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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研究
【作者】 樊冰
【作者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
【分类】 律师
【中文关键词】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辩护制度;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2
【页码】 105
【摘要】

完善辩护制度、保障律师权利已成为司法改革甚至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部署。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权利行使遭遇一系列现实障碍,律师执业规范存在“边际”困境,律师申诉控告救济机制实效不足。检察机关需要认识到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应有之义、推动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步骤以及构建新型检律关系的必然需求。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应当从确保律师受托权,便捷律师会见、阅卷、调取证据,听取律师意见与异议,落实律师法庭质证以及探索律师执业豁免等方面着手。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5043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完善辩护制度、保障律师权利已成为司法改革甚至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部署。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2019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大检察官研讨班上指出,“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是应有之义,也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的必然要求。办案中要真正把律师当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真诚尊重、真心支持。”律师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能够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必要保障。如何使律师执业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便是司法实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一、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实践检视

现代刑事辩护以律师帮助为核心。辩护律师只有充分行使其执业权利才能在刑事诉讼各个环节最大限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利益,真正实现有效辩护。《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改后,从法律层面扩大了辩护律师的多项辩护权利。但是法律实施以来,司法实践中依然暴露出诸多问题,限制了辩护律师作用的发挥。其中既有部分办案人员主观上对律师执业认识不到位的因素,也有由于律师权利保障救济机制长期不完善所引发的保障“失利”问题。

(一)律师权利行使的现实障碍

在会见权方面,《刑事诉讼法》明确了看守所48小时安排会见的义务。但是司法实践中对安排会见的时间、次数以及会见方式等操作不一。一些地区看守所或人为限制会见时间,要求会见必须事先进行预约,或在法定“三证”之外对律师会见附带其他条件,变相地对律师会见权进行不合理的限制。

在阅卷权方面,《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改后即扩大了律师的阅卷范围,明确了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资料。但实践中依旧存在办案机关怠于保障辩护律师阅卷权、限制阅卷方式和阅卷范围的情况。有学者统计,律师申请阅卷后检察机关及时安排阅卷的仅占34.3%,三个工作日内予以安排的占47.5%,仍有18.2%的律师无法在三日内顺利阅卷。[1]另外,律师无法自主选择便捷有效的阅卷方式也成为影响律师阅卷权实现的一大难题。在笔者的调研过程中,个别律师反映某些检察机关仍然存在只许查阅摘抄而不允许复印、拍照的情况,甚至会直接限制律师阅卷的范围,如仅允许律师查阅容易装订的书面案卷,而不允许律师复制审讯录像等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在调取证据方面,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不具有强制性,当被调查单位和个人无故拒绝或者不配合,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予协助时,律师往往没有其他救济途径。实践中辩护律师申请检察机关收集或者调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也常常会面临办案人员以无暇调取,或者与案件定罪无关为由而不予批准,或者证据目录中列明的证据不提供给辩护律师的情况。[2]

在与办案机关沟通方面,辩护律师与办案机关及时有效地沟通,了解案件进展、表达意见是保护刑事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但实践中不少律师反映审前阶段难以通过正常途径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办案人员不予合作的情形时有发生,甚至一些“办案机关对案件进度及其移送情况普遍不履行告知义务,需辩护律师自行打听”。[3]除此之外,审前阶段检察机关主动听取律师意见的案件占少数,即便是律师要求听取意见的,也经常遇到检察机关未予安排听取或者要求书面听取的情况。

在法庭质证方面,辩护律师“举证难”“质证难”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比较突出。保障证人出庭,尤其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人出庭是确保律师举证权利的必要手段。然而,我国证人出庭率低,律师在法庭上往往没有质证对象,尤其是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侦查办案人员经常用情况说明代替出庭。律师在法庭上的提问有时可能会被法官随意制止,对于重要证据不能进行“一证一质”,使得律师的质证权流于形式。[4]

(二)律师执业规范的“边际”困境

建立良好的律师执业环境以及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是律师独立行使执业权利、有效履行职责的基础。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7条明确规定:“律师如因履行其职责而使其安全受到威胁时,应得到当局给予的充分保障。”[5]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出台为规范侦查办案行为、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新契机。然而,实践中相继出现辩护律师向被告人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后,被告人随即虚构刑讯逼供事实当庭翻供,辩护律师因此可能以“毁灭、伪造证据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甚至个别案件中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追求从轻、减轻处罚的结果而检举揭发辩护律师曾帮助或者教唆自己翻供、串供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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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与教唆翻供的界限已经成为悬在律师头顶上的一把利剑。一方面,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应严厉查办“造假律师”,维护法律尊严;另一方面,国内众多律师在网络上齐发声,要求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严禁办案机关滥用权力对律师进行打击报复。一些地区的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只要认为辩护律师、代理人有伪证或者妨碍作证的行为,就立即对相关律师进行立案调查与人身控制。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有“报复律师”的嫌疑,损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而且极大影响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为了防止侦查机关滥用权力对律师进行打击报复,《刑事诉讼法》特别规定了对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这种原办案机关的“整体回避”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公正办理律师伪证案件,但在具体办理细节上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当前侦查机关处理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做法大多是在审查后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由报请办理该案侦查机关的上一级侦查机关指定其他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或者由上一级侦查机关直接立案侦查。

