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障碍分析及破解策略
【作者】 金碧华【作者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
【分类】 司法制度
【中文关键词】 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障碍;策略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3
【页码】 20
【摘要】

假释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式处遇的刑罚变更执行制度,假释制度得以在世界范围广泛运用的主要原因是其注重对罪犯的教育矫正,以犯罪人出狱后顺利复归社会为目标。然而,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再社会化过程却面临着制度、文化、市场、社会交往、心理五个方面的障碍。为消除假释人员社会歧视偏见,恢复社会功能,顺利回归社会和融入社会,应从制度建构、文化包容、行动嵌入、能力建设等四个方面确立假释人员回归社会和融入社会的基本策略。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5056    
  

一、问题的提出

犯罪与刑罚相伴而生,刑罚与自由戚戚相关。纵观犯罪与刑罚的演变历史,无论是“复仇主义”还是“报应主义”的出现,甚或“功利主义”乃至后续“矫正主义”“复归主义”等的产生,都始终被嵌入一种暴力与抗争、权利与正义、自由与人性的争鸣。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和刑罚理念的改变,刑罚得以变革,目的主义的刑罚带来革命性的转变。在当代,这一矛盾的现代碰撞不断汇聚到一个难以消解的话题——规训与自由、惩罚与复归。正如福柯所言:“权力的运作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压制、排斥、否定,而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1]事实上,围绕上述争论,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1764)、约翰·霍华德的《英格兰及威尔士监狱状况》(1777)、边沁的《惩罚理论》(1811)、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1876)等著作早已发出了监狱行刑悖论的声音;而其后一百多年间,德国的李斯特、比利时的普林茨、荷兰的兰卡奇、意大利的菲利、格拉马蒂卡、法国的安塞尔等人的研究都高度关注罪犯矫正问题,重视罪犯的再社会化过程。人道主义快速攀升,诸如缓刑、假释、不定期刑、保安处分等一系列现代刑罚制度在刑罚转型和改革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与此同步的是,罪犯再社会化思想趋于成熟,社会防卫理论崭露头角,行刑社会化的理性选择使得刑罚的社会性元素不断膨胀,聚焦点开始转移,罪犯回归社会的过程受到特别关注——“所有罪犯都是可复归的。但事实是,并非所有的罪犯在出狱后都能复归”。[2]需要说明的是,后续社会化理论、标签理论、结构紧张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控制理论、深化的复归理论等同样是对前述很难消解的悖论问题——“监狱化”与罪犯再社会化形成天然的矛盾——的主动回应和“理论改造”。

过渡到现代社会,传统刑罚理论不断被超越,教育刑论、刑罚社会化、刑罚人性化、行刑社会化、行刑经济化等理论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刑罚不再以严惩犯罪人为其最终目的,而是以矫正罪犯并使其顺利回归社会为最高价值取向,这也被多数国家刑法理论及实践所接受。假释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式处遇的刑罚变更执行制度,假释制度得以在世界范围广泛运用的主要原因是其注重对罪犯的教育矫正,以犯罪人出狱后的复归社会为目标。

作为我国社区矫正对象之一,假释人员是指已经在监狱内执行部分刑罚(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剩余刑期在社区执行的罪犯。与其他社区矫正对象不同,假释人员的“监禁生涯”使得他们回归社会的过程更加艰难,严重影响其再社会化的顺利实现。一方面,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不断下沉催生和强化了社区矫正的惩戒理性以及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法治化、人性化内涵;另一方面,作为特殊群体的假释人员,其回归社会再社会化的过程不仅仅内嵌于制度、文化、市场、人际交往的场域中,还受到个体内化的影响。基于此,本论文以回归社会学和罪犯再社会化为理论边界,重拾价值系谱研究,强调制度反思和社会嵌合,重塑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价值理路,着重探讨行刑社会化背景下制度障碍、文化障碍、市场障碍、社会交往障碍、个体内化障碍等对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后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的影响、规制和约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破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基本策略,以推动假释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二、研究视角与文献回顾

