为基础的刑法理论,其主要倡导主体性理论、运动刑罚观以及人格责任论。其中,主体性理论作为运动刑罚观的理论根基,主张每个人都具有各自的根源性价值{4}222-223。任何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具有主体的尊严性或者独立人格。具体的人是根据环境来做出决定的,但在素质和环境方面都是有主体性的。所谓“主体性”,并不能脱离“素质和环境”的决定因素,它强调的是支配其客观规律而具有目的性的主体。人格以先天性和后天的素质为基础,在环境的制约下通过经验的累积,然后逐渐形成。人在素质和环境的作用下有行为的自由,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素质和环境{3}35,107。对于先天性的素质,我们可以抑制其部分的作用,也可以通过帮助某个部分的作用,使其形成人格。人格的形成,不仅是单纯的素质与环境下的必然决定,也应该是主体意志性的相互作用。人类根据自己的素质和环境决定主体的“意思”,再由其“决定意愿”所进行的“行为”,不能从决定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59-61。换言之,团藤理论的“主体”作用是“人格形成”,“人格”的现实化即产生了“行为”。每个人在社会环境及自身情况的双重作用下,在社会生活中实施一定的行为,才有了自己的人格。人格形成不仅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会受到自身素质的约束。人的行为与人格二者相互依存、互相影响,行为是人格的外在表征或者客观体现,离开了人格,行为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我国假释制度改革引入运动刑罚观的必要性
  (一)传统刑罚观已然不能适应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
  对于刑罚目的的争论,传统刑罚观主要存在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的对立。报应刑论主张,犯罪是一种恶行,刑罚是对犯罪这种恶因所给予的恶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这种主张的理论基础{5}27。以上报应刑论的观点揭示了刑罚应当与犯罪相均衡,对行为人科以刑罚仅以犯罪作为法律上的原因,除此之外绝无其他目的。目的刑论认为,刑罚并非对犯罪的报应,而是预防未然之罪,保护社会利益的手段{5}30。该观点认为刑罚并非仅以报应为目的,而是以预防未来犯罪、保护社会利益为目的,针对具有危险性格的人来进行特别预防。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如迈耶、贝卡利亚、费尔巴哈和植松正等,主张并合论或折衷主义,认为刑罚不仅为了惩罚已然之罪,还具有预防未然之罪的目的{5}32。可见,传统刑罚观认为刑罚或是为了报应犯罪,或是为了预防犯罪。笔者认为,当前传统刑罚观难以与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理由如下:
  首先,报应刑中的报应,是刑罚对犯罪的报应,刑罚之轻重取决于犯罪所带来的损害,只有犯罪发生变化时,刑罚才相应地发生变化。进一步说,报应刑将客观行为作为关注的唯一,并竭力在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寻求一种等值关系,无疑否认了人的个体性差异,导致刑罚运用上的僵化{6}268。其次,“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而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7},根据目的刑论的观点,刑罚具有特殊预防的目的,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再犯可能性的大小相适应,如果再犯可能性没发生变化,刑罚也不应该发生变化。为了预防未然之罪,目的刑论难免会有重刑主义之嫌,一定程度上有悖于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而运动刑罚观契合于报应观念逐渐趋向减弱的社会发展趋势,这一点从近年来我国刑法越来越多的罪名废除死刑的实践经验得以见证。再次,对于并合主义刑罚理论,将报应刑与目的刑等而视之,势必会产生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对于监狱行刑和社区服刑的指导无疑是含混不清的。不论是报应刑还是目的刑,其有关刑罚的理论都是静态的,都难以与刑罚轻缓化的动态发展趋势相适应。
  (二)运动刑罚观根据受刑者的人格变化动态调整刑期更具科学性
