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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商业化的困境与出路
【英文标题】 The Predicament and Outlet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Works
【作者】 齐爱民曾钰诚【作者单位】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
【分类】 著作权法
【中文关键词】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商业化;公法;私法;规制;三元论作者观
【英文关键词】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commercialization; public law; private law; regulation; the three theory
【文章编码】 1672-769X(2016)06-0043-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6
【页码】 43
【摘要】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商业化发展,不仅能发掘作品自身内在价值与潜力,也能促进民间文艺的保护与传承。但现阶段由于法律规制的不足,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商业化发展面临困境。这需要我们确立民间文艺作品保护的法律原则;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从公法与私法不同角度对民间文艺作品商业开发行为予以规制;构建个人、集体、国家的“三元论”作者观界定民间文艺作品的权利主体,从而寻求各方利益平衡。

【英文摘要】

Works of folklor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not only to discover the works of their own intrinsic value and potential, but also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folklore. But at this stage due to lack of legal regulation, so that works of folklore commercialization face difficulties. This requires us to establish the legal principle of folklore works protected; accordance with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aw” and “folklore copyright protection regulations” from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aw at different angles be regulated for folklore works business development activities; to build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Three for” national Concept defines the rights of authors subject folklore works that seek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0324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商业化困境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各种风险的滋生,具体而言,主要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漏洞剖析:制度困惑与体系性不足
  2000年初,郭宪诉称发现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抄袭、盗用原告于1997年3月出版的著作《中国民俗吉祥剪纸》一书中的五幅剪纸作品,用在被告独家专营的2000年《中国邮政贺年(有奖)明信片》装帧及奖品-钥匙链上。被告在使用该五幅作品时,又任意篡改作品的名称、图形和寓意,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被告辩称五副剪纸作品属于民间艺术,《著作权法》第6条已经排除了民间艺术作品的适用,所以不得援引《著作权法》作为评判的法律依据。法庭最后的裁判结论是:《中国民俗吉祥剪纸》一书中的五幅剪纸作品具有独创性,并非民间文艺作品,应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1]。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白秀娥与国家邮政局、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判决的依据以及结论如出一辙[2]。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社会公众在发掘民间文艺作品的商业潜力之时,往往承担较小的责任风险,这根源于法律制度的欠缺,导致违法成本较低,大量侵权乱象的突显。每当遇到诉讼风险时,侵权人都会援引《著作权法》第6条将民间文艺作品排除出保护范围,国务院也没有出台相关的保护条例,判令侵权并无任何法律依据等为由进行抗辩。人民法院大多数情况下会以“作品不属于民间文艺作品”这一牵强的理由驳回原告的诉求,这其实是利益权衡之下无奈的选择结果。在中国如此庞杂的法律制度体系之中,我们竟无法找到一部专门针对民间文艺作品予以规范和保护的“法律”。民间文艺作品权利人在作品商业化的过程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法律保护仍处于真空状态的今天,更显突出。人民法院认定争议作品不属于民间文艺作品是因为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独创性,并非世代相传且无特定作者,这些理由显然没有说服力。虽然部分民间文艺作品经过时代的洗礼与岁月的磨砺,存在形式较为稳定,后代仅继承沿用,并无加工之意。但是这并不能够得出民间文艺作品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独创性的结论。时代的发展深深影响着民间文艺传承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作品的理解,时代元素与作者智慧无形的渗入作品之中,这本身也是作品的发展与创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属于民间文艺作品。“无特定作者”本身也不应作为判断作品属性的考虑因素。