(一)研究视角:回归社会学的理论张力

回归社会学的侧重点在于社会性的回归,聚焦违法者、犯罪者、出狱人回归社会以后的社会处遇及其自我保护、社会保护和预防重新犯罪等问题。“惩治犯罪、改造罪犯、回归社会是预防犯罪和治理社会治安的综合性系统工程”,“罪犯改造和回归社会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的非常重要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3]回归社会学的理论分野与刑罚改革过程中提出的目的刑论、教育刑论、刑罚社会学、刑罚人性化、行刑社会化、行刑经济化等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到1872年第一届国际监狱会议确立让罪犯改善复归的宗旨,再到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对于监狱惩罚机制的猛烈批判,无不推动了回归社会理念的产生与发展,驱使传统刑罚目的的演变和矫正复归制度的发展。回归社会学中“让犯罪者复归社会”所蕴涵的跨越时代的进步理念,铸就了其必然取代传统的过分注重惩罚效果的单一行刑目的的历史命运。

回归社会学的理论发展,既有源于对刑法、刑罚体系的现代解构,又有对于回归人员再社会化过程中权利保护的延伸。从理论发展的轨迹观察,回归社会学理论溯源在于刑罚报应本质和教育改善机能的二元聚焦和对立,并且自始至终嵌入惩罚与复归、规训与自由的矛盾争议中。即使现代性元素(例如人道主义、人性化目的等)轮番冲击传统的惩罚制度,但是由于犯罪背后的社会结构根源以及主体犯罪多因素的结果,使得回归社会学的理论充满张力,间续形成并自成一体的有关罪犯回归的理论不断影响传统矫正价值观,具体有新社会防卫思想、复归理论、深化复归理论、行刑社会化思想等。新社会防卫思想提倡刑罚和保安处分并用,认为保障人权与防护社会两大砝码应在刑法价值的天平上保持平衡。在对犯罪者执行处罚时,应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使其在处罚之后得以完整、健全的人格重返社会,以体现最高的人道主义;[4]复归理论认为刑罚的基本目的不是惩罚,所有罪犯都是可复归的;监狱是一个提供矫正罪犯的富有建设性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惩罚罪犯、剥夺犯罪能力的场所;[5]深化复归理论认为“犯罪是社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改造罪犯必须使其置于由多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特定环境中,从事多方面社会实践的体验。在罪犯复归社会前后,只有充分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合力救助、教育改造和防范犯罪分子,才能保证和巩固刑罚执行的效果,确保行刑目的的实现”。[6]行刑社会化思想“提倡将罪犯的改造和矫正尽可能的同社会相融合,社会化其行刑理念和行刑方式,关心犯罪人的心理、生活,最大限度地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真正实现以人为本”。[7]

(二)文献回顾: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理论动态

国外对于罪犯回归社会的研究,源于其由来已久的保护实践。假释制度发轫于英国,流行于西方,是西方刑罚轻刑化、行刑社会化、教育刑理论和社会复归理论等刑事政策选择的结果。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假释人员再犯罪率的不断攀升,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法学和监狱学界出现了很多有关该部分人群回归社会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从假释制度的演变发展可以看出,“刑本位”向“人本位”转变,刑事政策乃至社会政策的重新解读已逐渐从刑事司法体系的“单边工作”(出狱人保护)转为以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主体适应为核心、主体间性为视角,从其“主体”需要出发来研究假释人员社会适应问题,试图解释他们回归社会进程中社会适应的困境。[8]