  张明楷教授认为,自刑法理论从威吓主义、报应主义进而发展到感化主义、教育主义以来,自由刑的刑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受刑者的反应而缩短。如果认为对受刑者已达到感化目的,或者能够预期实现刑罚目的,就可以不再受宣告刑期的拘束。这样,便可给长期,尤其是无期徒刑的受刑者以自新之路,把争取提前出狱的主动权交给受刑者本人,促使其悔罪改善{8}421。对于受刑者具有“重返社会的权利”,一方面,要保持受刑者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不单是有形的、物理的自由形态中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根本的是内在的自由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受刑者有权利和义务接受矫正过程中对重返社会起作用的个别化的处遇。受刑者最终能否复归社会,其中主要的评价因素就在于其反社会性人格的大小{9}。
  鉴于此,对行为人过去的行为加以非难时,应考虑现在的行为人的人格。运动刑罚观运用发展的、运动的眼光来对待受刑者所受之刑罚,虽然也强调只有对犯罪行为才能科处刑罚的客观主义立场,但对于受刑者所受之刑并非等同于犯罪所造成的侵害,也即刑罚的轻重并非由犯罪的轻重所决定,而是与反应在报应观念上的应当受到惩罚的轻重相适应。对同一种罪,反映在报应观念上的惩罚的轻重可能因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家而有很大差异,因此对应的刑罚也会有很大不同{10}。刑罚时间之长短并非固定的、僵硬的,应根据受刑者的人格变化以及改造表现等情况予以综合考量。因此,在推动假释制度改革上,有必要引入运动刑罚观对受刑者的人格予以矫正,根据受刑者人格的变化对其所受刑罚之刑期进行动态的调整,使其顺利复归社会。
  (三)作为运动刑罚观的制度载体,累进处遇制较分级处遇制更具进步性
  木田纯一教授指出,我们必须强调刑法的科学性和人性。正统刑法学派没有科学性,而刑事人类学派缺乏人性。没有科学性的刑法学是盲目的,忽视人性的刑法学是空虚的{1}56。运动刑罚观为我国假释制度改革提供了科学性的理论指导,只有将理论结合实践才能检验理论自身价值,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践。为了使受刑者能够顺利重返社会,必须矫正其人格使之适应社会,这就要求采用科学的、动态的矫正方法。因此,有必要引入西方国家一项重要的监狱制度——累进处遇制,该制度作为运动刑罚观最为直接的启示和体现,对推进我国假释制度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运动刑罚观的制度载体,累进处遇制是将罪犯的自由刑划分为数个阶段,按其在服刑期间的改造表现进行层级的升降,实行动态化管理,并配以不同的处遇,促使罪犯顺利复归社会的矫正制度{11}。有学者认为,累进处遇制度一般分为英格兰制与爱尔兰制,前者为三级制,即独居制、杂居制与假释制;后者为四级制,即在杂居制与假释制之间增加了半自由阶段{12}209。其中,独居制的警戒程度最高,针对的对象是刚入监的罪犯,主要目的在于使其最直接地体验刑罚之苦,通过考察罪犯内省后的悔罪表现来决定是否升级处遇;杂居制的警戒程度相比前一阶段有所下降,监狱按照不同标准对罪犯予以归类,同类罪犯集中监禁于同一监舍;半自由阶段进一步放宽了罪犯的自由,提高了其物质待遇,如增加通信接见的次数、体验离监探亲的待遇;假释制即附条件的提前释放。确立假释制度的目的在于促使罪犯加速改恶迁善、悔过自新。当罪犯在半自由阶段确有良好改造表现、人身危险性较小时才能适用假释{12}208。可见,累进处遇制是运动刑罚观在刑罚执行上的直接体现,是以人格改造为基础、以罪犯再社会化为宗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罪犯的物质待遇,而且尊重和改善罪犯的人格,充分体现了行刑的人道价值。一方面,它能够引导和激励罪犯积极向上,使其生活环境与社会正常生活逐步接近,避免了由监禁直接跨入社会的不适应性;另一方面,对罪犯具有很强的约束效果,对在监狱内表现恶劣并拒绝改造的罪犯,降级处遇能够发挥很好的惩罚作用。
  现阶段,我国监狱行刑制度主要体现在对罪犯的分级处遇制度上,有论者指出,该制度一般分为严管级、普管级和宽管级三个级别,也称“三级管理”,还有的分为五个档次:特宽管理级、从宽管理级、普通管理级、从严管理级以及特严管理级{13}。我国监狱行刑的分级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累进处遇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然而,笔者认为,我国监狱的分级处遇制度相比于累进处遇制,依然存在不少缺陷,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分级处遇制度主要以罪犯的服刑时间作为不同管理级间的划分标准,不能真正反映罪犯由于人格矫正上的进步而在处遇上的层次性和累进性。而运动刑罚观认为,刑罚论是发展的、运动的,对罪犯过去的行为进行非难时,应采用动态的、发展的理念,着重考虑罪犯的人格及其所受之刑罚,刑期的变化应当依据罪犯的改造表现相应发生变化。
