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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论社区矫正的恢复性选择与路径创新
【副标题】 以《社区矫正法》的实施为契机【作者】 王瑞山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恢复性司法;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法;刑罚执行;犯罪预防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34
【摘要】

随着《社区矫正法》的出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日益完善,但社区矫正实践却面临着从“管得住”向“改得好”转变。恢复性司法与社区矫正在理念和价值追求上有着天然的契合,为社区刑罚执行提供了一种策略选择。当前我国社区矫正中存在着恢复性司法的现实需求,但全面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社区矫正法》的实施将为我国社区矫正中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提供新契机。首先,通过培训促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理念从惩罚向惩罚与恢复并重转变,通过宣传促进民众对恢复性司法的认识和支持;其次,为社区矫正设定恢复性选项,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关注,促进社会服务的恢复能力;最后,尊重当事人意愿,确保和解的真实性,以过程性评估为主,科学评估社区矫正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效果。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5048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以下简称《社区矫正法》)将于2020年7月1日正式实施,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终于有了国家层面的法律,促进了我国刑事执行法制的完善。社区矫正是指针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四类犯罪行为较轻的对象所实施的非监禁性刑罚。[1]社区矫正制度以犯罪人真心悔罪并回归社会为目标,以非监禁性社区服刑方式为手段。目前,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达到了478万,累计解除矫正对象411万,近几年每年新接收社区矫正对象50余万,全年正在列管的有126万。[2]在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社区矫正是从带着是否“管得住”的疑虑开始,工作中延续了监狱矫正的理念,形成了基本的工作机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但是,从实践来看,我国社区矫正若要实现不仅“管得住”而且“改得好”的目标,需要以《社区矫正法》的实施为契机进行理念和路径的创新。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是犯罪人在自愿的前提下赔偿被害人损失,主动修复被其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更应当被认为是一种鼓励犯罪者承担自己行为责任的个人机制”,它强调了布雷斯维尔特关于“统一耻辱”(reintegrativeshaming)目标的重要性,最大化使犯罪者恢复正常生活的可能性,这与关注惩罚与监禁的惩罚模式所经常造成的苦难和怨恨形成鲜明对比。[3]作为一种“宽容司法”,[4]强调“恢复”的恢复性司法对犯罪、犯罪原因、犯罪人责任、刑罚目的等所秉承的理念,与强调“惩罚”的传统刑事司法均有着一定的差异。

社区矫正制度重视社区的作用,客观上有利于犯罪人进一步修复与被害人的关系、重新融入社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理念。[5]可见,恢复性司法理念与社区矫正制度设计的理念具有先天的契合性。

基于这样的契合性,一些学者就社区矫正工作中引入恢复性司法进行了理论探讨,认为恢复性司法与社区矫正两者在减缓监禁刑的负面影响、彰显刑罚人道主义、降低司法成本等方面有着同样的追求。[6]这些研究聚焦如何在恢复性司法理念下改善现有社区矫正制度,鲜有在社区矫正中对恢复性司法需求的实证考察。我国《社区矫正法》第42条明确规定了通过社区矫正对象利用“一技之长”进行社区劳动来“修复社会关系”的做法,但对有自然人被害人的社区矫正案件中如何通过恢复性司法措施实现被害人的恢复,并未有明确规定。那么,我国当前的社区矫正中是否存在恢复性司法的现实需求?我国社区矫正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优势和困难有哪些?在我国社区矫正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进路?本文拟在梳理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主要是上海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恢复性司法与社区矫正的价值契合

恢复性司法理念与社区矫正的制度设置在目标设定、适用对象、实现路径等方面有着相同的追求。

首先,从最终追求的目标来看,恢复性司法和社区矫正都是为了犯罪人的恢复和重新犯罪的预防。恢复性司法在强调被害人利益恢复的同时促进犯罪人的自我恢复、回归社会,它“复兴于司法资源紧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社会背景”,其中原由在于节约司法资源与特殊预防。[7]联合国《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第2条规定:“‘恢复性司法程序’,是指在调解人帮助下,被害人、犯罪人和任何其他受犯罪影响的个人或社区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的程序。”恢复性司法程序达成的协议被称为恢复性结果,其内容往往是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行为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受到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8]