国外有关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研究,大多还是被嵌入有关“出狱人”的争论中,呈现出阶段明显的两种主要思想:“出狱人保护”和“出狱人社会适应”。[9]前者多是刑事司法体系单边工作的集中,侧重于从制度、法律、实践操作层面体现刑罚和刑事政策对假释人员的人道主义、福利思想;后者则被威尔金森(Wilkinson)称为“迟到的风暴”,侧重于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探索假释人员的微观生活世界,并着重讨论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障碍和社会融入问题。近年来,美国以及英国、加拿大等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等学者纷纷加入到假释人员回归社会适应问题的研究行列,他们从种族、性别、阶层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假释人员社会适应内涵、社会适应过程、影响适应因素等方面。总体来讲,当前国外有关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研究已超越了单一学科的界限,不再局限于宏观的、假释价值的理性思考、假释执行的人性化设置,也不再局限于纯粹的群体特质、行动逻辑的考量,而是将人道主义、人权保障、非制裁化、刑罚技术化理念嵌入到微观世界,将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个体行动等作为变量来分析假释人员的再社会化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探索社会适应中极端的社会排斥现象以及社会融入对策。

国内对于罪犯回归社会的研究开展较晚。对于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研究,更是受到了刑罚传统、行刑理念的桎梏,对假释权利论、教育刑理念、行刑社会化理念等的接纳与理论适用明显迟缓。不过,随着刑罚执行制度改革之一的社区矫正试点开展,学术界逐步加强了对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讨论,之后对于假释制度和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反思一直持续不断。当然,在学术研究层面,传统与改革并存的刑罚体系始终链接了两种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主导思想:一种是典型的官僚保护主义;另一种是开放的社会复归主义。前者是“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的体现,重在价值理性梳理,强调制度设计,强化对假释人员的管控,集中在假释人员重新犯罪、安置帮教、权利保障等方面进行讨论;[10]后者已逐渐过渡到“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有重构假释“复归之路”的功能,注重假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仅从政策、制度层面不断强化对于假释人员的帮扶,也开始注重利用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元素强化对假释人员的支持。[11]需要关注的是,后一种主导思想链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调“去监狱化”和“继续社会化”,从系统论视角重新审视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再社会化进程。

国内有关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研究进路也与国外颇为相似,研究对象既有广义“出狱人”的延展,又有“社区矫正对象”的定位;研究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法学,同时也不断注入社会学、社会工作、心理学等多学科的元素。在法学层面,着重考量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价值重塑、制度保障,将重点集中于假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法律性失权”和“制度性排斥”的讨论,着重关注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制度排斥;在社会学层面,着重考虑社会性元素(如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在假释人员回归社会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在社会工作方面,侧重从社会工作理念、方法和技术嵌入到假释人员回归社会进程中,探讨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路径;在心理学方面,着重对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现象进行心理学视角的分析。

从文献看来,国内对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研究已逐渐呈现多元化态势,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制度层面的考量,关注重新犯罪、安置帮教、社会保护等问题,同时也开始有更多的社会、文化要素嵌入其中,包括开始用社会学或者社会工作的专业视野分析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适应问题。当然,受限于假释制度改革的适度缓慢性,国内专门针对假释人员的研究从体量上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研究思维也主要聚焦于对假释人员去监狱化以及再社会化的思考,同时容易受到“监狱-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的影响,将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看作是一种“重新”社会化的过程。当然,目前学界已逐渐接受系统论的观点,从系统视角出发,将服刑前、服刑以及服刑后看作一个连续的整体,探索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新途径。

三、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障碍表征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一方面,社区矫正的刑事执法活动特征,决定了社区矫正存在威慑力和行动性;同时社区矫正被赋予的法定的教育帮扶功能,也意味着社区矫正始终会存在惩罚性与福利性之间的矛盾。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再社会化过程,惩罚性的本质体现和福利性的手段如何保持平衡,决定了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难易程度。另一方面,刑罚问题的社会学解释催生了刑罚与社会结构、刑罚与福利社会、刑罚与社会控制、刑罚与文化、刑罚与政治理论以及刑罚市场力量等方面的思考。尤其是从研究深度来看,社会存在、社会运行、社会关系、社会主体、社会群体、社会文化、社会经济等对刑罚意义有着迥然不同的思维路径和理论范式。也就是说,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结构解剖与印证的过程,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不断凸显权利保障与社会价值,使得社区矫正假释人员重返社会的障碍充满浓厚的社会性特征。当然,事实上,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回归社会的问题,也是一个其自身适应社会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融入社会的问题。社区矫正假释人员既面临着再社会化过程中被标签化和污名化的多重困境,又必须接受强制性的规诫和感化。在现实中,社区矫正假释人员最易遭受制度、文化、市场、社会交往、心理等方面的障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障碍