  (二)运行偏差:权利归属的设计缺陷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在《赫哲族诉郭讼侵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案》(又称《乌苏里船歌案》)中,针对民间文艺作品的权利归属这一问题上,法院依据现阶段司法实践的主流认识进行判定,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由产生并传承该作品的特定族群享有,是族群成员共同创作并拥有的精神文化财富。”[3] 2014年孕育而生的《征求意见稿》规定,民间文艺作品的权利主体为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但对于民间文艺作品权利主体是否仅限于特定的集体,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探寻之声此起彼伏,见仁见智。部分学者主张“集体作为民间文艺作品的唯一权利主体,而个人与国家则不宜作为民间文艺作品的版权主体”[4]。有的学者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属确定为特定的民族、族群、社群,这是惠益分享原则的体现,惠益分享的主体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来源于某一群体”[5]。有的学者则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特定情形下,个人主体、社群主体、国家主体作为权利主体均有其合理性,不能过于绝对化而欠缺通盘考虑”[6]。还有的学者主张“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同于普通个人作品予以保护,彻底否弃集体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人的传统观念,赋予传承人以著作权人身份”[7]。观念的多元性从侧面反映出问题的复杂性,如果不能尽快统一权属认定的学说及标准,将会对民间文艺作品的商业化发展产生阻碍。对民间文艺作品进行商业开发,需征得具体权利人同意,并支付合理报酬,这是对知情同意原则以及惠益分享原则的贯彻,也是民间文艺能够持续发展,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关键。单就民间文艺作品本身的特性而言,随意剥夺或者否弃个人、集体、国家作为权利主体的做法可能都有失偏颇。不仅严重损害实际权利人的实体权益,而且增加民间文艺作品商业化过程中的未知风险机率。
  二、商业化发展的制度基础与价值目标
  民间文艺作品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这得益于其根植于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民间智慧的结晶,也是普通民众普遍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和消费市场。如果能将民间文艺作品进行商业化运作,将其商业价值潜能释放出来,不仅能给权利人带来极其可观的利润收益,而且从宏观上能够推动民间文艺的发展。在我国,对民间文艺作品进行商业化运作已经十分普遍,这与我国的政策环境与权利人的价值目标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双创”构想的实践
  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立即在中国掀起了一阵创新的热潮,紧接着国务院跟进出台一系列支持创业创新的政策。2015年3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2015年6月,《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也正式公布[8]。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无疑对于促进创新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双创”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简称,总的构想是通过创业带动就业,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形成“众人创业,人人创新”的新态势。在《指导意见》中提到要加大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力度,具体表现在:第一,完善创新创业的平台建设,便利创新创业活动,实现优势资源的共享。第二,降低创新创业门槛,形成“草根创业,人人创业”的热潮。第三,加大资金引导与投入,培育小微创新型企业,通过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不断提升创新水平与高度等[9]。该文件主要强调对创业创新的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和引导。比这一规定稍晚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政策措施意见》)虽然在内容方面大体一致,但是仍然有细微的差别,比如规定中着重提到了要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即完善相关维权体制机制,畅通维权渠道,加大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等等[10]。这一点在《指导意见》中并没有提及,具有进步意义。
  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出台体现出国家对创业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为民间文艺作品商业化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对于民间文艺作品权利人来说,最为关注两方面问题,第一是国家政策环境和制度是否支持,第二是国家是否保障其合法权利不受侵犯。而《政策措施意见》对这两个方面均给予了很好的回应。民间文艺作品在商业化开发过程中,改编作品权利人在改编民间文艺作品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同样会关注其改编作品著作权的保护问题,如果所改编的作品被人随意抄袭、引用、剽窃而无法请求侵权者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其创作的热情也会随之减退,最后会阻碍民间文艺作品商业化的发展。国家一系列支持“双创”规定的出台解除了民间文艺作品改编者的后顾之忧,使之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与资金在民间文艺作品的商业开发上,推动商业化的发展。
  (二)保护理念的制度化趋势
  2014年国家版权局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11],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虽然并不是以正式法律文件的形式进行公示,但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征求意见稿》的具体内容体现了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的目的与立法用意,即加强对于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保护力度,明确著作权利归属。