显然,恢复性司法强调了犯罪被害人的利益保护,同时促进犯罪所破坏的社区关系的恢复。美国学者托马斯·奎因认为,恢复性司法“关注恢复社区的健康、补救(犯罪者)所造成的危害、满足受害者的需要,以及强调犯罪者能够也必须在这个补救和复原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惩罚模式无法完成任何上述工作,后者几乎无助于“减少市民对犯罪的恐惧、抚慰受害者,或者增加市民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满意度”。[9]可见,恢复性司法是围绕犯罪被害人的利益,注重犯罪所损坏的被害人利益、人际关系的恢复,同时促进犯罪所破坏的社区关系的“恢复”。这都是建立在犯罪人认识到自己的犯罪及伤害后果并具有“修复”意愿的基础上,这与社区矫正中追求的犯罪人认罪、悔罪和赎罪目标是一致的,犯罪人只有认罪、悔罪,才有赎罪(修复)的行动。因此,恢复性司法与传统刑事司法在实现犯罪人“恢复”这一点上殊途同归。

犯罪人“恢复”的最显性指标就是不再重新犯罪,而有利于预防重新犯罪是恢复性司法的一个优点,它体现在犯罪人和被害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调解、商谈等措施促进犯罪人认罪、悔罪并承担个人责任,从而有利于避免再次犯罪;另一方面,通过恢复性措施,抚平犯罪对受害人身心方面及其亲友的伤害,从而减少他们报复性犯罪的可能。另外,通过恢复性司法,促进发掘并展示善良的人性,以事实告诫人们伤害他人其实就是在伤害自己,有利于阻止犯罪冲动。社区矫正避免了因监禁而脱离正常社会关系、出狱后面对重新适应社会困难易再犯罪的现象,在矫正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促进“在犯罪人与社会之间缔结一种更积极的关系”,[10]这也有利于降低犯罪者再犯罪。

其次,从适用的刑事司法中的阶段来看,恢复性司法适用于刑事司法全过程。联合国《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第6条明确建议:“在不违反本国法律的情况下,恢复性司法方案可在刑事司法制度的任何阶段使用。”可见,恢复性司法理念应该覆盖处遇犯罪的各个环节,甚至延伸到刑满释放阶段。境外已有将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刑罚执行后的安置帮教阶段,通过协调、调解,促进刑满释放人员对被害人或社区做出积极的恢复性举动。例如,恢复性司法主要类型之一的“家庭小组会议”(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11]既可以在审前进行,也可以在审判后进行,它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成为警察和预审程序分流的一部分。[12]社区矫正仍处于刑罚执行阶段,自然也适合开展恢复性司法工作。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再次,从适用对象上看,恢复性司法和社区矫正适用的犯罪类型均主要指向轻罪。恢复性司法适用案件的范围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在恢复性司法提出之初,适用对象主要是一些青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的轻微伤害案件。例如,在英国,“特别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恢复性司法)最初目标是针对青少年犯罪者、初犯和轻犯,1998年《犯罪和无秩序法》(CDA)和1999年《青少年司法和犯罪证据法》(YJCEA)的颁布,预示着恢复性司法原则和实践被纳入了青少年犯罪司法系统”。[13]在我国,刑事司法环节中最具恢复性特点的是刑事和解制度,其适用案件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二是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7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同时,排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5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直接法律效果是司法机关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可见,目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适用对象主要是较轻的犯罪。社区矫正适用对象也是情节较轻的犯罪,其中,缓刑占据较大比例,例如,上海市2016年在册社区服刑人员7776人中,缓刑7004人,占社区服刑人员总数的九成多。[14]可见,恢复性司法和社区矫正在适用对象上均具罪刑较轻的特征。

最后,从实施路径上看,恢复性司法和社区矫正都重视发挥社区的作用。社区矫正重视社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使犯罪人不脱离社区,社区可以继续发挥社会化功能,促使罪犯适应社会、回归社会;二是不会中断、甚至可能利用和发展犯罪人的社会纽带,继续发挥社会控制功能。社区矫正的目的就是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来实现对犯罪人的改造。恢复性司法的实现更加依赖社区路径,因为犯罪人、受害人及其影响到的亲友邻里都在社区,这些因素是促进犯罪人与受害人、甚至社区和解的重要因素。因此,和谐的社区关系也有利于社区矫正的实现,恢复性司法和社区矫正也在努力促进社区和谐。