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往往来自于制度因素。所谓制度障碍主要是指诸如政策、法规等制度形式在制定、实施、参与、评估等过程中缺乏对某些特殊社会群体的关注,使得该特殊社会群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排斥,权利、机会、资源等被忽视和剥夺。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刑事政策的转型问题、法律制度的滞后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问题,交错在一起,对假释人员回归社会形成挤压和阻力,增加了假释人员再社会化的难度,使得假释人员很难在制度范畴之内寻求庇护。

1.刑事政策障碍

所谓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法的总和,因而是不同社会控制形式的理论和实践。刑事政策的制度障碍不仅源于刑事政策本身的保守性和滞后性,也归因于刑事政策变迁过程中的收缩战略。在这里,[12]刑事政策的保守性和滞后性表现在刑事政策的调适受制于结构性制约因素而显得缩手缩脚,重在稳定。刑事政策变迁过程中的战略选择主要是指根据政策变量主动或者被动采取的刑事政策的调适、替代、扩张与收缩。正如法国刑法学家米海伊尔·戴尔马斯-马蒂在其代表性论著《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中所提出来的刑事政策的国家模式(自由社会国家模式、专制国家模式、极权国家模式)和社会模式(自主社会模式、自由社会模式),以及刑事政策的主要运动类型(调适的战略、决裂的战略、扩张或收缩的战略)。[13]

我国的刑事政策植根于特定的制度土壤中,已逐渐从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过渡到国家-社会本位型刑事政策,强调法治保障和人权保护成为刑事政策的两个基本点。但相较而言,当前我国刑事政策所倡导的“宽严相济”并没有如约兑现其内涵的现代意义和社会价值,由于始终内嵌于固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中,维稳和高度司法行政化,使得刑事政策出现宽严失衡,宽严不当。特别是在社区矫正假释制度适用方面,刑事政策所体现出明显的保守性和滞后性,缺乏对社区矫正假释适用的针对性政策,导致假释人员绝对数量偏少,超低的假释率长期存在,成为阻碍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复归社会的重要因素。现实中,还存在非典型的二元悖论问题,即司法部门为了保持重新犯罪率的最低水平,对假释适用采取了过度谨慎的态度,间接造成了缓刑的非正常的过度增长,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2.法律障碍

所谓法律障碍是指法律空白、法律缺位、法律剥夺。法律缺位通常是指法律上没有具体规定而给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带来无章可循的难题的障碍;法律剥夺特指依照法律内容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限制。

社区矫正假释人员面临的法律障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相关法律在假释人员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等方面过于模糊笼统。虽然新颁布的《社区矫正法》规定假释人员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侵犯,在就业、就学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但是仍然缺乏执行力;第二是相关法律特别强调假释人员权利剥夺和权利限制。虽然《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补充规定》较为具体地规定了假释的前置条件、程序、内容等,假释逐渐趋于标准化和规范化,但是散见于其他法律的规定却从制度上对假释人员回归社会形成了重重阻碍,造成假释人员的“法律性失权”。事实上在我国,假释人员被限制或者剥夺的权利种类依然非常广泛,例如公务员选任中特别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目前法律障碍有扩大的趋势,已经不限于单纯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一些地方性规章也纷纷效仿作出此类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假释人员的再社会化过程形成了法律性桎梏。