  其二,分级处遇制度对于罪犯具体情况缺乏个别化考虑,缺乏采取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综合知识对罪犯的性格特征、心理状况、心理调节功能等方面进行人格调查,故而也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科学、全面的罪犯人格矫正计划。运动刑罚观理论在动态地把握罪犯的人格时,从主观主义的角度出发,更加侧重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分级处遇制度有违刑罚个别化原则,不利于对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性地人格矫正,而累进处遇制预先对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和调查,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的处遇层级。由于我国监狱缺乏科学严谨的人格调查机制,没有专业的评估量表,也就忽视了罪犯本身人身危险性的分析评估,调查评估基本上沦为各方意见的传声筒。
  其三,分级处遇制度在处遇的对待上差别不大,难以有效的激励并促进罪犯进行改造。一般来说,对于“三级管理”的处遇制度,每一层级之间在处遇的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例如,在严管级中,无论是否再细化分几个等级,业余时间里能够享受的自由度几乎相同,再如使用电话通讯,实践中差别也是很小的{14}。
  其四,分级处遇制度的动态管理效果不明显。运动刑罚观认为,刑罚具有动态性格,在对罪犯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动态的管理模式才有助于对罪犯的人格改造。事实上,有不少监狱对罪犯的动态管理持消极态度,并且不能及时地在层级上作从宽或从严的处理,加上分级处遇制度本身在层级的设置上流于形式,罪犯较多集中在中间层级进行管理,而在较宽和较严层级的罪犯数量较少。由于较宽级别存在着一定的比例限制,而使中间层级罪犯很难进入到这一层级,欠缺了动态的管理模式,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也大为减弱。
  由此可见,我国的分级处遇制度与西方的累进处遇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不能充分体现层级和处遇上的差异,以促进罪犯的人格矫正,因而也就不能顺利地达到罪犯复归社会的目的。为此,有必要将运动刑罚观引入到我国的假释制度改革中,在行刑中以矫正罪犯人格为核心,通过借鉴西方先进经验,考虑创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累进处遇制。
  三、运动刑罚观视野下我国假释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假释前的行刑阶段建立累进处遇制
  根据我国《刑法》第81条规定,我国假释制度适用于被判处剥夺较长自由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但也规定了假释的禁止性条件[1]。在对犯罪分子进行假释的宣告时,应调查评估其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这不仅要考虑犯罪分子的犯罪情况,还要考虑其悔罪表现与改造情况。除了累犯以及部分严重的暴力性犯罪分子,对于其他普通罪犯,在入监之日起就应以矫正其人格为核心,使更多的罪犯有适用假释制度的机会,以适应行刑社会化、刑罚人道化以及刑罚轻缓化的世界刑法改革趋势。换言之,对罪犯进行假释前应重点对其人格进行改造,使其尽可能达到假释考核的标准和要求,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质变的过程。
  笔者主张,我国监狱累进处遇制的构建,应严格根据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改造表现来实施,既要让制度内部形成一定的级别和处遇差异,又要形成一种常态的社会环境。由于刑期的伸缩应当取决于罪犯的改造程度,因此,累进处遇制可设置为层次不同的四个阶段,并在警戒监管、通信接见、接收物品、报酬奖励、离监探亲等方面分别配以不同的处遇。
  1.独居禁闭阶段
  此阶段主要针对初入监时人身危险性较高的罪犯实施,将其禁闭于独立的监室,在彼此隔离的状态下生活和劳动。由于在监狱中执行刑罚时容易引起罪犯间的交叉感染,并且也容易造成惯犯和累犯的恶性培养,通过对罪犯实行独居禁闭,使其通过内省来感受犯罪之代价,体验刑罚之苦,从而实现矫正之目的。一般来说,所有初入监的罪犯都应经历这一阶段,但是对于罪行较轻或者被判处拘役的罪犯可以不必进行独居禁闭。
  翟中东教授认为,在我国现阶段的行刑实践中,处于从严管理层级的罪犯的一切活动都不能脱离警戒,其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通信次数为每月一次,会见活动也严格受限,伙食标准也被设定为最低级别{15}。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在独居禁闭阶段,初入监的罪犯只能享有最少限度的自由和最低级别的待遇。详言之,对其所实行的警戒看护最为严格,剥夺罪犯通信会见、接收物品、离监探亲、报酬奖励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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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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