三、我国社区矫正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现实基础和障碍

社区矫正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契合,为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提供了一种天然的便利,至于能否成功引入,需要进一步分析其有利和不利因素。

(一)我国社区矫正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有利条件

首先,犯罪人恢复性意向的客观存在。调研发现,在社区服刑过程中,确实出现个别犯罪人主动要求补偿被害人的现象。例如,S市P区C街道司法所专职干部介绍,一社区矫正对象因交通事故致人死亡,虽经过司法环节对被害人家属进行了相应的赔偿和补偿,但仍觉得对被害人亲属带来了严重的伤害,长期摆脱不了自己罪错心理的困扰。因此,他在社区服刑期间向矫正工作人员提出想对被害人“做点什么”以进一步赎罪,但由于被害人是外地人而联系困难未能实施。S市X区H路街道也有通过社区服刑人员对被害人家属提供帮助达成谅解的案例,尽管做这项工作时,工作人员尚不知恢复性司法为何物,只是为了帮助服刑人员悔罪、赎罪。但是,这些案例说明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社区矫正的现实需求。据调研,犯罪人有着很大的差异,悔罪心态多出现在过失犯罪中,如交通肇事罪或冲动型人身伤害犯罪,当事人一般没有故意犯罪的那种“恶意”蓄积,这些人往往愿意通过补偿性措施来弥补内心的不安。

其次,在我国个别省市社区矫正工作中,已经形成了较高水平的社区矫正队伍和较为完善的工作机制。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中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东部沿海城市相对较好。以最早试点社区矫正的上海为例,社区矫正工作一直处于全国的前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5]十多年来,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在“预防和减少犯罪体系建设”下,形成了市委政法委牵头、综治部门协调、司法行政机关为主、职能部门(公、检、法)密切配合、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到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平安建设的大局中进行谋划和推进。上海市注重刑罚执行与社会工作理念相结合,除了各级矫正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专职干部外,还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培育了一支专业化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和一支参与广泛的社会帮教志愿者队伍。正是因为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组织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的鲜明特征,上海的社区矫正工作被学者总结为“上海模式”,而主要依靠专业矫正人员实施社区矫正的方式被称为“北京模式”。[16]目前,上海的社工组织不仅有略带“行政化”倾向的新航社工总站和各级社工站,[17]还有“中致社”(浦东新区)、“茸平社”(松江区)等社工组织。专业的矫正工作队伍和完善的矫正工作机制,为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提供了现实基础。

最后,与社区矫正同属司法行政工作的调解工作发展较为完善。一般来讲,调解是通过第三方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通过疏导、说理来解决纠纷。调解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体现着“和为贵”的传统社会思想。恢复性司法的许多模式均需要调解的介入,而且需要非常专业的调解能力,才能使犯罪人、被害人坐下来“握手言和”。近年来,全国司法系统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大调解的概念和工作格局。大调解通过分流机制来化解矛盾纠纷,一般先由司法所汇集所有纠纷,然后对其矛盾纠纷进行分类,有效的来化解矛盾纠纷,这使得社区矫正的实施部门司法所运用调解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社区矫正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现实障碍

首先,不少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尚不了解恢复性司法理念。有学者认为,依据当前的法律条件,社区矫正“不会放弃刑事立法、司法对刑罚惩罚性、威慑性的基本判断”,均以“防范脱管、漏管,防范重新犯罪为目标”。[18]经调研,绝大多数街镇司法所社区矫正专职干部和社工不了解恢复性司法,只能从字面上理解其大致意思,遑论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就社区矫正工作目标而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仍以传统刑事司法理念为指导,尽管在社区服刑,其主要功能或目标是和监狱服刑一致的,让犯罪人悔罪改过、回归社会重新做人,甚至会觉得非监禁的刑罚方式“便宜”了服刑人员,因此服刑人员更应该感恩、悔过。就工作态度和手段而言,调研发现,现有的社区劳动、思想教育流于形式,矫正工作人员强调“收监”这个“杀手锏”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执法权,体现着管、控、惩的传统矫正思路。在对待被害人的态度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基本不考虑被害人的问题,甚至,如果被害人与犯罪人在同一个社区,反而在判决阶段根据《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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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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