3.社会保障制度障碍

社会保障制度在本质上既有政策的内核也有法律的特征,但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性和普适性,相较于刑事政策和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对社区矫正假释人员的社会意义更大。社会保障制度障碍主要表现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

首先,在养老保险方面。假释人员回归社会以后同样面临养老困境,尤其是对于已步入“老龄化”的假释人员来说至关重要。目前假释人员在回归社会以后养老保险方面面临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犯罪前已开始足额缴纳养老金,假释后却因监禁羁押期间未按照国家规定按时缴纳养老金而无法补交或申领;二是退休人员被判刑后,假释期间虽能享受判决前的基本养老金,但不能参与基本养老金调整,判决前的标准和调整后的标准差异较大;三是犯罪前未就业,假释后生活窘迫,生活无着落的假释人员在缴纳养老保险时显得有心无力。[14]

其次,在医疗保险方面。现实中,医疗保险赖以存续的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的制度因为假释人员就业过程中暂时性就业和非合同制的普遍存在而变得没有意义;部分没有工作和临时性工作的假释人员因为不符合医疗保险的标准而无法参加;就业单位破产倒闭而无法按时足额交纳医疗保险金的假释人员,在短期内无法享受医疗保障;部分曾经做过公务员的假释人员则彻底失去“公费医疗”保障。

最后,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社区矫正法》规定了“社区内矫正人员在就学、就业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容受歧视”。因此,申请低保是以经济生活困难程度确定,与是否刑事犯罪没有直接联系,也就是假释人员可以实际情况按照规定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现实中,部分无生活来源、劳动能力较低、无稳定工作、家庭生活水准处于贫困线下的假释人员及其家庭,按照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标准,被纳入救助范围。但是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的底线标准以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性的存在(尤其是城乡差异的存在),假释人员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的地域性差异较大,同时由于传统情结和政策执行过于苛刻(以家庭人均收入而非个人收入为标准对于假释人员来说要求过高),标准过高导致部分假释人员不能申请或申请过程中遭到刁难。[15]

(二)文化障碍

文化障碍可能源于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壁垒,也可能源于文化再生产所形成的固化模式。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之后仍然面临着文化嵌入的问题,文化的结构性要素成为了这类群体面临的最深层次的社会影响因素。所谓文化障碍更多的是指文化的排他性作用,是文化陌生、文化差异、文化迁移等带来的少数群体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峙,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传统、价值观、信仰、习惯等文化权利被区隔并不断形成闭环。在这里,我们认为假释人员所遭遇的文化障碍特指过度报应观下该类特殊群体容易被标签化和强制污名化,成为社会文化的负面和消极代表。[16]事实上,由于假释人员作为行动主体的结构嵌入和文化嵌入始终是回归社会的固有模式,文化障碍的消除不能实现,假释人员的主体性就得不到体现,基本的文化权利也无法获得相应的保障,造成的结果就是假释人员与主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和裂痕越来越大,群体间的矛盾不断积累。

一方面,文化障碍的排斥性如紧箍咒般,将假释人员排除在主流社会和群体之外,特别是朴素的泛道德化与强制性的污名化使得假释人员往往成为正统文化的反面形象代表。这种文化定势源于社会对于犯罪的“仇视”,源于传统的“道德报应”和“法律报应”,通过对假释人员的强制性教育感化以及强制附加“污名化”符号,使其丧失社会信任或社会价值,并为这种文化障碍找到合法性和合理性。例如,假释人员被称为“上过山”“进过局”,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邪恶、阴暗、堕落、迷茫、道德败坏”的刻板化印象,并认为这些人之所以有所遭遇是咎由自取,是一种报应。

另一方面,文化障碍的持续性问题会带来绝对的文化隐匿行为,也即逃避文化交往,隔绝文化沟通,封闭文化生活,导致假释人员话语权的剥夺和社会影响力的下降。由于过度的标签烙印、传统报应文化的极端压制以及现代主流文化的消极应对,多数假释人员会主动选择沉默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95056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