然而,根据我国现有的司法体制,侦查机关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利益关联。若上级机关处理律师涉诉案件难免会出现偏袒之嫌,处理结果也难以令公众信服。同时我国级别管辖有严格的标准和界限,将未达到上级机关处理标准的案件交由上级处理增添了上级机关的工作负担。辩护律师涉嫌犯罪案件的程序性处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律师申诉控告救济机制实效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49条明确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这一规定强调了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救济的重要职责,并明确了律师权利被侵害后的法定救济渠道。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又进一步明确辩护律师权利受阻的申诉、控告案件由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具体负责。由于《刑事诉讼法》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较为笼统,没有就审查程序、审查期限、答复方式以及纠正违法措施等重要内容进行刚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律师申诉、控告机制的实效性。

2013年以来,虽然检察机关加大对律师控告与申诉案件的办理力度,不断探索新型受案渠道。但总体上看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律师控告与申诉案件数量仍然较少。有学者统计,201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接收的阻碍律师行使诉讼权利的申诉或者控告平均每年不到2000件,并且在所受理案件办理机制与监督力度上明显呈现刚性不足。[6]检察机关对于辩护律师权利受阻案件的处理属于事后监督,而主要的监督手段是检察建议或纠正通知书。而此类案件往往牵动多个部门、不同诉讼程序以及办案环节,需要与其他涉事部门领导以及承办人员沟通。如遇部分承办人员不理解不配合,案件往往难以推进。实践中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予以纠正和纠正幅度等问题仍由其内部自行决定,影响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效果。

另外,辩护律师在司法实践中如遇权利行使受阻,有时会碍于职业发展不利等因素而放弃主动控告申诉的机会。此时如果检察机关不增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主动性,实则是减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权利,不利于诉讼公正。

二、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现实意义

辩护律师虽然维护的是被追诉人的利益,但从更高层次上是维护司法公正、探知事实真相。律师与公诉人在刑事诉讼中并非简单对抗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平等相待、彼此促进的关系。从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推动人权保障工作和构建新型检律关系三方面考虑,检察机关都有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义务。

(一)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应有之义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所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的重要职责。我国检察机关既是刑事犯罪的追诉者,也是诉讼程序中违法行为的匡正者,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因此“检察机关积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校正公诉人片面追诉倾向,真正实现控辩平等”。[7]大陆法系国家要求检察官遵守客观义务,检察官应当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不偏不倚地进行诉讼活动。陈光中教授曾明确提出,保障律师合法权利是我国检察官客观义务在立法上的体现。[8]

在监督职能下,检察机关应当带头执行法律规定,落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义务。对于律师提出的收集、调取相关证据的申请,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审查,符合法定调取条件的尽快调取。同时,推进检务公开化,保障律师对案件办理情况的知情权。对于侦查人员、公诉人员以及审判人员违法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检察部门应依法严肃处理,通知相关人员予以纠正。

(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是推动人权保障工作的重要步骤

随着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不断发展,刑事司法的现代化在传统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的价值追求之上,又增添了保障人权的价值。一方面要求办案机关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依法办案,不得对刑事被追诉人及其律师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当侵害或者限制;另一方面要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赋予处于弱势地位的刑事被追诉人及其律师一系列权利,并加强对其合法利益的保障,使其与追诉机关形成抗衡,保证刑事诉讼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实体公正包括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和对实体法的正确适用。律师在审前程序积极调查取证,增强了证据收集的全面性。不仅可以弥补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证据收集的不足,还可以监督公权力机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辩护律师通过在法庭上辩驳追诉机关的指控,对公诉方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提出有利于辩方的事实和依据,可以促进案件事实真相的还原。随着控辩双方庭上举证、质证活动的深入,案件事实将会更加清晰,证据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明朗。辩护活动也有利于抑制法官的恣意性,确保法律的正确适用,促使法官秉公办案,不徇私枉法。法官通过直接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兼听则明形成内心确信,审判结果必须基于庭审活动而作出,加强了对事实和证据认定的公开性与透明性。

程序公正是指刑事诉讼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蒙受不利影响的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诉讼中,并且有机会反驳不利于自己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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