  在2014年《征求意见稿》出台以前,我国对于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法律规定几乎处于空白,唯一明确提及要对民间文艺作品进行法律保护的规定出自《著作权法》第6条,由国务院具体制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细则及其办法[12]。该规定仅具有象征性意义,如若国务院不出台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那么该条文就不具备操作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社会上存在大量侵害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的案件的原因之一。法律规定的空白导致目前的侵权乱象丛生,例如2001年备受瞩目的“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政府诉郭讼等侵犯民间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一案”、“郭宪诉国家邮政局侵犯著作权案”、“剪纸艺人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侵犯著作权案”等。这些案件发生的背后都折射出法律规范的缺失。侵权行为可以肆无忌惮且不受任何制约,这不仅是对民间文艺作品原始著作权人的权利侵害,也是对权利的继受者、作品的再创作者权利的侵害。
  2014年《征求意见稿》的出台给著作权利人打了一针强心剂,虽然现在还处于征求社会意见的阶段,但是我们能够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对于民间文艺作品的法律保护将会越来越系统和完善。《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具有全面性与前瞻性,例如民间文艺作品的概念的界定、民间文艺作品的归属、使用改编作品的授权、报酬的收取和分配以及责任的承担等都在《征求意见稿》中有详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特点就是对于侵权行为所需承担的责任规定十分明确,加大了对于侵害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惩罚力度,切实保障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无疑对民间文艺作品商业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例如《征求意见稿》第10条规定,特定的民族、族群或社群以外其他使用者使用根据民间文艺作品改编的作品,除要征得改编者的同意以外,还应当支付合理的报酬[13]。作品的原始权利人可以通过授权获取报酬,而作品的改编人也可以通过其改编作品获得经济效益,并且第三人未经权利人同意不得以除合理使用以外的任何形式对民间文艺作品及其改编作品进行利用,这就极大地保障了改编作品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客观上推动了民间文艺作品商业化的发展。
  (三)激励创新与保护传承的内在互动
  激励创新和保护传承并非相互排斥,两者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激励创新中保护传承,在保护传承中激励创新。激励创新是内在价值追求,而保护传承则是外在价值追求,一内一外,互为表里。
  激励创新是知识产权发展永恒的价值追求,知识产权领域内任何制度设计都是以激励创新为目的。在民间文艺作品商业化过程中,伴随着创作者以及再创作者,对于民间文化理解的不断加深。对不同的理解进行提炼,进而转化为智力成果。除此之外,还包括在原有的民间文艺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或者以原有的民间文艺作品为背景进行再创作等。无论是何种形式,都客观上推动了民间文艺的发展与繁荣。民间文艺作品商业化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针对民间文艺作品的开发创新上,保证了创新所必须的资金需求。而且,民间文艺作品自身潜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无论是创作者本人抑或是进行民间文艺作品开发的单位,都愿意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成本,以求获取更大的利润。民间文艺作品开发的市场潜力巨大,这源于中国传统知识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而且民间文艺作品大多都为人所熟知,受众较为广泛,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作品类别。所以对于民间文艺作品进行开发和商业化运作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对民间文艺作品的开发也就是通过智力劳动,将创作者的智慧与创新思维凝结在民间文艺作品中,从而产生创造性智力成果的过程。民间文艺作品商业化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创新热潮,激发创新活力,而创新本身也会推动民间文艺作品商业化的发展进程。
  保护传承同样也是民间文艺作品商业化发展的价值目标。任何对于民间文艺作品的开发与利用都需要考虑其传承的因素。民间文艺作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历史文明所沿袭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前人所流传下来的累累硕果继承好、发展好。虽然民间文艺作品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但是系统保护的缺乏和现代元素的冲击,导致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没落,被人们所遗忘,最后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对于民间文艺作品的商业化运作和开发不仅仅是为了挖掘作品潜力,获取经济效益,更多的还应当具有保护文化传承的用意。在对民间文艺作品进行商业开发过程中,创作者往往将自己所思所想赋予作品之中,使作品既保持原有的特点又能与时俱进,既保持生机活力又不失特点,
  推成出新,赋予作品新的时代内涵。这其实是民间文艺作品在日新月异的今天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在发展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民间文艺作品在商业化的过程中, 客观上也为其传承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机遇。
  三、问题出路: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
  (一)理论创新:三元序位论去魅
  笔者主张,构建“三元序位论”来判断民间文艺作品权利的归属,并在个人

  ······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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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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